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此句话有什么深意吗？

这句话出自于《史记》，是范增说服项梁起义时所用的话语，范增也是引用了楚南公的说法。楚南公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显眼，只知道大约他和屈原是同一时代的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一谶言，就是由楚南公在楚地广为传播。

不过这一预言，很有可能，是秦亡之后，由后人总结出来的。因为无论是楚南公，还是范增，都不可能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楚虽三户”其实很好理解，楚国王族有三个大姓，分别是昭、屈、景。也就是说这三大王族，必定会引导楚人推翻秦朝统治。几千年来，人们对“三户”的解释还有很多，无非就是地名还是人名之争。不过古人所用的数字，大多都是虚指，也许本意就是指几户人家，也不可知。

天下苦秦久矣，为什么楚国能够成为反秦的中流砥柱呢？这从秦末反秦斗争，中就能看出端倪，虽然天下群雄并起，但其余六国的表现，仅仅是上层贵族阶级忙于复国，而底层百姓反抗情绪并不激烈。

而楚国却恰恰相反，楚国表现出由上至下，由贵族到平民，全民对秦朝的极度怨恨情绪。这也是陈胜吴广，为何能振臂一挥，就出现“王楚之地，方二千里，无不响应”的局面。但出了楚国地界，其余各国人民反抗热情，就相对低落很多。他们都是专注于自己的复国行动，并没有把灭秦放在首位。

同样是灭国之痛，像韩国仅仅表现为，张良这样的贵族子弟，花巨金聘刺客刺杀秦始皇。而楚国却有如此多的下层百姓，表现出反秦的热情，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楚怀王的冤死。秦国不顾邦交礼节，在会盟之时扣押楚怀王，逼迫他割让土地。楚怀王拒不割地，最终客死异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楚人反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楚国和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大不相同。正是这种地域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冲突、矛盾的不断上升，最终成为了压垮秦朝的最后力量。

秦国在政治上的表现比较专一。历代君主都在追求江山统一，以及制度、思想、风俗的完全一致性。而楚国相对而言，比较注重融合。对于楚国境内的多民族、多地域文化，楚国统治者一直采取多元并存的方式。楚国统治者只要求，境内的附庸小国从楚不二，对其内政大事，可以自行其事。

这就是集权和分治的对抗。集权主义要求权力高度集中，其中最具特点的，就是秦朝推行的郡县制。而楚国境内分布着各种相对独立的封邑政权，郡县政权，以及强大的宗族势力。这种政治上的高度自由，也就使得楚人无法接受，秦国那样由上而下统一的郡县制度。

在权力分配上，秦国没有明显的血统意识。秦国实行的是军功封爵制。即便是王子，一出生也是平民，必须通过军功来换取爵位。

而楚国基本上由贵族把持朝政，甚至还形成了昭、屈、景三大族，为主干的封君之争。这种任人唯亲的制度，使得楚国贵族垄断了官职，也导致异国大贤不能为楚国所用，而且楚国人才也大量流失。

在文化方面，秦国具有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秦人注重实际，不善幻想，在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上，讲实用，非道德，不浪漫。而且，这种功利主义不仅体现在秦国君主上，而且深入到了普通民众。这是商鞅变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一方面，造就了秦人“崇尚战功”的风潮，也造就了，秦人“贪狠强力，寡义趋利“”的世俗。

而楚国文化则带有浓厚浪漫色彩和感情色彩，楚国的统治者都具有我行我素的特色。比如楚庄王“三年不出号令，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样的做法，在中原统治者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楚国人们却认为，楚庄王深得楚国文化的精髓。

在诸侯争霸过程中，楚庄王攻克郑国国都，郑伯以臣隶状，“肉袒牵羊以逆”。楚庄王认为，郑伯能以放下君主姿态，必然能取信于国民，于是又让郑伯复国了。楚庄王在攻打送宋国，宋人向楚庄王坦诚告知，城中已经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楚庄王听后，便退兵言和了。这在其他六国来看，就是迂腐，而在楚人眼里，这就是楚庄王“仁义”的表现。

而秦国和楚国结盟之后，取得楚国信任之后，还继续攻打楚国地盘，这让楚人无法接受。楚人认为秦国人不重情义，不重信诺，他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两个国家在文化上更大的冲突是，秦国不重视文化理论，视道德为羁绊，视幻想为虚无。秦人更重视与人们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生产活动。

而楚国在思想领域，创造了令人炫目的宏伟业绩。楚国的哲学家向往神驰八荒以外，不受时空限制。这从屈原的创作上，就可看出这一点。屈原的作品反映了作者宏大的气魄，以及追本溯源的执着的精神。

屈原所追问的，不是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而是更多遥远的历史难题，形而上的哲学困惑，以及神话传说。楚人这种浪漫洒脱，空灵飘逸的气质，与秦国现实主义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经济方面，秦人重视农业，楚人则热衷于商贾。秦国最初受封的西岐之地，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业生产。而楚国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生活资料，这也使得楚人的农业技术，一直停留在原始的水平。

而楚地又蕴含着取之不尽的宝藏。自春秋以来，楚国的木材，矿产，水产，鸟兽，吸引着各国商人。巨额的商业利益，进一步降低了楚人对农耕的倚重。而秦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让农业比较薄弱的楚人，感到难以接受。

“亡秦必楚”这个预言，除了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之外，更是对秦、楚两国地域文化的差异，和冲突的充分认识之上，得出的结论。在战国七雄之中，秦、楚两国在行为和价值取向上，差异最大。因此，这种深层次的对立和抗争，必将导致一方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