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东汉“党锢之祸”是加强皇权的措施？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搅动天下大乱，汉朝旋即进入豪强并起，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而在当时言论和后世诸多史册中，大多认为发生于东汉桓帝和灵帝时的两次党锢之祸是伤及汉朝根基的原因。

党锢之祸，指的是东汉皇帝为何打压反对宦官的朝臣集团，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的举措。那么身为皇帝，为何要站在宦官一方，刻意打压士人朝臣，最后落得个“亲小人、远贤臣”的历史骂名呢?

东汉政治生态源于西汉，却大不相同

要厘清东汉皇帝的政策动机，就必须先弄清楚纵观整个东汉的豪族政治生态。要弄清东汉的政治生态，就不得不从西汉开始聊起。西汉武帝时期，经历了文景之治后，国力大增。实力强大的西汉王朝旋即展开了反击匈奴和开疆拓土的宏伟霸业，驯养战马、训练精骑、打造军械，并频繁同东胡族系(当时已经分裂为鲜卑、乌桓等部)和西域诸国加强邦交。最终从武帝开始，以卫青、霍去病为开篇，揭开了百年汉匈战争的最高潮。然而为了维持足够的军饷供给，西汉不可避免的加大了民间赋税徭役。到了汉武帝晚年，社会矛盾有所激化，皇帝因此发布《轮台罪己诏》。赋税的增加引发了农民人口的流失，难以容忍重赋税的百姓不得不投奔由先秦时期贵族和“士”演化而来的世家，这造成了土地兼并严重和纳税人口的隐匿两大恶果。

中央财政的枯竭引发新一轮增税，如此恶性循环之下，世家豪族日益崛起。到了西汉末年，豪族代表王莽已经能够左右朝政大局了。王莽篡汉建立新朝，随即就开始改制以变法，意图摆脱豪族掣肘。但王莽新政触动了豪族阶层整体的利益，无益于背叛了扶持他上位的阶级。更为重要的是，王莽想要解放依附于豪族名下的百姓，却不知道在重农业税的背景下，农民并不愿意取得经济独立。最终王莽被豪族重新扶持的刘秀推翻了，东汉王朝从一开始就被豪族世家把持，并且将豪族政治生态一直贯穿到东汉灭亡为止。

皇权与豪族世家的争斗

皇帝，乃天子也。更何况刘秀被豪族集团选中，一定原因是借助了先汉的大旗。因此东汉从一开始就面临占据皇位的刘姓天子和占据朝堂的豪族世家之间的斗争。东汉皇帝的权力，相较之西汉要渺小的多。更为要命的是，为了巩固东汉王朝的根基，皇后之位通常均从豪族世家

中选出，这就造成原本应当站在皇帝一方的外戚，不可能帮助皇帝加强皇权。

在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世之功的名臣名将，大多集中于六大家族。他们分别是邓禹家族(最显赫家族)、耿弇家族(三代为将的铁血巨族)、梁统家族(与东汉同寿的望族)、窦融家族(武将外戚频出)、马援家族(军事巨族)和阴氏家族(顶级外戚世家)，均为早年帮助刘秀夺取天下的从龙之臣后裔。不论文臣还是武将，不论前朝还是后宫，东汉的权力中枢都充斥着他们的身影。

“小人”宦官是如何上位的

东汉之前的中国历史，虽然有宦官存在(不是太监，不阉身)，但除了赵高特例之外，始终难以获得极大的权势。赵高掌权，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皇帝的盲目信赖，东汉时期宦官的上位同样如此。作为依附于皇帝的群体，得到皇帝支持是宦官权势增大的先决条件。那么东汉皇帝

为何要扶持宦官呢?这其实就是为了同豪族世家争夺权力，加强皇权统治的需要。

汉光武帝刘秀，崛起于乱世之中，虽得豪族辅助，但自身嫡系实力和威望都很高。继光武中兴之后，开创明章之治的汉明帝、汉章帝等几位君王同样人望甚高。并且经历王莽折腾和农民起义之后的世家豪族也在发展之中，彼此之间还可以相互制衡。但到了后面的东汉皇帝，越来越大的感受到了豪族世家对皇权的约束。因此需要寻求支持自己的人，来对抗豪族世家。外戚指望不了，底层民众的知识水平又不够(知识被豪族垄断，纸张当时很贵)，就只能依靠完全依附于皇权的宦官群体了。正因为得到了皇帝的主动提拔，宦官的权势才能日渐增长。

帝党、外戚、宦官、世家

进入东汉中期开始，以皇帝、外戚、宦官和世家豪族连结一起，组成的官僚体系，共同构筑了东汉的政治生态，他们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关系。首先，外戚虽然处于世家豪族，可是一旦成为权倾朝野的权臣之后，就会颗刻意排挤其他世家势力，意图一家独大。并且外戚的权势来源于世家实力和皇权两方面，因此在双方的斗争中，态度暧昧。其次，世家豪族虽始终具有约束皇权的动力源，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在汉朝新儒学的熏陶下，往往会有世家子弟出身的知识分子投奔到皇帝门下，成为帝党一员。另外，皇帝虽然利用宦官打压世家或外戚力量，但当宦官权势过大之后，同样不会心慈手软。正是因为各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东汉后期的朝堂之上，风波始终不曾停歇。

东汉中后期，外戚梁冀专权(梁统家族)，扶持15岁的汉桓帝上位，因对朝臣皇帝骄横无理，被成为“跋扈将军”。成为皇帝的汉桓帝自然不愿意被当作傀儡，于是在当了13年无实权的皇帝之后，从宦官之中挖掘出几个心腹，歃血为盟，联手做掉了梁冀。梁冀源于世家，但成为外戚并开始专权之后，对其他世家的态度并不好。然而当他倒台之后，面对宦官势力的崛起，世家豪族之中的名士重臣，痛斥宦官掌权，意图将权力重新收纳到世家一边来。汉桓帝迅速出手，指责这些人结党营私，将他们抓捕或罢官，并规定永不录用，这便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然而当世家遭受重创之后，汉桓帝旋即收拾了曾帮助自己做掉梁冀的宦官，缓和了皇帝同世家的矛盾，但却并没抛弃宦官。

“贤臣”最终变成了枭雄

东汉一朝，豪族世家始终掌握着舆论宣传的权力，因此将宦官斥之为“小人”，却标榜自己为“贤臣”。只是东汉末年，气候转冷引发天下各处天灾不断，一时间民变四起。但在汉朝的朝堂上，各方势力依旧勾心斗角，外戚、宦官轮番坐镇中枢，无暇管控民间疾苦。在这种背景之下，民间信仰与道家遁世学说合流，渐渐出现了太平道和天师道等教派，最终天师道(五斗米教)割据汉中自立，太平道更是掀起了黄巾大起义，动摇天下。

中原板荡，汉室衰微，只得寄希望于豪族世家，在地方上兴兵勤王。但各地豪强世家却借助动乱，纷纷招兵买马，扩大地盘。曾经标榜自己是汉室“贤臣”的世家们，最终为了逐鹿中原，变成了汉末乱世的枭雄。

综上所述，扒开东汉王朝的政治生态，我们会发现“党锢之祸”源于皇帝打压世家和加强皇权的需要，买官鬻爵更是由于世家经济垄断，减少了中央财政收入之后，皇帝的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