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召开的盐铁会议主导了政府官营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思想来源什么呢？
2020-08-28 17:55:37 历史 历史网 °c 繁体
A + A -纠正一点：汉昭帝时期召开的盐铁会议并没有主导政府实行盐铁官营的政策。
因为这是自汉武帝时期就确立下来的既定事实，但是因为汉武帝以官府垄断了盐、铁经营，虽然为大汉开拓了税源和填充了国库，可剥削于商的手段也使得贵族、商人、大地主的利益遭到损害，所以说始元六年的盐铁会议更像是一次关于“盐铁官营”对错的辩论会议，是一套缓解内部矛盾的修补方案。
在这场会议里有两派，一派是主张继续执行盐铁官营的“富国”派，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主张靠继续剥削劳动力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想法较为激进但也有很强的社会需要，一派是主张废除盐铁官营的“富民”派，以大司马霍光、丞相田千秋为首，要求恢复汉初“无为而治”政策，商业自由、休养生息。
至于说这两派谁才是占据了儒家思想的道德高地，其实也很难分得清，因为这两派里，桑弘羊是明显的法家思想，而霍光又是明显的黄老学派，这两者既和“独尊儒术”的董氏儒家有关系，又不完全是董氏儒家，所以很难断定反对盐铁官营的霍光等人是不是秉持着儒家思想的，毕竟汉朝的统治思想是“王霸之道杂行”，并不限于儒学一家理论，而且霍光后来也没有做儒家那尊上克己的行为，倒是不断地挑战皇权，就连废黜皇帝的事都做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场会议的讨论，而盐铁会议最后又改变了什么、修补了什么，这一切则都和“盐铁官营”四个字离不开关系，而要了解“盐铁官营”政策的思想由来，我们就必须从三方面来说了：官营思想的起源、为什么要进行和为什么要讨论。
盐、铁两种物资的官营思想，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周朝时期设立了“卝人”官职，就是用来处理铁器的官营，“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思想主张，就直接继承与春秋管仲的“官山海”，以及战国商鞅的“一山泽”两大政策的。在管仲在治理齐国的时候，就曾经为齐桓公算了两笔账：
盐乃人生活必需品，是长期、持续的消耗品，一个万乘之国每天消耗的盐额高达一百万升，若国家实行盐官营的话，由官府控制食盐的生产和买卖，只要把盐价略微提升一下的话，每月所能得到了盐税收入是人头税的双倍还多，而且这比公然增税而言，更加为百姓所接受，一举两得；铁乃山泽产品，引申为矿产，如果国家能垄断矿产的话，则掌握了货币、兵器、农作工具、首饰用品的制造权，同时能有限地控制百姓，像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这就是典型的铁器官营的做法，管仲算了一笔账：女工做活需要针剪、农夫耕作需要锄耒、木匠做工需要斧锯，铁器官营，同样以提高铁价来“寓税于价”，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饶富”的最终目的；在管仲盐铁官营的主张下，齐国官方垄断了内部所有山川海盐的开采权和使用权，使得齐国靠着强大的国力经济，一跃成为春秋首霸，之后齐国也是公认的、春秋战国中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同样也实行盐铁官营，力度大、手段强硬，给秦国积累起了统一六国的雄厚国力。可是秦国灭亡之后，中原大地经过了四年楚汉之争，山河破碎、百业待兴，这时候再进行盐铁官营就很不现实了，首先作为百姓的生存工具和必需品，盐、铁的开采与贩卖迫在眉睫，可是贫弱的西汉初年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采盐、铁，如此势必导致百姓不满，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有所影响，加上汉初实行的郡国制度，各诸侯国内部都有自己一套管理办法，朝廷很难把官营的政策进行下去。
所以在汉初之时，政府开始放松了对食盐和矿产的限制，允许私人煮盐和买卖，铁、铜等矿业也允许私人开采，同时对盐征收盐税、对矿产征收山泽税等，百姓们在利益的驱使下纷纷弃农从商，进入山川河泽，一夜暴富的神话在汉初接连上演，连朝廷大臣都开始涉足商业，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就因为收受商人利益，要求开放皇家禁苑而被刘邦下狱，还上了刑具就等砍头了。
鉴于商业发展迅速压迫了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统治，使得刘邦不得不把矛头指向了商人，发布“贱商令”以抑制商人的地位，“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变味了。可是由于对商业的倚重以及郡国二元制度的存在，所以刘邦只能打到一些小鱼小虾，而真正的大老虎——诸侯王则在封国内继续享有盐铁专卖的特权，这也为日后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
汉武帝之所以在元狩三年任命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三人负责盐铁官营，原因有三：
第一：国家支出剧增，急需扩张财政；
虽然在汉武帝之前有三个时期的无为而治，以及文、景二帝时期的文景之治，国家的财政和国力有所提升，达到了“钱累巨万，粮溢露积”的程度，汉朝来到了第一个盛世高峰，可是在汉武帝继位二十年后，这时大汉对匈奴的战事逐渐白热化，前代累积下来的财富不断地被扔进战争的无底洞里，巨额军费的支出使得大汉财政开始出现了缺口。
除了应对匈奴这个战斗民族之外，大汉财政还得应付南越、西域等军事、外交，同时治理黄河灾祸，在河套地区的修城驻军，对西域使臣的赏赐，对皇家子孙、诸侯王的封赏，可以说汉武帝时期就是一个“花钱”的时期，文景之治留下来的财富，早已经在汉武帝挥金如土的豪阔中被耗尽了，此时汉武帝就急需开拓税源，增加国库收入了。
第二：商人阶级占据了国家财政的大头，却对国家税收起了反面作用；
汉初自实行“无为而治”以来，民间商业蓬勃发展，商人有了钱就要权，开始联通地方、中央官员，以官商勾结的做法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及免税、少税特权，而西汉初年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用的是低税率政策来轻徭薄赋，虽然对商人的税收比农民要多数倍，可这对于富得流油的商人来说根本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而在军费剧增的情况下，光靠受农业税已经是杯水车薪了，要是继续加重农民负担的话，极有可能会引出民变，与农民家底被掏空对比的是，商人们在官府的庇护下，每月只需要交纳微不足道的一点钱财，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商业帝国和地方特权，这就造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现象：国家面对着外部压力，内部贫富差距却越拉越大，百姓苦不堪言，商人垄断市场，长此以往，大汉帝国就危险了。
第三：诸侯王势力江河日下，社会局势需要汉武帝垄断经济；
前面提到过，汉朝的地方诸侯王是有开采自己封国内盐、矿特权的，诸侯国内的经济自成一套体系，使得流通十分不便，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货币。诸侯王可以开矿，同时也就拥有了铸币的权力，他们所铸的钱币自然不可能只在一国之中使用，肯定是会流通出去的，而由于币制的定额不一样，很容易就会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不稳，管仲所说“盐铁官营”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限制地方私铸货币。
汉初限于诸侯王势力过大，所以政府对地方的铸币行为往往是采取姑息的做法，使得国家货币种类繁多，彼此之间无法正常流通，私铸、假铸的情况日益增多，从刘邦到汉武帝之间仅仅六十年的时间里，国家钱法变了九次，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货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汉武帝甚至不得不进行货币改革，用类似于纸币的“白鹿皮币”来统一币制，但因为流通不便加上造价过高，鹿皮消耗过多，不到两年就被迫取消了。
币制的混乱不但会使得国家的权威受损，使得百姓对政府失去信心，同时也不利于封建一统的思想稳固，所以汉武帝必须趁着七国之乱后，诸侯王无法反抗中央的关口，统一币制、统一经济，既把诸侯王的命脉牢牢握在手里，也要稳定物价，增强百姓的购买力，提升百姓对政府的信心和向心力。
鉴于以上三个原因，公元前120年，汉武帝起用商人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三人主持盐铁官营政策，期间也自然而然地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尤其是触及最深的商人集团，这场比汉昭帝“盐铁会议”还要早四十年的会议，才是真正确定了“盐铁政府官营”的政策方针，只是当时没有人记录会议纪要，也没有流传后世《盐铁论》宣传，所以较之“盐铁会议”而言，盐铁廷议的名气小得多，也更冷门。
要知道，盐铁官营的做法实际上是国家控制经济，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手段，对于遏制商人财富过剩、国家贫富悬殊的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可是随着汉武帝本人晚年的愈加昏庸和官营政策制定的缺陷，盐铁官营政策也开始走偏路了。
食盐确定为官营企业之后，实行民制作、官收运销三步走办法，由官府提供煮盐工具，招募百姓制盐，之后再统一收购、统一运往各地买卖，这看起来十分正规的举动，在实际操作上却遇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就是运输成本，士兵、官员和民夫都要由国家出钱安排，无形中增加了一笔额外的费用；其次成本高了，食盐价格也同步升高，给百姓反而造成了不少的影响；最后一些官员为了完成业绩，强买强卖，交通便利的地方食盐堆积，百姓被迫购买，偏远地区食盐不足，百姓买卖无门，只能每天吃淡食，生活质量下降；
至于矿产就也和食盐一样，国家垄断之下市场是不由价格决定的，无论官府定价多高，百姓苦于生产都要买，利民变成了伤民，而且对于盐铁私营的处罚也十分重，私自铸造铁器者则受“镣铐之刑”并没收生产工具，私自煮盐者刖刑，也就是砍断大腿，同时还制定“告缗”和“算缗”两政，向商人、高利贷者受财产税，鼓励告发，有隐匿财产者流放一年，家产充公，这些在讲究儒家柔仁治国的大环境下，有量刑过重，重走秦朝老路的质疑，这对一直企图摆脱秦朝二代而亡的汉朝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身为社会发声筒的儒家学派也开始上书要求废除盐铁官营，让利于民，虽然这些声音最后在汉武帝重用酷吏的做法下被暂时压了下去，可包括民间、朝廷、后宫之中，都还充斥着主张废除官营的势力，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儒生们，其声音直达天听，进入到了当时的太子刘据耳中。当时围绕在刘据身边的基本是儒生，和汉武帝重用的法家学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汉武帝晚年著名的巫蛊之祸悲剧，就是这种冲突矛盾的集中体现。
直到太子刘据惨死，汉武帝才翻然悔悟，开始反思自己，下了《罪己诏》，开始减缓对匈奴的战事，减轻赋税，再行汉初无为而治的情况，这也是后来霍光等人要求废除盐铁官营的有力依据。汉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会议，霍光等人就捉住了官营害民的说法，一步步地抨击桑弘羊等改革派，最后朝廷也被迫修改，免除了酒业官营和废除各地铁官这两项无关痛痒的政策，也为日后汉元帝时期废除盐铁官营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武帝在得到了官营的甜头之后，并没有及时调整政策，比如说在匈奴远遁、威胁减弱的时候，开始放松官营力度，让利于商、于民，只要不像汉初那样的宽松就可以了，可是汉武帝沉浸在这种虚假的经济泡沫之上，加之本人刚愎自用，听不进其他人的意见，不断地剥削商人利益，继续加强对外战事和外交，一个国家讲究的是劳逸结合，汉武帝一昧地打仗而不休息，最后把整个国家都给掏空了。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