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被秦孝公任用，变更法度，修定法令，新法推行十年后秦国的百姓都非常开心，达到了路不拾遗，山里无强盗，人人饱暖，家家富裕，百姓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打架

商鞅被秦孝公任用，变更法度，修定法令，新法推行十年后秦国的百姓都非常开心，达到了路不拾遗，山里无强盗，人人饱暖，家家富裕，百姓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打架。

秦国富强，周天子赏赐给秦孝公祭肉，诸侯都前来祝贺。

苏子认为，这些都是战国的游说之士荒谬欺世的言论，而司马迁在大道义上愚昧不明，把它拿来写成历史。

苏轼曾认为司马迁有两大罪过，其一，他先讲黄老之说，再讲《六经》，贬低没做过官的儒家之徒，抬高游侠的地位，这大概都是极小的罪过。

其二，是他关于商鞅、桑弘羊二人功劳的言论。

从汉代以来，学者都以谈论商鞅、桑弘羊为耻，只有国君才愿意这样做，国君表面上忌讳提到他们的名字，却在暗地里利用他们的理论办法，甚至有的从名到实都遵循商鞅的理论，并希望能够靠这种理论治理好国家，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啊。

秦国本来就是天下强国，秦孝公也是有志向的君王，他在执政的这十年间不断地修订秦国的政治刑罚，没有沉溺于声色游猎，即便没有商鞅，秦国有不富强之理吗？秦国之所以成为富强的国家，是因为秦孝公重视农业生产，并不是商鞅严刑峻法的功劳。

而秦国后来之所以被百姓像恨豺狼毒药一样记恨，一人叛乱百姓揭竿而起灭亡了秦国的子孙，其实是商鞅导致的啊。

至于桑弘羊，才识短浅，还有偷盗的小聪明，不值一提，可司马迁却称赞他，说：“不用增加赋税而皇上用度富足。

”还是司马光的言论说得好啊，他说：“天下怎么能有这种道理？天地间的财货物品，就只有那么多，如果不在老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就好像雨水，夏天雨水过多，那么秋天就会干旱。

不增加赋税而皇上用度充足，只不过是当官的想方设法侵夺百姓的利益罢了，它的害处比增加赋税还要严重啊！” 这两个人在天下的名声，就像是蛆虫苍蝇粪便秽物，说他们都有污口舌，写下他们有污竹简。

这两个人的方法为世人利用，就会导致国家灭亡、百姓流离、自身不保，可是国君偏偏愿意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喜欢商鞅的言论方便自己管理国家啊。

尧、舜、禹是国君的师父啊；直谏的大臣、辅佐的贤士是国君的药石啊；恭敬慈俭、勤劳忧畏是国君的约束啊。

现在让国君每天聆听师父的教诲，亲近药石一样的大臣，履行国家法律制度，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因此实行商鞅、桑弘羊变法理论的国君，一定会先鄙视嘲笑尧、舜、禹啊。

他们说：“所谓贤明的君主，是要天下都臣服于自己！”这就是每个君主都愿意实行商鞅、桑弘羊的变法而不觉悟的原因啊！世上有吃钟乳、乌喙，纵情酒色，以此寻求长生不老的人，大概是从何晏开始的。

何晏年少而富贵，因此服用寒食散来帮助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不足为怪。

他这样做，足以导致杀身灭族，他得以因服用寒食散而死。

难道不是侥幸吗？而我为什么单单效仿他？世上服用寒食散导致脊背生疮呕血的人很多，就像用商鞅、桑弘羊的方法导致国家灭亡的比比皆是。

但最终还不觉悟的人，是因为只乐意看到商鞅之法的美好便利，而忘掉了先主因为变法亡国的惨烈事实。

@新锐历史 这则故事改编自北宋苏东坡的手稿《东坡志林》一书，此篇，苏东坡说司马迁有两种罪过，第一种就是把黄老之说放在《六经》之上，并说这个还算是小罪，而最大的罪过就是司马迁肆意夸大商鞅和桑弘羊变法的历史功绩，这给后人造成了误导。

可以断定，苏东坡此文是针对王安石的。

就这两条罪状为司马迁辩解一下。

对于第一宗罪，其实这只是司马迁写史的个人风格，他喜欢那些行迹不入经传的人事，所以也就把他们写进了自己的本子，并且多用浪漫的笔法来增加其人文色彩，这是对原有的记史特点的突破。

对于第二宗罪，商鞅的事情是有点久远了，并且那个时代也是人多口杂的时代，所以对于其变法的细节和效果都已经难以考证了，倒是桑弘羊的变法还可以考察一下。

我们也相信，作为同时代的人，司马迁近距离观察桑弘羊的变法要比苏东坡看得清楚；并且我们也相信，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讲实话、讲真话，这一点历史态度还是有的。

所以说，苏东坡对二人的评价并不恰当。

苏东坡之所以如此痛恨商鞅与桑弘羊，与二人的变法有关。

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在那个时代又无法直接说，只能借由攻击主张变法的祖师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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