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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主要成就一览 清代诗人沈德潜生平简介

2020-06-30 21:47:12 历史 猎历史 °c 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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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1673~1769年),字碻(què)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著名学者。

  祖籍浙江吴兴郡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进士),封光禄大夫,兼太子太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三十四年,病逝。

  作为叶燮门人,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但少数篇章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所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颇广。

  早年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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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德潜早年家贫,从23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40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16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

  仕途生活

  沈德潜热衷于功名,但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科举屡不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40年间屡试落第。在雍正十二年(1734)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他的诗作被禁止流传。

  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22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1739)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乾隆七年(1742),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迁左中允。累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十二年(1747),命在尚书房行走,又擢礼部侍郎。乾隆十三年(1748),充会试副考官,以原衔食俸。

  乾隆十六年(1751),加礼部尚书衔。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乾隆给三代封典,并赐诗,其中有句云:“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福。”侍郎钱陈群在旁唱和曰:“帝爱沈潜德,我羡归愚归。”赐诗与和诗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潜的名“德潜”、号“归愚”,一时被传为艺林盛事。

  他70岁时,乾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博古通今,对答如流,乾隆大为赏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对大臣们说:“我和沈德潜的友谊,是从诗开始的,也以诗终。”后乾隆又为他的《归愚诗文钞》写了序言,并赐“御制诗”几十首与他。在诗中将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启)、王(士祯)。

  沈德潜77岁辞官归里,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

  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去世,终年97岁。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以钱(陈群)沈二人并称“东南二老”,极一时之荣。

  化为泡影

  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写传而受株连。乾隆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沈氏所有荣华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主要成就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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