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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评价

陈望道先生自1920年9月到复旦大学任教起，直到1977年10月29日逝世，在复旦大学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新闻系主任、文学院代院长、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陆续开设了修辞学、逻辑学、文法学、文艺理论、美学、新闻学等课程。他毕生热情培养学生，并鼓励他们走向社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人才。

忠诚教育

陈望道先生是我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深深懂得干革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办教育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他主持复旦大学行政工作期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当时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有关办学方针、重大决策和干部任免，他都提交党委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这就使学校在党委的领导下 ，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办教育的过程中，陈校长坚持根据我国教育实际，制订学校的教学制度。他担任校长初期，就遇到了如何借鉴苏联经验的问题：是不顾民族特点，一味照抄照搬呢，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

这里举一个小的例子，五十年代初期，我们高校曾借鉴苏联的办学经验，当然其中有不少好的地方，不过当时把他们的"六节一贯制"的作息制度也照搬过来了。一个上午学生要连上六节课 ，上完第四节课之后，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小面包，接着再上两节课。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陈望道校长指出："中国的午餐时间同苏联不一样，两国学生的健康素质也有差别 ，怎能不顾事实照搬别国的经验呢? "后来这一做法很快被纠正过来了。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东地区11所大学的有关专业调整到复旦大学。与此同时，许多著名教授专家也一起调到复旦。起初有些教授对院系调整想不通，情绪不稳定。陈望道先生针对这一实际问题 ，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促进教授间的团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为了动员外文系一位教授出来担任系主任，他一连三次登门造访。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更是爱护倍至 ，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健康成长，一旦作出成绩，又及时给予提拔。由于陈校长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关怀他们，许多教授的思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安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事实证明这些教授的到来，壮大了复旦大学的师资队伍，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致力学风

建设一个良好的学风，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为了使复旦有一个好的学风，陈校长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都要谈学风问题。

1963年他专门向全校师生作了学风问题的报告。陈校长指出：学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面广，与全校一切人、一切事有关，因此要动员全校所有人都来参与学风建设。同时 ，他又指出："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期的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但是主要是思想先行。"陈校长的报告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通过这次全校范围对学风问题的讨论 ，大大促进了学校优良学风的建立。许多学生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学生学业基础扎实，毕业后分配到祖国各地，大都成了栋梁之才。

陈望道先生不仅倡导建立优良的学风，而且还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主张讲究实际，反对说空话，无论是办事还是写文章 ，他都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常说，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些什么，不在于听他说了些什么。他反对写那种长而空的文章，强调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的研究 ，反对人云亦云，总之，无论在治学精神方面，还是文风方面，陈望道先生都不愧为复旦人的楷模。

重视研究

陈望道先生在复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科学研究也十分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搞好教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大学的一件头等大事。但是，如果学校不同时重视和发展科学研究 ，教学水平就无法提高，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陈校长极力倡导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且强调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

为了适应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需要，复旦大学自1954年1起开始举行校庆科学讨论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大型科学报告和讨论，既检阅了全校师生年来的科研成果 ，也有力地推动全校学术讨论的开展。

这种形式，除了"文革"期间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外，直到今天，复旦大学仍然每年都举办一次科学报告会，到1990年已举行了24届 ，参加的除文理科、科学技术外，还扩大到机关和管理部门。这种科学讨论会，按照过去陈校长的意见，要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认为"坚持开展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讨论，既是繁荣科学的途径，也是提高科学工作者的手段。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陈望道先生不仅积极提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且还身体力行，带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从事一辈子进步的语文运动，也从事了一辈子语文研究。1952年起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曾得到毛泽东同志和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在市委和校党委支持下，他在我校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在改为语言研究室)，由他亲自主持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1961年，陈望道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的任务。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 ，《辞海》于1965年出版了。

1975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学术研究，最后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陈望道先生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著作遍海内，桃李满天下"。特别是他本人治学严谨，是值得后人纪念的。

哲学情怀

陈望道先生与哲学的缘分，可以从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留学时算起，当时他学的虽然是法科，但对人文类课程却有极大的兴趣，系统涉猎了哲学，特别是经过日本学者消化的西方哲学。再加上他先前在国内熟读四书五经所打下的国学基础，哲学功底可谓深厚。

鲜明立场

1920年秋，先生应聘到复旦大学国文部任教。20年代初，先生研究美学、因明学、伦理学。20年代中期先后作《美学概论》和《因明学概略》。前者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简明美学著作。而后一部书则把因明学与西方的逻辑学相互参照，以说明其异同。这两本书都是为了教学之用而写的，其中后一本书还专门是为复旦学生学习因明学而写的，在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先生除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外，还与施存统合译苏联的波格达诺夫的《社会意识学大纲》，是又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色彩的译著。受该书观点的启发，先生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反对把文化当作一种休闲，当作“咖啡”、“冰激凌”或“风花雪月”，而是把其当作获取新知和真理、追求人类自我解放的事业，其哲学立场十分鲜明。

主张有识

1939年秋，先生时隔八年重返复旦，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直至1950年。在主持新闻系工作时，先生主张学生要“好学力行”，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办系原则。先生认为，撰写新闻评论不仅要有胆，还要“有识”。而要做到“有识”，就必须接受哲学熏陶和逻辑学训练，培养自身宏大的视野、清晰的思维。为此先生专门为学生开设逻辑学课程。先生强调，语法、修辞、逻辑三者密切相关，写文章不讲逻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可能做到以理服人。而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说法也有不合逻辑之处，如“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就犯了颠倒因果之误，需要加以纠正。

建哲学系

1955年复旦大学筹建哲学系，时任校长的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先后把陈珪如、全增嘏、王蘧常等知名教授调入哲学系任教，充实哲学系的师资队伍，还发动一批校内名家到哲学系讲学，包括周谷城、周予同、苏步青、刘大杰、蔡尚思、谈家桢、谷超豪、蒋学模等。

哲人风骨

“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贬斥儒家，吹捧法家，很多曾经服膺儒家的知识分子纷纷改变立场，但先生却批评法家“杀气太重”，体现了哲人风骨。

先生平时表情严肃，言语不多，但一旦发言，总能别开生面，幽默诙谐，常常让人捧腹。为了推动复旦招收女生，先生曾对老校长李登辉采用激将法，提议把复旦改名为“复旦男子大学”，以与北京女子大学相呼应。后老校长很快改变态度，同意招收女生。综观先生一生的学术和生命实践，先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知行合一、亦庄亦谐的哲人。明刊《哲坛女杰陈珪如》。

首译宣言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是毛泽东在1936年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情况时说的。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1891年1月生。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6月回国。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

承译巨著

在经历了闻名全国的“一师风潮”后，陈望道感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因此，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基于这一认识，他潜心研究新思潮，翻译《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内容博大精深，表述文采飞扬，要翻译这部经典著作，把这些都通过中文确切地传达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虽然早有不少人作过介绍，但有的只是摘录，有的半文不白。所以，完成一部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就非常必要了。翻译者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对马克思学说有深入的了解，至少得精通一门外语，要有很高的汉语言文学的素养。这样，才有可能把这部经典著作译得准确无误。

于是，陈望道担负起了这个重任，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约请，依据英文本和日文本，在1920年的早春，回到故乡——浙东的山村分水塘，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

墨汁当糖

陈望道就住在陈宅旁破陋不堪的柴屋中,里面有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时值早春天气，还相当寒冷，到了夜晚，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冻得他手足发麻。陈望道的一日三餐和茶水等，常常由母亲给他送过来。为了让陈望道补补身子，有一次，母亲特地弄来糯米，包了粽子送来给他吃，还加上一碟当地盛产的红糖。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还要不要再添些红糖，他连声答话：“够甜够甜了。”待到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满嘴的墨汁，不由得哈哈大笑。原来，陈望道专心致志地译书，竟把墨汁当做红糖蘸着吃粽子，自己却全然不觉。就这样，陈望道以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进行翻译，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他送走了无数个漫长的寒夜，迎来了黎明前绚丽的曙光。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在分水塘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工作。

出版售罄

1920年4月末，陈望道终于译完《共产党宣言》全文，再经陈独秀与李汉俊二人校阅。 陈独秀想方设法给予出版。这部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共产国际维经斯基以及他的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的帮助。当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商讨在中国发起建立共产党的事宜。他们得知出版《共产党宣言》遇到困难，便立即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资助出版。于是，就在上海拉斐德路成裕里12号建起了一座名叫“又新”的小型印刷厂。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里讲到，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这部译著的初版本为竖排版，小32开;全书用3号铅字刊印;水红色封面，印着一张马克思的大照片，是半身坐像;还印着几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共产党宣言》书影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思、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书末版权页上还印着“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定价：大洋一角”。

此书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尤其是文化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尽。当即再版，9月重印，仍然旋即售罄。后来又一次一次地再版重印，到1926年5月止，已经达到了重印17版之多，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流传最广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中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它的刊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促进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参与建党

20世纪20年代，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陈望道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

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经常开座谈会，研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在研讨过程中，他们都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就先秘密组织起来。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十余人，陈望道是其中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担负起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乃至筹备组的任务。陈望道作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参与和主持把《新青年》杂志改组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望道还与邵力子一起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变成了小组的外围刊物;他又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解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批判;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始)和《劳动界》(1920年8月15日起)的创刊和编辑工作——这些都是为党的创建从思想理论上进行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陈望道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工部长，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1920年5月1日，他和陈独秀、施存统共同发起和组织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1921年5月1日他又参与组织了“五一”纪念活动。1920年11月、12月，他直接参与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及纺织、邮电工会，他到沪西工人区宣讲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他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青年团的中央机关设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他是早期负责人之一;他参与上海外国语学社(共产主义的干部学校)的活动——这些都是为党的创建从群众基础和干部培养上进行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重睹宣言

由于后来国民党将《宣言》定为“禁书”，不准再版，见之即查缴，陈望道本人手中一本都未能保存。1975年1月，陈望道去北京图书馆参观，副馆长鲍正鹄教授取出该馆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特请译者陈望道签名纪念时，年已85岁高龄的陈望道才得以重见他所翻译的《宣言》版本。

主政上大

陈望道，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语言文学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本全译者。1923年至1927年担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学务长、代理校务长、行政委员会主席等职。1952年至1977年为复旦大学校长，是复旦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

1923年，陈望道受党的委托，出任上海大学学务长，1925年后代理校长工作。他的教学风格民主空气浓厚，学生学习活泼生动;学术研究也非常活跃，仅研究文艺的学术组织，就有春风文学会、青风文学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上海大学无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校的管理等方面，在当时都是别具一格的。

当时，中国文学系设有古文名著选读、诗词、戏曲、小说、修辞学、古籍校读法、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科学方法论和第一、第二外语等课程。在这所大学简陋的教室里，可以听到当时最新涌现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的讲课。在学生眼里，讲课的都是最新的人物，他们的言论、思想、风采和才干，给学生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在陈望道的主持下，上大的文学系编辑了《文学》，作为《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随报发行，先是半月刊，后改为周刊。

在陈望道领导下的上大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上大学生起了不小的作用。上大是共产党用来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陈望道接受党的委派在上大工作四年，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如阳翰笙、丁玲等都是上大毕业生。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大学被查封，陈望道开始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因保护左派学生，南京国民政府密令加以迫害，陈望道被迫离开复旦。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9月，陈望道由毛泽东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还担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文字组副组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职，还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因肺部感染逝世，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