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主要成就一览 清代诗人沈德潜生平简介

沈德潜(1673～1769年)，字碻(què)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著名学者。

　　祖籍浙江吴兴郡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进士)，封光禄大夫，兼太子太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三十四年，病逝。

　　作为叶燮门人，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但少数篇章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所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颇广。

　　早年家贫

　　沈德潜早年家贫，从23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40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16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

　　仕途生活

　　沈德潜热衷于功名，但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科举屡不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40年间屡试落第。在雍正十二年(1734)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他的诗作被禁止流传。

　　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22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1739)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乾隆七年(1742)，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迁左中允。累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十二年(1747)，命在尚书房行走，又擢礼部侍郎。乾隆十三年(1748)，充会试副考官，以原衔食俸。

　　乾隆十六年(1751)，加礼部尚书衔。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乾隆给三代封典，并赐诗，其中有句云：“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福。”侍郎钱陈群在旁唱和曰：“帝爱沈潜德，我羡归愚归。”赐诗与和诗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潜的名“德潜”、号“归愚”，一时被传为艺林盛事。

　　他70岁时，乾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博古通今，对答如流，乾隆大为赏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对大臣们说：“我和沈德潜的友谊，是从诗开始的，也以诗终。”后乾隆又为他的《归愚诗文钞》写了序言，并赐“御制诗”几十首与他。在诗中将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启)、王(士祯)。

　　沈德潜77岁辞官归里，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

　　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去世，终年97岁。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以钱(陈群)沈二人并称“东南二老”，极一时之荣。

　　化为泡影

　　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写传而受株连。乾隆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沈氏所有荣华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主要成就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