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李侍尧调任云贵总督

乾隆四十二年，李侍尧调任云贵总督。

云南系边陲之地，物产丰富，但远离京城，是俗话所说“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在云南这块土地上，李侍尧说一不二，而皇帝对他的约束力却相对减小。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李侍尧的贪婪之心迅速萌发。

不久，他贪赃营私的种种劣迹便一一暴露出来。

其贪赃的手段正是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势及其虚假的声誉作为招牌，卖官受贿，甚至贩肆求利以中饱私囊。

李侍尧沾名钓誉窃居云贵总督，擅自专权，独霸一方。

云南贵州的地方官员皆由他拼凑。

凡由他提升的官员，他都大肆收受贿赂，官以贿得，事以赂成，云贵政风大颓。

一般官员贿赂都达二千两至五千两银子。

据他自己后来招供，他曾收受海南道庄肇奎贿银二千两，通判素尔方阿贿银三千两，按察使汪折“仰承意旨，争馈多金”，一次贿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贿银二千两，东川府知府张拢贿银四千两。

云南当时有各类冶铸厂（属于封建性质的手工业工场）。

其厂员大多由县官员兼任，每年皆可通过剥削厂民获得很多好处，在当时是趋利之徒眼中的肥缺。

有一厂员被解任后，要求李侍尧帮助他“调回本任”，李侍尧即向他“勒索银两，至八千余两之多。

”仅此即可知李侍尧卖官器缺、勒索贿银共计二万四千两。

李侍尧一方面卖官纳贿，一方面又收买朋党。

他的心腹家奴刘十八与督标中军吉隆阿副将交接，相互称兄道弟。

由此，李侍尧控制了边唾驻军，构筑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在李侍尧的淫威之下，云贵地方巡抚官员对李侍尧的所作所为皆“置若罔闻，隐匿不奏”。

如云南巡抚孙士毅“目击李侍尧营求受贿，赃迹累累”，不但不奏，反而在朝廷查询时，为之辩言饰非，巧为诿卸。

充分说，明李侍尧把持下的云贵王国，已经腐朽。

云南各州府县的官员为了迎奉上司以求升迁，皆争相贿赂。

他们用以贿赂的钱财，皆来自对下面的勒索，或者自侵吞府库县仓的钱粮。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和坤奏称：“自李侍尧婪索属员，赃私狼藉，云南通省吏治废坏，闻各府州县多有云空之外。

”李侍尧不仅卖官索贿，其家中凡遇喜庆、寿诞、生死、建造之机，皆大肆收贿。

乾隆四十年李侍尧决定在北京增建房屋，扩大住宅，派家人张永受赴京督办。

他的部属官员得悉后，即行送礼。

通判素尔方阿送银子五千两，临安知府德起送银子五千两，以供李侍尧修建京城私房。

这两个人的一万两银子既没有送到京城李府，也没有送到李侍尧云南的官衙中，而是和李侍尧的家人张永受约定，在他赴京督办的途中，于云南府(今昆明市）外板桥驿交接，以免造成影响。

李侍尧由此神不知鬼不觉得了一万两。

李侍尧不知从哪儿求得两颗珍珠，要家人张永受为他出售。

张永受知道，要想卖出好价钱，只有卖给李侍尧的属员。

于是，张永受“卖”一颗给昆明县同知方洛，勒要银二千两。

又“卖”一颗给昆明县知县，勒要银三千两。

更为无耻的是，勒卖的五千两银子到手之后，李侍尧又划别的名义命张永受将珠子收回。

收回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再去卖钱。

按这种“卖”法，他的两颗珍珠就成了“母珠”，成了取之不尽的摇钱树了。

这种恶劣的做法和强盗的明杖执火又有何不同？此外，李侍尧还采取营私舞弊的手法贪赃敛款。

在审办纳楼土司命案时，查出赃物金子六百两，银子一千两。

但是李侍尧写折奏上报案情时，私将金数改为六十两，银数改为七千五百两。

他私自隐匿的五百四十两金子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所增加的六千五百两银子的价值。

其目的自然是为了私吞这笔隐匿下来的赃款。

李侍尧在他的同级官僚中，是以“认真办事”著称的。

而一旦遇到这种能贪赃的机会，私心一膨胀，他也会无视纲法，竟然达到将犯人的赃款占为己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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