贾似道是不是奸臣?贾似道是怎样成为奸臣的?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贾似道

贾似道是南宋晚期权相，他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无外乎是欺上瞒下，贪污枉法，欺凌弱小，鱼肉百姓，陷害忠良等等，不一而足，而最严厉的，是说他奸猾祸国，勾结蒙古，吃里扒外，是导致南宋被蒙元灭亡的罪魁祸首。历史上的贾似道真的很坏吗?贾似道是不是奸臣?

受命于危难之际

贾似道早年曾督战鄂州，战绩非常不错，率领宋军抵挡住忽必烈亲自率领的十万蒙古大军，令后者灰头土脸，无功而返;经此一役，元世祖忽必烈都不由对贾似道的能力击节赞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这是明确记录在正史中的事件，足以证明贾似道带兵能力并不像坊间传闻中那么不堪。

贾似道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南宋已在长期和金人蒙古的作战中精疲力尽：“是岁，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广东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户五百六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大理寺奏大辟三十三人。”当宋度宗上台时，朝廷账面能统计到的人口数量仅剩1300万，宋王朝一半只计算男丁数量，就算按2倍计算，撑死也不过2600万人口。而南宋王朝巅峰时有6000万人口，这意味着朝廷的收入锐减了一半以上，也足见南宋王朝已衰落到了何等程度。长期积弱积贫的宋王朝，面对的敌人却是比金人强大许多的蒙古人，自南渡以来，赵宋已在临安苟安了近百年，而如今，歌舞升平的好日子到头了，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就在眼前。

赵构在南渡之后，为了拉拢豪强依附自己的统治，对他们的横行不法多有包庇纵容。号称明君的宋孝宗也并未进行匡正。在朝廷的纵容喝默许之下，地主豪强大量圈占百姓的土地，部分豪强甚至还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比如播州杨氏、思州田氏，在湖南、江西、福建、两广也有许多小型地主豪强，拥兵自重，自成一体。这些豪强实际上成为了所在地方的土皇帝，他们的命令要比皇帝的诏书更有力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元朝末年，才在朱元璋的铁腕手段下被彻底解决。

这类兼具防御功能的圆寨是地方豪族的堡垒

在南宋中前期，由地主豪强们自行统计治下的户口，然后捏造数据上报朝廷，通常情况下，他们只会上交很小一部分税收收入。同时，蒙哥入侵，战乱频仍，使得更多民户躲避兵祸而投靠地主豪强。地主们也通过支援南宋抗蒙的机会，和朝廷讨价还价，索取更高的自主权，慢慢的，他们控制下的户口变得几乎完全不能统计，也几乎不再纳税了。此外，参与抗蒙作战的诸将们也借战功扩大势力，兼并土地，等于产生了新一批的大地主。不难想见，南宋朝廷的财政越发艰难。所以，当贾似道掌握中枢之后，实行改革实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若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南宋将会很快分崩离析。

贾似道的改革：公田法利弊分析

贾似道的各项改革之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改革当属公田法。“公田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新源头。”这是很多学者对公田法的诟病，让我们逐一分析，以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结论。

在所有弊端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公田法推行之后，南宋朝廷会发行更多的纸币，加剧了通货膨胀。宋朝廷的土地管理在南渡之后愈发混乱，财政状况十分糟糕。本来，南宋朝廷之所以大量增发纸币，是为用增发的纸币购买百姓手里的粮食，即所谓的和籴。大量发行的没有信用的纸币，一面世就贬值得和废纸一般，用这些毫不值钱的纸币去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其实就是强征无疑。

而且，和籴的摊派也极不公平，“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也就是说，强征或者说和籴的对象大多是本已十分穷困的农民和中小地主是，对实力雄厚的豪强却几乎毫无影响。贾似道本是下层出身，对民间疾苦了然于胸，因此，他推出的公田法，虽然也一样需要继续增发纸币，但收购的目标则大为不同，他一改之前从百姓手中强行征粮的做法，转而拿着这些纸币从豪强之家手中“购买”土地，如前所述，纸币形同厕纸，这样的“购买”也就是强征。其手段的掠夺性质不变，但“掠夺”对象从贫民变成了豪强，等于是朝廷出面强制将土地从贪得无厌的豪强手中征用，分发给无地贫农。对古代封建王朝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带有进步意义的举措。

第二个经常被诟病的问题是：官田上佃户的租税，比起豪强之家佣耕的租税要高出不少。这个情况确实十分严重。这是因为：豪强大族为了吸引更多的佃农，一般都会降低佃户的税米，以赢得佃户的拥护。由于宋朝廷租税异常繁重，自耕农们便乐得出卖土地，卖身豪强成为佃户，于是朝廷能掌握的自耕农的数量就越来越少了，税收自然也少了，国家财政也就更加困难。

同时，剩余的自耕农需要承受原先由更多人一起承担的赋役，他们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对于这些人而言，卖地投奔豪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选项，这样就形成了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租税高——自耕农卖地作豪强的佃农——剩下的自耕农负担更重——剩下的自耕农继续转投豪强——国家收入锐减直至崩溃。

如此一来，朝廷的赋税收入完全得不到保障，国家财政也濒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样的局面，贾似道只能通过强制的方式，从豪强手中征地，分发给向朝廷交税的自耕农，也就是让自耕农成为政府的佃农，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的收入不至于完全被豪强鲸吞。

贾似道经营的公田，和魏武帝曹操的屯田制，明朝时期的卫所制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是要在蒙古步步紧逼，军费浩繁的局面下，为国家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续一线之命。在此情况下，公田免不了会加重对雇用自耕农户的剥削。不过，因为公田法的推出，大大减少了和籴行为。换言之，虽然公田上自耕农的赋税加重了，但名为购买，实为强征的和籴行为却大大减少了。

因此，从总体上看，自耕农的负担还是大大得到了减轻，同时朝廷的收入也因为控制人口的增加而激增，形成了朝廷-自耕农双赢的良性循环，大大改善了之前国弱民穷，单单肥了豪强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朝廷-百姓双赢的前提下，加强了普通民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面对国力远远胜过自己的蒙元时，南宋君民上下一心，轰轰烈烈全民抗战，没有起义军与蒙古人里应外合，也没有面对敌人望风披靡，最后虽然因为实力差距过大仍不免败亡的命运，可歌可泣的崖山壮举也为后世推翻蒙古残暴统治保存了民族大义的火种。

公田法的第三个质疑点是：“没有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於巨室”，在贾似道上台执政之初，凭借其鄂州以一己之力抗衡忽必烈大军的战功，以及之前在经济上、军事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朝野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著名学者王柏献诗歌颂他“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反映了当时土大夫们对贾似道的钦佩和赞赏之情。

习惯于任意褒贬人物的太学生们，也争相称其为“师相”、“元老”和“周公”。可是，一旦当贾似道着手实施一些不利于官僚贵族和大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政策时，就遭到了他们群起而攻的猛烈反对。在贾似道败亡之后，这些政策措施就被作为他的一大罪状而载入史册。试问，如果贾似道如果没能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如何会招到如此仇恨呢?

压宋都，受宋太后、少帝降表，得府三十二、州百廿三、郡三十四、县六百九十八、兵卒百万、户千一百七十四万六千，资粮货宝不可胜计。——胡祗遹《紫山大全集·效忠堂记》按这条记录，南宋投降时，可能有户口1100万户，口5500万以上。我们却可以发现，对比宋度宗刚上台时仅有的2600万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

当然，南宋人口不会在战争期间如此快速增长，这要得益于贾似道执政期间，恢复了对之前脱籍的户口的统计，土豪们为了应付公田法，不得不完整上报甚至甚至多报人口。可见，贾似道的当政以及公田法的颁布，扩大了南宋朝廷的税收来源，增加了朝廷的收入。朝廷多增加的收入，可以用来赈济灾民，维护社会治安。最重要的，可以拥有更多资源对抗蒙古入侵。

根据掌握话语权的刀笔吏的说法，贾似道生活奢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他的党羽中也确实有许多名声不怎么好的人物。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历朝历代得罪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家大多被骂了个狗血淋头，比如变法令秦国富强最终一统天下的商鞅，又如西汉末期维新的王莽，北宋口称“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万历时期为明朝鞠躬尽瘁的张居正等等，无不被当时和后世的文人口诛笔伐，极尽诋毁之能事。可见，有魄力进行大改革者，要面对多么汹涌的抵抗，甚至有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单从这一点上来说，也是大多数人远不能及的。

终有宋一代，国策中从不抑制兼并，导致土地集中极为严重，久而久之，则国家有倒悬之危，贫者无立锥之地。在此情况下，政府以法令强制剥夺、削减豪强地主的财产，将其均分给无地的贫民，怎么看都有其利国利民的益处。千载之下，我们有必要还贾似道一个公道的评价。

元灭宋之后，官修《宋史》将贾似道形容成了一个只知欺上瞒下，款曲元朝，每日里逗弄蟋蟀的奸臣权相，然而元灭金朝只用了四年，征服从东到库页岛，西到新月地带的数万里山河，以1219年铁木真征讨花剌子模算起，只用了41年，但灭宋却用了四十四年——而这段相持的时间里，有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处在贾似道执政之下。若果然贾似道昏庸无能，南宋岂能相持如此之久？

贾似道本是贾贵妃之弟，又是重臣贾涉之子，门第之高，时人侧目，在其进士及第之后，更是官运亨通，出选门、入京官再转地方刺史不过三年时间，由此也被贴上了幸进的标签，宋史编修官正是基于这个标签，才有了正史之中贾似道的人设。然而贾似道真如历史上所说，只知丧权辱国，供奉元朝的话，宋理宗还会让他一路平步青云，四十岁就拜为右丞相，处人臣之极？

虽然宋理宗也被正史里说成耽于酒色的昏庸之主，但南宋能扛住蒙古攻势，渐渐形成守势，正是因为这位皇帝的识人之才——孟珙、余阶皆是宋理宗不拘一格用人才，才能一飞冲天，有了钓鱼城下大汗殒命，荆襄防线风雨不动四十载。而贾似道能超越孟珙、余阶从边塞守臣而入中枢为相，除了他是文臣同时还是小舅子的身份以外，他的战功也十分卓著。

第二次宋元战争时期，贾似道以枢密使领两淮宣抚大使之官，虽然名义上节制五道兵马后还增辖两广江西诸军，但他实无劲旅可调，以孤军入孤城，仅凭不到一万兵马在鄂州抵御忽必烈所率领的蒙古中路大军十余万众。蒙古西征横扫欧亚，用兵最盛时不过八万。其时蒙古四路伐宋，荆湖宋军主力驰援四川，外无可救之兵，内只弱旅困守，但忽必烈围攻一月，一度攻破鄂州东南城壁却依然败下阵来，而等到蒙哥丧命钓鱼城，吕文德领宋军主力驰援而来，忽必烈不得不退还。

宋史上虽然对贾似道多加讽刺，认为是诸将建功，贾似道只坐守枯城，但鄂州之战后，不仅忽必烈感慨：“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就连与贾似道在正史之上，形成正反面的另一面文天祥也曾感慨：“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实则鄂州若陷，元军将直趋临安，理宗或许南遁宁波而不投降，但不管是再来一次搜山检海，两浙遭到蹂躏，还是江淮防线由此崩溃，都是南宋不可承受之重。

在当国二十年之后，贾似道亦如宋理宗一样，耽于享乐，不过两宋优待官宦，只是贾似道荣宠之盛，可谓两宋之最，这才成了文人手笔的靶攻之处。但他最被诟病的是议和、搜刮民财以及丁家洲鲁港弃军而逃。议和不是罪，主战也非功。南宋历史上三次北伐，其中开禧北伐便是真奸臣韩侂胄所主导，而以宋元战争后期的形势而言，南宋款和蒙古，两国约为盟国，实际上才是最好的策略。

在经过了三次西征之后，蒙古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入主中原”，其疆土辽远，横跨三洲，绝非只坐拥江南半壁的南宋可比。在军事技术上，也是头一次中原正统王朝跟北方游牧民族各有擅场——蒙古人所拥有的回回炮、大马士革钢都是当时最顶级的军工技术。

而且由于整体战略上，南宋已经被元朝团团包围，治下诸道仅仅有福建、江西未曾被战，传统意义上的腹地两广湖南都被蒙古从云贵方向处威胁，甚至就连广州都一度闻警，时局可谓“天下四隅，三面闻警于一国，诚为中国未有之变也”。在财政上更是几乎崩溃，时人嚎啕“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贯，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贯，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

因为南宋经过前后三次宋元战争，为了筹备边防，馈足军需，宋廷数十年来已经竭力不能支，款和又迟迟不能成，以至于贾似道为此颁行“公田法”。此法名义上是抑制兼并，但其实底色是向上逼勒士绅，向下榨尽小民，一切目的只为筹集军费，最终由此“大罪”成为了历史上板上钉钉的“奸臣权相”。

而至于丁家洲一战，身为统帅却弃军而逃，被人视为贾似道盖棺定论的一役，其把南宋“最后的家当”付之一炬，遂有元军长驱，临安之降，耸闻此事，触者惊心。然而这十三万宋廷主力大军此前数年分兵数路欲救襄阳而不可得，数战蒙古而不能胜，宋元两军相会鲁港还未开战，宋军就已经出现溃逃。

冷兵器战争，铁甲精刃只是其次，阵势士气才是关键，战局到此其实就已经败了。身为主帅的贾似道确实束军无能，但落跑虽然不齿，可胜败兵家常事，留足有用之身，未必是错，时逢宋末，理宗朝的精兵强将多数身没，贾似道已是为数不多堪用的文武双全之才。况且身为丞相的他，其实已经费尽手段去筹集军饷，可谓尽职。

再加上他虽然以军功起家，但二十年当道为相未曾临战，指望他忽然大发神威带领宋军转败为胜，实是痴人说梦，且贾似道一生未曾投降蒙古，最后身败名裂，其实只是背了南宋亡国的大黑锅。所以贾似道，是权臣。在年衰老迈之时，在丁家洲束军无能以致误国，但真不是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