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的和战分歧 汪精卫出逃后蒋介石有何反应

汪精卫与蒋介石，两位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历史，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格外引人关注。

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精卫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精卫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条件)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对日)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中宣部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中宣部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12月，南京沦陷，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这个所谓“第三者”，即进攻中国的日本为一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一方，他自己则自居“第三者”。蒋当即拒绝：“此不可能之事也。”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1938年3月，蒋介石筹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设立“党魁制”问题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不赞成。22日，蒋介石访问汪精卫，讨论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这一天，蒋、汪之间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意见冲突。蒋在日记中所批评的“妄想速和”的“世人”应该就是汪精卫。25日，蒋介石计划利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表达抗战意志，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日记云：“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对“联共抗日”态度积极，日记云：“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同时，蒋也决定自己当“领袖”，“推汪为副”。26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张在国民党内设立总裁。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4月1日，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心情兴奋，日记称：“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但是，汪精卫却因居于蒋介石之下，心情极度沮丧，见于形色。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4月1日通过的《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同日，蒋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

蒋介石并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这些活动内幕，但是，他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动强烈不满。6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高宗武荒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他研究日本态度的反复变化，认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关。7月22日日记云：“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当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访日报告，日记云：“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

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08-1310页。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日记云：“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当时，蒋介石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谈话中，汪精卫询及此事，认为“可虑”。国民党关于这一天的谈话，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可以看出，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后来汪精卫回忆说：“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兆铭)复激切言之，卒不纳。”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陶希圣的这段话，生动地描写出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两种不同精神面貌。汪精卫等人，最初是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和”，现在，由于和蒋介石意见对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12月16日，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此前2日，蒋因感冒未上班。16日，汪精卫到蒋处探病，蒋当日的日记说：“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武汉会战期间，蒋也曾幻想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从这一则日记可以看出，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认识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约原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见面谈判，蒋决定不准萧赴港，对土肥原“坚拒不理”。

关于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蒋介石认为，汪所言，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庆时，则“未有一言提及”。见致龙云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他在电告他的朋友、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时也说：他之所以离开中国，“系因中央不愿考虑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故不得不“以去就争”。汪所称“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指的就是上述蒋介石企图联合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党“合并为一大党”的意见。这就说明，汪精卫不仅主张与日本言和，而且反对蒋进一步“联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为向蒋抗争的手段。当然，汪的出走，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蒋电及致彭电中均未说明，这就是，他准备在重庆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政府。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汪精卫在离开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在飞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汪走后，龙云才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到21日，才向蒋透露，汪精卫到昆明后，态度不像“昔日之安详”，临行时，才告诉自己，“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电中，龙云还询问蒋介石：“(汪)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

12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原本准备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但因得悉当日西安气候不良，改变计划。一直到20日，蒋才飞抵西安。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的消息，当即电汪称：“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蒋模糊地猜测到汪此行的含义，日记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当晚，蒋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时才入睡。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同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24日，蒋介石决定驳斥近卫声明。同日下午，蒋介石回到重庆，约集党政首长会谈。这一天，蒋介石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日记云：“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奸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他一想起汪与自己过去的不良关系，又觉得不应援手，日记云：“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25日，蒋介石谒见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汪精卫通敌一事。

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的长篇声明，认为近卫所谓“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这样一来，中国若不是变为他的奴属国也就降为保护国，而且实际上就是合并于日本”。他批判近卫的所谓“经济合作”，就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所谓“共同防共”就是以此为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蒋称：综观近卫声明，“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他号召中国人民“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蒋介石一向很欣赏自己的文笔，这次也不例外。29日，他重读此稿，“甚觉自快”，认为“足使敌知所警戒，变换威胁或计诱之妄念”。

汪精卫的表现和蒋介石迥然不同。他赞成并拥护近卫声明。28日，他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29日，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艳电》的发表，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爱国将领、官吏之间激起了愤怒的声讨波澜。

最初，蒋介石确曾企图挽救汪精卫，至少，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蒋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为汪精卫留出余地。26日，他在发表声明严辞驳斥近卫的同时，还在为汪精卫打掩护，声称汪之赴河内，只是为了转地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思考，是否应该派人去河内劝说汪精卫。《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26日。能否“以至诚感动之”。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汪精卫在重庆的朋友彭浩然，嘱其转电汪精卫，驻港不如赴欧。这一天，蒋介石自感心跳加急，精神极为不佳，但仍勉强办公。同日，他再次致电龙云称：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又致电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要求该报在批评汪精卫时，不要把话说绝：“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并本于爱人以德之义，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足之憾。”蒋特别关照，“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28日，他接受王世杰建议，通过王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请二人劝汪：1勿公开主和;2勿与中央断绝关系;3勿住港，但不妨赴欧。

汪精卫的《艳电》于12月31日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当日即致电蒋介石，指斥汪精卫“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要求蒋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旅美华侨于同一日通电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请一律以汉奸论罪”。蒋介石也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汪出逃之初，他担心连锁反应;现在，则觉得是好事。日记云：“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

1939年元旦，蒋介石在遥祭中山陵之后，召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下午，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会上，曾有人主张明令通缉，因蒋介石反对而罢。汪精卫被开除，蒋介石当日日记云：“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不过，他还没有确定对汪的处置办法。1月3日，他在日记“注意”栏中写道：“汪以后之行动与处置。”这就说明，他还在思考中。

汪精卫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很沮丧，陈璧君等则很愤怒。1939年1月4日，刚刚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的近卫文麿于1月4日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另组新阁。一时间，汪精卫与日方断了联系，计划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7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从陈璧君之弟陈昌祖处所得汪精卫消息，建议由蒋派汪的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名义劝汪回国，或在重庆，或在国内任何地方居住，避免与日本勾结。龙云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汪免于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蒋介石得到龙云此电后，误认汪企图“转弯”，1月8日日记云：“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同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表示“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他坚决否定让汪回到国内的意见，认为日方将借此造谣，国内外也会发生怀疑与惶惑。电称：“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派郑彦棻到越南劝汪。1月20日，又计划派叶楚伧或陈立夫到越南。1月30日，蒋最后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谷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在派人劝汪赴欧“疗养”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做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准备。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1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派员赴越。”31日日记云：“港越人员之行动注意。”这里的“员”，应是军统人员;“行动”，应指暗杀计划。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下列记载：2月18日：“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

3月15日：“注意：对汪阴谋之对策。”

3月18日：“汪通敌卖国之谋益急，而其行益显，奈何!”终于，在越军统人员于3月19日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射击，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3月22日，误刺曾氏的第二天，蒋介石日记云：“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更加仇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3月27日，汪精卫写成《举一个例》，除哀悼曾仲鸣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于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该次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主席。据该记录，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开会，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其中谈到12月2日下午，徐谟与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白称：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也表示，可以答应。蒋称：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精卫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针对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蒋介石于4月6日，草拟《驳汪言要点》。11日继续写作修改。日记云：“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他自述“甚觉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据此可知，当日发表的吴稚晖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实为吴、蒋二人的共同作品。

《进一解》一文指斥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经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但文章写得过于冗长、晦涩，并不见精彩。蒋介石认为该文“必生效力，而对敌方与汪逆及国内未知抗战利害之封建者发生影响为更大，其效已显见矣。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显然过头。4月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这里所指斥的“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就是汪精卫的言论。

刺汪不中，军统人员策划再次行动。不过，都没有得到下手机会。蒋介石开始考虑用其他办法对付汪精卫。其4月14日日记预定办法：一、对汪加以刑事处分;二、向法国政府交涉，使汪精卫回国，或不允其离河内。15日，蒋介石邀约叶楚伧、王世杰、陈布雷、张治中等讨论汪案。4月25日，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显然，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的引渡交涉没有成功。

龙云系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贯以保持其地位和实力作为其决策的主要出发点。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汪精卫要投靠日本，也企图联络龙云与实力派军人薛岳、张发奎等，割据西南，与蒋对抗。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纷纷声讨，但龙云却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内弟陈昌祖到云南与龙云晤面，出境时被军统人员截住，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致汪函，函中龙称汪为“钧座”，称蒋为“重庆方面”。其中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等语。蒋自记其时间为“廿八年1月23日夕”。因此，蒋对龙的态度始终不放心。1月19日日记云：“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唯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记云：“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蒋决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龙叛变，同时对龙进行安抚。蒋白之间常有电报往来。2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志舟(龙云的字。笔者注)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军统行刺汪精卫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托李带亲笔手书致龙云，动员龙对《艳电》表态，同时要求龙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函称：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只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划。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南大局，安中华民国。弟之希望，实系于此。随函并附港报所登《举一个例》。此函表明，汪精卫仍想依靠龙云，以云南为基地，控制西南，对抗重庆国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图说明自己“回到内地”的好处：“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函末并称：“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河内血案》，第239-240页。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对汪已有不满，以及汪急于有所表现的心理。

此函为军统人员侦悉，拍成照片，上报蒋介石。蒋先后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与龙云谈话，说明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以及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等种种道理。24日再谈，唐提出三项办法：一、邀汪来滇(不作任何活动);二、在云南发表汪函，申言忠奸不两立;三、正式呈请中央发表汪函。龙云同意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惟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愿提及汪函。4月27日，蒋介石复电唐生智，声明尊重龙云意见，由彼考量决定，但蒋建议由龙云复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为然，同时对汪加以正言劝诫。蒋并代龙云起草了复书。5月2日，龙云在蒋稿基础上，改成一稿，批评汪要自己“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违)反举国共定之国策”。函告严词指责汪精卫：“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这样，龙云就拒绝了汪精卫的诱惑，坚决站到了抗战一边。函末，龙云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

云南是西南大省，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国民政府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危。龙云的转变使动荡的局面趋于稳固，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随汪精卫叛逃的只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仅龙云，汪精卫寄以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着他走。民族大义毕竟是一道区别人鬼的重要分水岭，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慎于举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