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名将廖耀湘简介 廖耀湘南京栖霞寺脱险始末

廖耀湘是国民党将领，爱国民主人士，曾任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的第六军军长。黄埔学校第六期毕业，后留学法国，回国后参加南京保卫战，1940年同杜聿明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廖耀湘简介：出身圣西尔军校的悍将

廖耀湘，1906年4月12日生于湖南邵阳县北乡酿溪镇土桥村。其家道不甚富裕，但在当地农民中间，算是小康境地。祖父艺圃公，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私塾先生，曾于乡里设馆授徒。父亲半耕半读。耀湘(耀为字辈名)这个名字显然寄托着祖父和父亲望其光大门楣、名耀三湘的期望，而他的表字“建楚”也正是名的引申，耀湘必定有建楚之才，当前辈起这名字时，也许没想到他的成就超过了他的期望，日后何止耀湘，而是名满华夏。

六岁时，他在祖父的指导下，开蒙读书，念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四书”、“ 五经”，等他略知经书精义时，清廷已经逊位几年了，由于有一帮三湘英才参与创建民国，此地开风气之先，有着远见的廖父觉得科举早已废除，仅仅凭读古书是很难有出息的，读新学堂，出洋留学才是成才正道。1918年，受过六年传统私塾教育的廖耀湘考进了县立高等小学，接受现代教育。

1920年冬天，廖耀湘从县立高小毕业，成绩优异的他考入了长沙私立岳云中学，这是所完全按着现代教育模式设立的新式中学。和闭塞保守的邵阳相比，长沙城不但是通衢大邑，而且在上世纪20年代初，是全中国各种思想激荡冲撞得最厉害的城市之一。1925年夏，19岁的廖耀湘从岳云中学毕业，当时中国的局势十分混乱，湖南的政局更是扑朔迷离，中学毕业的廖耀湘，在当时算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北上报考大学非他所愿，而且乡下那个小康之家，也很难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受新思想影响的他，满怀少年的拿云心事，选择了南下报考黄埔军校。

为供廖耀湘在长沙五年的学习，全家几乎竭尽了财力，连供他去广州考试的路费都没有筹集到，他错过了黄埔五期的招生，不得已只好就近从军，解决吃饭问题，便进了赵恒惕属下的湖南陆军第三师叶开鑫的部队，从列兵干起。1926年5月，他脱离叶开鑫部回邵阳，筹集了去广州的路费。1926年7月，北伐军正式在广州誓师，一大帮黄埔前四期的学生开始了悲壮的军旅生涯，而廖耀湘就在这个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北伐的烽火与他无关。后来在抗日和国共内战的，国军重要将领大多是黄埔前四期，而廖耀湘以第六期这样浅的资历，成为领军大将，年纪轻轻就做到兵团司令，是军界异数。

城破脱险

1929年廖耀湘毕业时，北伐已经完成，中国名义上得到了统一，国民政府搬到了南京，黄埔军校也迁到首都，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中央陆军学校，所谓“黄埔军校”只是沿用在广州的俗名。廖是广州入学，南京毕业。前四期黄埔生，除了很多赫赫有名的战将，时势使然，他们在军校也就接受不到一年的训练，就投入了战斗。而廖入校后，接受的教育则更为系统、扎实。廖毕业时，国民政府雄心勃勃要打造一支现代军队，从中央军校里选拔一批优秀毕业生去法国留学，廖耀湘参加了1930年的留学考试，成绩列前三甲。可是最终确定名额时，他被刷下来了，理由是他个子矮，其貌不扬。在这关键时刻，廖耀湘演了一出“闯宫面圣”。他直接去找蒋介石，当着蒋介石，他大呼留法生录取不公，一千人参加考试，录四十四名，自己笔试在前三名，却名落孙山，考官的理由是他个子矮，脸上有个疤。他直率地对蒋介石说，这是选拔留法军官，又不是选女婿，相貌用得着那样重要?拿破仑的个子不也很矮?老蒋很欣赏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遂决定特批他去法国留学，临别前勉励一番。并向有关部门批示：该生系难得军事干才，学成归国后委以重任。

在法国，廖耀湘先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后入机械化骑兵学校深造。 1936年，廖耀湘学成归国，先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第三连少校连长，军士营学兵连连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调任中校营长，不久调任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这年11月，日寇逼近首都，廖耀湘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的撤退，是军事史上一大败笔，犹豫不决、预案不扎实，使数万国军将士成为战俘，死在日本人屠刀之下，蒋介石和唐生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人进城后，廖耀湘成为困在城中的中国将士的一员，到处都是流血，到处都是屠杀，他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希望。12月13日，他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带领几个部下和几千难民躲进了南京城的栖霞寺，监院寂然法师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爱国僧人，不但保护了许多难民，也想方设法帮助混在难民中的国军军官脱险。几天后，在法师和特殊部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廖耀湘和几位军人深夜坐船，到了长江北岸，脱离了这座人间地狱。南京脱险，是他军旅生涯真正辉煌的开始，他也将栖霞寺视为自己的福地。从此，猛虎出谷，利剑出鞘。

血战扬威

南京脱险后，廖耀湘赶到当时的国府行政中枢武汉。1938年初，国民政府成立了第一支机械化师200师，这支部队是当时国军装备最好的，专门在法国进修机械化作战的廖耀湘任少将参谋长。1938年9月，200师扩编为新11军，廖耀湘转任22师副师长。

1939年11月，昆仑关战役打响，这是一次中日两支钢铁部队硬碰硬的交战，当时22师划归新5军，军长杜聿明，22师师长邱清泉，包括廖耀湘在内，都在这场战役中威名远扬。

昆仑关位于广西境内，距南宁七十华里，周围群山环抱，地势险要。1939年12月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直指滇、黔，威胁陪都的安全。昆仑关日前已被日军抢占，直接威逼重庆。统帅部要求将昆仑关夺回来。同年12月18日，新5军在其他友军的配合下，向昆仑关猛攻，驻守昆仑关的是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号称“钢军”。进攻的国军主要是200师和22师两支机械化部队，此役廖耀湘表现非常抢眼，身先士卒带领部队打冲锋。是役日军4000余人被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战后从阵地搜索出他的日记本，中村如此记载：“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们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军队更强的军队。”剧作家田汉事后采访了廖耀湘，将其比喻成北宋名将狄青。战后论功行赏，邱清泉任新5军副军长，廖耀湘升任22师师长。

1942年3月，廖耀湘率22师远征缅甸，配合盟军对日作战，但战局出现了逆转，英国人决定放弃缅甸，新五军西渡怒江，接应200师从同古撤退，一场血战后，回国的路已经被日军56师团堵住，廖建议军长杜聿明冲击防线，杜没有采纳，命令部队进入野人山。进山22师尚有7000余人，在野人山中损失一半以上，四个团长都死在野人山突围的途中。最后，杜聿明率军部回国，廖耀湘带领3000余人撤退到印度。新22师和先一步达到印度的孙立人的38师组成新1军，军长郑洞国。新22师在印度兰姆迦整训。1943年10月，第二次缅甸战役打响，廖耀湘率部向缅北挺进，与新38师密切配合，二进野人山，占领了胡康河谷，攻克于邦、下孟关、攻占瓦鲁班……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新22师给日军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敌20000有余，一雪1942年初年兵败野人山的耻辱，缅北反攻胜利后，第14师和第50师空运来到缅北反攻的前线，驻印军扩为两个军，和加上新22师组成了新六军。廖耀湘任新6军军长，随后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遍染鲜血的滇缅公路，此时，抗战已接近尾声，新6军在战火中成长为国军装备最精良、兵员素质最高的一支王牌军。

1945年4月，雪峰山战役打响。统帅部命令廖耀湘率新6军从缅北空投到芷江，作为此次战役的总预备队。而仗，主要是74军、18军、73军、100军等兄弟部队打的。

雪峰山战役完毕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芷江会战胜利佳音，可视为对日战争转折之暗示。”不久，这段评论就被言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接收南京，史迪威的接任者魏德迈将军认为，日本当时很嚣张，并不认为他们失败了，到南京去受降，部队应该有一种威慑力量。当时中国部队有威慑力量是新1军和新6军，新1军还没有回国，新6军就在芷江，就在空军基地。到南京几个钟头航程就行了，应该让新6军去。 于是廖耀湘率领新6军被空运到首都，接受日军的投降。

遗恨辽西

1946年1月，廖率新6军于秦皇岛登陆，进入东北。廖耀湘进东北之初，和民主联军的交手中占了上风，当时他的部队挟抗战之余威，而共产党在东北急剧扩大的部队还没有完全训练好。他一口气攻下盘山、台安、辽中， 1946年3月间就打通辽阳、鞍山与沈阳到营口的交通线， 攻入长春。“四平之战”是国、共两党在东北早期争夺的关键，此役让林彪耿耿于怀。国军这边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等抗战名将都参加了。

1946年5月15日，廖耀湘的新六军22师65团进攻威远堡。除了第一次试探性的冲锋外，65团所有攻击都是一次成功，难怪当时国民党觉得剿共胜利指日可待。在这次战斗中，专修过机械化作战的廖耀湘把炮步配合用到极致。他先命令集中火炮猛攻，限令攻击部队在炮火停止后5—10分钟内冲入守军阵地，不给敌人任何喘息机会，威远堡被廖耀湘的部队攻占，林彪开始部署撤退。在撤离四平时，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携带大批文件叛变投敌。杜聿明由此了解到民主联军已经实力大损，指挥军队一路猛追，直到把民主联军主力赶到松花江以北。廖此次又大出了风头，被任命为国民党最精锐的第9兵团司令，下辖5个军，其中新1军和新6军是五大王牌之二。

到了1948年，风水轮流转，在北满休养生息的林彪部队已非当年四平之战的东北联军了，但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还以老眼光看待林彪的部队，以为可以在东北决战，歼灭林彪的部队。辽沈战役，第一阶段就是锦州之战，锦州的重要性毛和蒋都看到了，谁夺取锦州，就能占据通向华北的通道，对国军来说，锦州不失，东北部队和华北傅作义部队能连成一体，可攻可守。林彪的部队首先进攻驻守在锦州的范汉杰守军，老蒋不愿意锦州失守，东北和华北的通道被斩断，命令沈阳附近的廖耀湘兵团西进，驰援锦州。10月23日，廖耀湘部向黑山、大虎山发起猛攻。东野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命令各师：“死守3天，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经过3天激战，10纵守住了黑山、大虎山，使廖耀湘兵团失去了西进的可能和南撤的宝贵时间。廖耀湘以5个师的兵力连日攻击黑山、大虎山阵地受挫，西进无望，于25日晚下令向东南营口方向撤退，但行至台安附近便遭独立第2师阻击，廖耀湘误以为是共军主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命令部队往东走，和沈阳的部队会合，可林彪早有两个纵队在那里以逸待劳。如此兵团10万人马全部陷入东野五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廖耀湘此时已知败局已定。韩先楚的3纵队仅用3个小时，便一举端掉了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和新1军、新6军、新3军军部。廖耀湘10万人马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廖耀湘急得用明语呼叫：“部队到二道岗子集合!”林彪下令：以乱对乱，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并派部队到二道岗子去抓廖耀湘。至10月28日拂晓，战斗基本结束，廖耀湘西进兵团所属新1军、新6军、新3军、第71军和第49军共计5个军12个师10万余人全部被歼灭。

1948年10月27日，廖决定向南方突围。夜间很黑，卫队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李涛、周璞和新6军一个高参。涉饶阳河通往盘山一条水渠时，周璞不慎跌入一个水深没顶的地方，大声呼救，便引来解放军的搜索，他把周璞拉出水坑，李涛便被冲散，只剩下三个人绕过一处小树林继续向南摸索前进。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看到前边有一小村庄似乎很平静，那个高参便决定先进去看看，好买点东西吃，因为又饿又累。没想到那个参谋一进村，就被在村里休息的解放军抓住了，他和周璞便赶快离开那里。不久，天大亮了，他和周璞只好在高梁秆堆里躲了—天，又饿又渴又累。就这样夜行晓藏地前进，希望能赶到沈阳追上杜聿明的部队;路上他花重金买了几件老百姓衣服，化装前进，胆子也比较大了些，等到走到辽河边正在等渡船时，听说沈阳已解放了，这时，他走投无路，便决心自杀，可手中连用来自杀的枪都没有，他坐在一棵大树下，抱头痛哭起来。准备等到天黑就在那棵树上自缢。周璞苦苦相劝，要他绕道奔葫芦岛，没准赶上国民党撤退的部队。两人起来慢慢地走，结果在一条小路遇到一小队巡逻的解放军，一盘查，他便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求速死。此时的廖耀湘，没有了11年前在南京的好运气，终于当了俘虏。

抗日名将廖耀湘栖霞寺脱险

拉贝也一再提到栖霞山的情况，1938年2月14日他在《国际委员会关心形势的内部报告》中说：“在南京附近有许多村庄被烧毁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它们也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例如我们收到了来自近于荒芜的地区要求救济的呼声那是一个有2.4万人的栖霞山难民营……南京周围的菜农和农民们的绝望情绪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知道春播时应该怎样耕种他们的土地。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外籍人士的栖霞山之行

1937年底至1938年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克勒格尔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秘书福斯特、德国使馆的许尔特尔等人都去过栖霞山，国际红十字会在栖霞山设立了急救站。不少外籍人士为世人留下了记载，《魏特琳日记》、《密勒氏评论报》、克勒格尔《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马吉《栖霞山之行报告》、沙尔芬贝格《1938年1月13日南京形势》，甚至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都曾分别提到栖霞山难民营以及日军在栖霞地区的暴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曾冒着生命危险，用一部贝尔牌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暴情景。鲜为人知的是，马吉还用它记录了栖霞山难民营情景。

1938年2月16、17日，马吉的两天栖霞之行，就一直带着这部电影摄影机。往返途中，他见到一幅幅凄惨的画面：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离之间，约有80%的农民的房屋被烧毁;逃到乡间的城市老龄妇女被打死，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本兵处决后扔进了水塘，四川籍的士兵的尸体躺在路上......他将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马吉还来到南京千年古寺---栖霞寺，中国和尚告诉这位美国牧师，寺里原有两万难民，现在只剩1000多人。马吉明白：寺庙内的难民不堪日军的侵扰摧残，正涌入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两天中，马吉摄下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关栖霞的15个珍贵活动镜头，后来他又写出了著名的《栖霞山之行报告》。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克勒格尔也于1938年1月13日在《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中，记录了日军在栖霞山的暴行：

(1937年)12月28日我第一次开车去栖霞山，一路上所见让我感到震惊。当时是严格禁止我们出城的，但是我急需粮食，因此我还是开车去了那里，我一路畅通，没有遇到困难。我原先以为，日军的报复行为只发生在南京，因为它是抗日运动的首都和中心，但是现在我才发现，日军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即便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丝毫不亚于城里的。

……日本军队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将纵火行为延续了下去。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地枪杀庄稼地里的男女老幼，为此打出的口号是：“搜捕可恶的中国士兵”。许多水牛、骡马被打死在农田里或马路旁，任凭狗和乌鸦啃噬。农民们白天带着财物逃进山里，家里只留下老头老太，然而就连这些人的性命也受到了威胁。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我连一个人都没有看见，就连较大一些的村庄也是空无一人。房子被烧光了，人被打死了，活着的人一见到汽车立即就逃得无影无踪。

千佛山(栖霞山)下形成了一座难民营，逃到里面的约有1万多人，全都是附近地区的农民。然而日本士兵在这里也没有丝毫收敛。他们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任意强奸少女。喝醉酒的士兵见到哪个人不顺眼就用刺刀捅死或捅伤，以此取乐，而这一地区恰恰又没有任何医治救护条件。寺庙里的佛像或被抢走或被破坏，就连和尚他们也不放过，也要加以虐待。

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博士将克勒格尔《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发给了撤退到汉口的德国驻华使馆，该使馆发往柏林外交部的信中援引了上述内容。抗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汉口驻华使馆给柏林德国外交部的信》作为4039号检证，在法庭上宣读，马吉提供的证词《栖霞山之行报告》中，同样列举了日军在栖霞山的暴行。

新发现“栖霞难民所”碑刻

去年12月17日，南京市栖霞山公园管理处施工人员在中峰施工时，发现了记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时任栖霞寺监院的寂然法师如何收容难民23000余人的“栖霞难民所”与“寂然上人碑”石碑各一块。

已出土的两块碑长、宽均为1米×0.5米，分别断成两段，经拼接后恢复了原状，碑文上字迹仍清晰，这碑体阴刻的文字，详细记载了寂然法师生平和他在任栖霞寺监院收容难民，率众僧和日军斗智斗勇，积劳成疾逝世的全过程。该碑记载：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芦沟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指南京)，(难民)载道流亡，惨不忍睹。(寂然)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个)月。道途宁静，始遣之归，真盛德也。事变之后，……上人留守栖霞，苦极艰深，困行忍迈，铁肩负厄，处之怡然。……

栖霞山难民营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唯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难民救助机构。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寺内寺外挤满了难民，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男人多被杀害或被强迫做了苦力。为了保证难民最基本的生活供应，栖霞寺僧众节衣缩食，每日供应难民两餐。由于人头太多，开销过大，渐渐寺里的财力就坚持不下去了，到了1938年春天，只能勉强保证每日一顿稀粥。从1937年12月到次年3月，栖霞寺难民营共计收容难民多达2.4万人。据《寂然上人碑》记载，寂然法师是江苏盐城东台木并茶市(今江苏南通市如东县木并茶镇)人，俗姓严，少年出家，后在宝华山隆昌寺受戒，禅定于镇江定慧寺，后至栖霞寺，因积劳成疾，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月十二日圆寂，由弟子们葬于寺后中峰。

当时栖霞寺有些地产和储备粮食，救济难民动用了这些储备粮。寺庙供应难民共用了100多万(市)斤粮食，除陈粮全部吃空外，社会人士还给了一些援助。这段史实在上世纪60年代由香港朱洁轩编撰、并在港出版的《栖霞山志》中也有记载：

栖霞寺设难民所，广事收容，不期而至者三万余人。尽出寺储，以供糗……不足继之副逋，再不足地方士绅为之募继。

敌酋犹恐滋事生变，促解散;师抗严争，触怒顽敌。寺众惧祸及，谓师曰：“从井自陷，智者不为，况寺财已出，曷不顺之?”师曰：“释氏方便之教，普度众生。吾人暮鼓晨钟，孜孜穷年，现正面临考验，今兽兵塞途，凶焰未戟。此数万无家可归妇孺，既入慈悲之门，安可违德不卒，推而出之，委诸沟壑乎?”众闻师言，义肝为壮。迄至南京稍定，始陆续遣散，先后达四月有奇，耗米麦杂粮百万斤。

″栖霞难民所″、″寂然上人碑″石碑和《栖霞山志》记载了南京沦陷之初栖霞寺难民营的主持人、建议人、协助人以及所收容的难民人数、时间和供给情况，记载了难民营负责人的生平，记载了侵华日军的凶残和寂然和尚与敌抗争、保护难民的决心，并且能与几位外国人的记载和所摄照片相互印证，真实可信，为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新添了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