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的施行，为何有明史专家认为，张居正改革加速了明朝灭亡？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改革，今天我就来说说，历史上的“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的施行，为何有明史专家认为，张居正改革加速了明朝灭亡？

在明代的历史上，有过多次改革。这些改革，或者是为体现一种王政的理想，如建文改制;或者是为改变被前一个皇帝弄糟了的局面，如弘治中兴、嘉靖初政。真正以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为目标的改革，是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

明代嘉靖以后虽然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但政治领域问题颇多，国家的管理弊端百出。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场混乱，官僚们事事因循敷衍，吏治腐败;国家财政危机不断加深，国力匮乏，赋役问题亟须解决。这些均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事关王朝的兴亡，因此改革的呼声时有出现。

隆庆六年(1572)六月，年仅十岁的明神宗继位，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等成为托孤大臣。不久，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在神宗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驱逐高拱，成为内阁首辅。由于神宗年幼，当时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改革就是在他主政时进行的。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他久在官场，对其中的弊端十分清楚，认为官员因循苟且是最大的问题，而吏治是国家的元气所在，吏治不兴，则元气消损，国家无法兴盛，因此他的改革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

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实行“考成法”。内容是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对官员随事逐月考核应做之事，月查之外，还要年考。为保证考核不走过场，考成法中对在京官员，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地方官员，由巡抚、巡按考核，吏部再对抚按考核。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于是吏治一时颇为清肃，政令“虽万里外，朝奉而夕行”。这为其他改革铺平了道路。

在张居正的改革中，以清查田亩声势最为浩大。万历八年(1580)，他下令丈量天下田亩，限三年竣事。通过丈量，共得田数八百多万顷，新增一百多万顷，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的额田，对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

经过10年的努力，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起到明显的效果，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也足够支用十年的。但是这些改革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不服从，背地里却对张居正恨之入骨。

由于张居正的权力太集中了，明神宗长大之后，却反而闲得没事干。这时候，就有一批亲近的太监在内宫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

后来，由张居正作主，把那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出宫去，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了罪己诏(皇帝责备自己的诏书)。这件事发生之后，使明神宗对张居正从惧怕发展到仇恨了。

1582年，张居正病逝，明神宗亲自执政。那些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居正执政时专横跋扈。

第二年，明神宗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遭到极大的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昏暗下去。

张居正对朝廷有两大失望，一失望朝臣相斗，二失望大臣们不作为。

他游山玩水时，在自己的作品《荆州府题名记》中感慨：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

三年休假期满，张居正这一次归来，已经明确了自己要站在朝廷最中央的位置。

张居正学习老师“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待时而动的手段，和高拱结盟，逐步由小秘书成为了内阁次辅的地位，但他觉得还不够。

万历登基时，张居正的机会来了，他利用高拱的政敌宦官冯保，将高拱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改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制造出高拱想要篡权的感觉。

陈皇后和李太后非常愤怒，她们下令：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大权在握的张居正，开始了自己执政生涯。

针对大臣不作为，张居正推出了“考成法”，来促使大臣实施“一条鞭法”。

考成法的核心是“以业绩为核心，行的升职，不行的贬职”，这条政策造就了张居正铁血无情的形象。

而“一条鞭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和精简赋税，这新丈量的土地当然是皇室和地主为主，这一下子张居正是彻底得罪了掌权阶级。

在张居正晚年，他以权谋私的行为映衬下，万历皇帝对他逐渐失去信任，并在他死后推翻新法，只保留了赋税方面的规定。

但这个赋税，也成了明朝官吏贪污的名目，因为使用银两做赋税时，银子的成色和规格无法保证，官府入库前就需要重新熔炼，一来二去的损耗当然是百姓交。

这个损耗还特别贵，有些官员为了贪污，就借着这个名目，多要三成到五成的“熔炼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火耗”。

明朝时官员收入又低，所以，大家要想明目张胆捞钱，就只有通过张居正的税法。

从这种角度来看，张居正的政策原本是好心，最后也间接推动了明朝灭亡。

但，这能怨张居正吗?不是该怨贪污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