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中统的历史过程 从反共到反独

众所周知，中统是国民党蒋介石控制下用以监视镇压共产党员的一个组织机构，这一机构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工作内容就发生了变化：由之前的反共变成反独，这里的反独就是反对台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60年代的台独势力，其实力固不足以动摇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而两蒋仍倾力反独，虽然也有某种“反攻大陆”、维护统治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显示了他们鲜明坚定的中国人立场――

1“中统”：从“反共”到“反独”

“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可谓国民党特务组织老牌中的老牌。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为清理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在党内成立特务组织。“中统”鼻祖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运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十六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之下，组织成立调查科，其主要任务为对付共产党的活动而制裁之。”由此可见，“中统”是模仿早期苏联“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的，而日后它的血腥屠戮手段，亦以俄为师。

打从一开始，国民党特务机构之间就有“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劣根性。陈立夫在回忆录中酸溜溜地写道：“至于军统之开始，是‘有名无实’的一个组织，由戴笠在蒋公侍从室工作的时候，受命担任调查特种事件所开始的，当调查科发现戴笠在做类似工作的时候，科中同仁愤愤不平，谓蒋公是否对我们不信任而另派戴笠去做……”

抗战胜利后，因应“行宪”需要，“中统”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编制也萎缩成两个处级单位，一为“指导处”，一为“资料处”。国共内战晚期，“党员通讯局”于1949年易名“内政部调查局”，1956年6月又更名“司法行政部调查局”，1980年8月改为现在的名称“法务部调查局”。

1970年代末期以前，调查局的主要工作对象仍是共产党，但在1960年代初期，调查局却在蒋氏父子的指示下，匀出另外一只手，狠狠地打击了活跃于岛内外的台独分子。

两蒋撤退台湾之初，特务组织在岛内进行强力压制与扫荡，台独分子无法立足，纷纷逃往海外建立流亡组织。日本不甘心台湾殖民地重归中国版图，早在台湾光复前夕，若干日军官佐就处心积虑卵翼台湾士绅阶级，阴谋策动台独运动，东瀛成为台独分子避风港。直至台湾方面沈之岳出任调查局局长，以剿抚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重创了岛内外台独组织。其中，1960年代日本台独头目廖文毅输诚来归，就是国民党反独行动中最值得大书特书者。

2台独头领廖文毅起义来归

1965年9月14日晚，国民党当局驻日“大使馆”向日本新闻界发布了一则简短新闻稿，声称：“一向主张台湾独立，并且自称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的廖文毅，已于今天(14日)下午6时30分，搭乘民航公司的班机，离此飞往台北……”第二天上午，廖文毅在台北正式宣布，解散他过去领导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并呼吁过去受他领导的朋友，也跟着放弃错误的台独主张。

廖文毅生于日据时代台湾南部台南州西螺地方，父亲廖承丕是日本统治下西螺地方官员和大地主。廖承丕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均受过高等教育，廖文毅为第三子，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和工学博士。

1945年10月，台湾复归祖国怀抱。廖文毅满心以为身为留美博士，理应于官场谋一显赫职位，谁晓得人浮于事的台湾长官公署只安排他做工矿处的一名“技正”。技正没当多久，其兄廖文奎有意参选民意代表，也鼓励弟弟廖文毅出马竞选，但兄弟两人参选结果均惨不忍睹。

1947年2月28日，台湾发生暴动事件，在此期间，廖文奎、文毅兄弟恰巧去了上海。可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下达的通缉名单里，两人仍名列其间。1947年秋天，廖氏兄弟无法立足上海，遂逃往香港，并组织了所谓“台湾再解放联盟”。此前，廖氏兄弟即公然鼓吹“台湾自决”，并倡言台湾应由美国或联合国托管。

廖氏兄弟对列名通缉名单愤愤不平，但无风不起浪，陈仪发现他们在台湾乃至亡命上海期间，和美国大使馆、领事馆官员勾勾搭搭，眉来眼去，于是才将他们列名通缉榜。此后，廖文毅兄弟积极在海外从事台独活动，廖文毅更一度想成为台独运动共主。

廖文毅之所以幡然改悔起义来归，日本台独组织之所以会濒临崩解边缘，除了主客观形势的变迁，更重要的因是国民党情报组织人事的大换血。1964年3月，蒋经国除了以“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隐密职务领导所有的情报组织，台面上的职务也已由“行政院”政务委员擢升“国防部”副部长。同年5月，在蒋经国强力主导下，原属“军统”人马的沈之岳，取代老“中统”张庆恩出任调查局第三任局长。蒋经国为什么要提拔沈之岳?从沈之岳的官方档案可看出若干端倪，而留存于台北的稗官野史，更不乏沈之岳的传奇。

3“调查局之父”曾卧底延安?

1933年，就读复旦大学的沈之岳，被时为蓝衣社负责人的戴笠发掘。沈有非常突出的优点：其貌不扬(符合特务不得有身体与五官特征的基本条件)，谦逊低调(符合特务不招摇、守口如瓶的人格特质)。更令戴笠折服的，是沈之岳记性特佳，任何人只要和他有一面之缘，他就过目不忘。多位“中统”和调查局人员告知笔者，沈之岳辖下的特务不下万人，他居然能逐一叫出每位调查员的名字，而且对所有调查局同志的家庭情况、亲属老小如数家珍。这也是沈之岳带兵带心，能使部下归心的原因。

戴笠吸收沈之岳后，曾带他见蒋介石。未几沈即奉命潜往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按照国民党官方资料推断，沈之岳在延安卧底的时间应为抗战前夕到1941年冬天。沈日后向亲友透露，他成为共产党员的9年中，有7年被评为模范党员。

国民党“军事情报局”(“军统”后继者)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全集》(雨农系戴笠字)声称：“沈之岳在当年获悉中共中央的决策性的重要情报甚多，经戴先生转报最高当局。沈之岳隐藏在中央组织内工作，非常成功，共党不但没有怀疑他，而且非常信任和器重他……”书中甚至说皖南事变新四军遭重大损失，也是因沈之岳将中共军事秘密泄露于国民党之故。

1941年，沈之岳离开延安到了重庆，经戴笠安排与蒋介石晤面。蒋介石要沈说说毛泽东的长处。沈之岳特举在延安亲历往事说明：某日，延安方面得到权威情报，指国民党军准备对延安发动围攻，大军正积极调动中，各方查证后确认无误。毛泽东召集干部寻求对策。当时国共军力悬殊，高级干部都想不出具体因应办法，会场上悄寂无声。

这时，毛泽东起身走到电话边，拿起话筒，与国民党军驻西安的蒋鼎文将军通话。毛质问蒋鼎文：“你们国民党调动大军莫非是要打延安吗?”蒋鼎文回答：“军队调动应该是例行公事，绝无进攻延安的意思。”毛再追问：“既是例行公事，为何要向延安集中兵力，展开会战态势?”蒋只好说：“攻打延安这是何等大事，没有蒋委员长命令，谁敢有任何军事行动?”原本战云密布的危机即刻烟消云散。毛泽东挂上电话，干部起立鼓掌，都对毛的临场应变与胆识气魄激赏不已。蒋介石频频点头，默不作声。沈之岳不以主观情绪评价毛泽东，只以事实呈现，他相信蒋介石心里自有一杆秤。

沈之岳卧底延安是否确有其事，真的有传说中那么活灵活现吗?即便在国民党情报组织内部，也存在着“神乎其技”与“全盘否定”两种极端讲法，孰真孰伪，莫衷一是。此外，特务执行绝密任务一贯为单线领导，对内对外绝少留下片纸只字，后人出现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离开延安回到国统区后，沈之岳历任军统局科长、东南站站长、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防部保密局科长。国民党撤退台湾后，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室石牌训练班副主任，协助培育新一代的情报干部。沈之岳在大陈岛当行政督察专员的日子是其事业生命的重要转折，更是他直接与蒋经国接触，博得其信赖的开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运用浙江沿海岛屿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围组织“西方企业公司”，合力对大陆进行渗透。蒋经国时常奉蒋介石之命，到大陈岛视察。一位追随过沈之岳的老“中统”回忆，沈之岳当时与蒋朝夕相处，两人又都曾有过共产党员背景，偶遇于颠沛流离之大时代，接谈甚欢，很快培养了深厚的感情。蒋经国每到大陈巡视，沈之岳总是把床位让给蒋睡，自己则打地铺睡客厅。

大陈生死与共，是蒋经国日后提携沈之岳的触媒，沈之岳日后成为小蒋整顿调查局的急先锋。

4两蒋：鲜明坚定的中国人立场

然而，沈之岳绝非只知逢迎拍马、投蒋氏父子所好之辈，他日后被称为“调查局之父”更非浪得虚名。1964年5月执掌调查局之后，沈之岳心领神会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任务是瓦解海外台独组织，并且争取台独头领起义来归。沈之岳为人处世阴柔细腻，更深谙“拉出”、“打进”、“慢火细炖”、潜移默化之情报技巧。调查局逐步缩小包围圈，加紧对廖文毅的争取工作。

1965年5月号香港《新闻天地》杂志引述权威人士消息，影射沈之岳早在1964年底即多次往返东京与台北之间，与国民党驻日特务人员讨论策反台独头领廖文毅相关事宜。1965年4月间，廖文毅的全权代表曾由日本飞往台湾与沈接触，详细讨论廖文毅反正的程序安排。

台湾老报人于衡乃沈之岳挚友，他在一篇名为《“中国胡佛”沈之岳》的怀念文章中，叙述了他所知道的廖文毅回归台湾案。文章指出，沈之岳说服廖文毅的工作，进行了7个月之久。廖当时系“台湾共和国总统”，在国际间颇有名气，组织的伪政府已具雏形。调查局做策反廖文毅工作时，伪政府的“官房长官”简文介和替廖文毅管财务的邱永汉等人，都先后回台湾和有关方面磋商。

于衡在文章中透露，廖文毅反正之前，国民党内部只有三个人知道此案，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沈之岳，第三人是负责说服廖文毅的调查局驻日人员王宗超。文章并指出，廖文毅尚未决定回台之前，沈之岳大胆释放了已被判刑的廖士豪，让廖士豪劝说他的叔父廖文毅早日归台。

由于保密工作滴水不漏，廖文毅返台当天，连国民党当局驻日“大使”魏道明，都是在搭载廖文毅的民航班机起飞半小时后才得知此事。王宗超送来一份新闻稿，新闻参事才赶紧召集记者照本宣科，公布此事。

1960年代的台独势力，其实力固不足以动摇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而两蒋仍倾力反独，虽然也有某种“反攻大陆”、维护统治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显示了他们鲜明坚定的中国人立场。海外台独势力自廖文毅归台后，一度陷于一蹶不振之窘境。这是蒋氏父子对海外台独斗争中打的第一场漂亮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