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南渡事件经过 建炎南渡的历史影响

建炎南渡时发生于北宋、南宋之交的公元1127年，赵构为了躲避女真人的追击而南渡到江南的历史事件。宋高宗一路从淮河、长江到杭州，杭州成为南宋国都，为宋朝延续和与金国对峙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建炎南渡事件经过

高宗继统

这时，赵构正在济州(今山东巨野)。他在上年十一月出使金营，中途折返相州不久，就接到钦宗任命他为兵马大元帅的蜡书，开府相州。东京告急，他在大名府虽接到火速勤王的蜡诏，却只让副元帅宗泽带部分勤王兵南下救援，自己却一路向东逃到济州。接到张邦昌派人送来的传国玺，他知道自己成为徽宗诸子中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亲王，最有资格登上皇位。南京拥有赵宋的祖庙鸿庆宫，于是，他移师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在南京皇宫即位，改元建炎元年，是为高宗，孟后归政。

李纲是六月一日到达应天府的，他为天下人望所归，高宗用他，一是迫于形势严重，二是借以招徕人望。李纲主战，他的入相，最为主和的黄潜善、汪伯彦所忌恨。入秋，金人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宋。汪、黄力主南逃，李纲主张坚守中原，东京留守宗泽还力请高宗还都主持恢复大计。

高宗任命李纲为右相，这时，他还在赶赴应天府的路上。高宗让黄潜善任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汪伯彦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他们是其最信任的左右手。即位之初，尽管高宗对张邦昌说过不追究，但李纲不依不饶，高宗内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为，仅过一月，就将其贬官赐死。张邦昌大节固然有亏，为公议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还是实事求是的，将其简单的视为叛臣，似乎过于苛刻。

巡幸东南

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掳的覆辙，七月，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纲极力反对，抬出不久前高宗“独留中原”的承诺，迫使他收回成命，却招致高宗的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成钳制之势。

当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以保卫家乡，抗击金军，李纲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收复失地。黄、汪要撤销张所的招抚司和傅亮的经制司，葬送两河抗金的大好形势，李纲据理力争，但高宗偏袒黄、汪，御批同意。黄潜善让自己引荐的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李纲愤而辞职。高宗虚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将其罢相。直到李纲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过，他是南渡以后最好的宰相人选，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担心其主战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八月二十五日，陈东与欧阳澈被斩于应天府东市，陈东四十二岁，欧阳澈仅三十一岁。宋太祖誓约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一条，誓约的内容上月刚由徽宗以衣带诏的形势传送给高宗。高宗之所以大开杀戒，根本原因有三：其一，陈东对他继统合法性的怀疑，欧阳澈对他纵情声色的揭露，都触到了最痛处;其二，唯恐陈东再次激起靖康学潮那样的民变;其三，陈东等上书主张复用李纲，坚决抗金，与其逃跑的决策针锋相对。因此，高宗必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一再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赠官，又是赐田，官修史书也强调他是误听了黄潜善的挑唆，无非旨在减轻公论的谴责。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他的罢相激起正直人士的愤慨。太学生陈东这时也应召刚到应天府，据说他此行带着自己的棺木，决心舍身成仁。听到李纲罢相，他毫无畏惧的两次上书，希望高宗尽早罢黜黄、汪，认为“欲复中原，以定大计，非用李纲不可”，还正告高宗不应即位，责问他日后钦宗归来，不知何以自处。另一个布衣士子欧阳澈也上书指责高宗“宫禁宠乐”。

杀了陈东不久，高宗就下诏“巡幸淮甸”。十月，朝廷逃到扬州，把这个烟花繁华之地作为“行在”(即朝廷的临时住地)。岁末，高宗分别将黄、汪分别迁为左、右相，把朝廷全权交给他们，自己则在行宫寻欢作乐，全然不顾中原军民正与金军在浴血奋战。

金军南下

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陕西，攻山东的东路军在渡过黄河后由完颜宗弼分率一部直逼开封，完颜宗翰则亲率中路

直攻开封与其会师。这时的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是宗泽，他有效的部署了东京防线，粉碎了金军夹攻的计划。其后，他派人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建立以东京为中心、两河为屏翼的抗金防线。

其时，两河山水寨星罗棋布。河东的红巾军以红巾为标志，用建炎年号，曾奇袭金军大营，差点活捉宗翰。五马山寨义军推戴自称徽宗之子的信王赵榛为首领(其真伪莫辨，一般以为是假的)，实际领袖是赵邦杰和马扩，响应者达数十万。八字军由王彦领导，他是原河北宣抚司的都统制，招抚司解散后率残部入太行山，部众都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受其号令的有十余万人。梁山泊水军以张荣为首，有战船数百，士兵万余，这支义军后由水路转战至两淮。

同时宗泽派人与两河义军联系，让他们做好接应宋朝大军渡河收复两河失地的准备。建炎二年五月，他在上书里提出六月出师渡河的计划，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壮举。但高宗置若罔闻;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黄、汪都笑着以为他脑子有病。

两河义军数十万都受宗泽节制，称其为“宗爷爷”。宗泽深知这些自发的义军，是抗金斗争最可倚靠的主力，但没有朝廷的支持，迟早会归于失败。因而在开封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他一再上书高宗，呼吁还都，以号令抗金斗争。宗泽留守东京一年，先后上了二十四次《乞回銮疏》。

七月，宗泽见坐失良机，忧愤成疾，与世长辞。死前，他沉痛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宗泽一死，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一年以后开封再次被金军占领。

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那就是追击立足未稳的高宗朝廷，俘获高宗，以确保不再有一个赵氏政权与其为敌，以便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能代表金朝统制中原地区。

建炎三年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三日，高宗正在行宫行欢作乐，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传说中康王泥马渡江的故事就源出于此。

次日，金军攻入扬州，追至江边，军民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以为扬州大溃退的罪责都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身上，高宗也不满他俩不能早为之计，让自己吃足了苦头，遂将他俩罢相，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属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

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拥兵数万，对来袭的五六千金骑不作任何抵抗，不仅未罚，反而升迁，是因与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在高宗从镇江逃往杭州途中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强买民物，凌忽诸将，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既嫉妒王渊骤然升迁，又忌恨宦官胡作非为，对高宗一味南逃也深为不满，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隆裕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次政变，史称“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

这时，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兵变虽有合理的情由，却也夹杂着个人的野心，两人既无深谋远虑，又无明确目标，进退失据，见勤王大军逼近杭州，就弃城而逃，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韩世忠军俘获，两个月后处死。

入海避敌

七月，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将这里作为临时安乐窝。这月，金军以完颜宗弼(兀朝廷。高宗遣使向金帅乞和，国书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但兀术必得高宗而后已，完全不理睬高宗的摇尾乞怜，一举突破了长江防线，占领建康，直扑临安。

十月，高宗从临安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次月，再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十二月，决定入海避敌。十五日，高宗接到金军逼近临安府的消息，便坐楼船逃往定海(今浙江镇海)，进而渡海到昌国(今浙江定海)。岁末，高宗得知兀术将至明州，便让御舟漂泊在台州与温州间的海上。建炎四年正月初三，高宗船队落碇台州章安镇(今浙江黄岩东北)，在这里停留了半个月后移向温州沿海，二月二日起驻泊温州江心寺。

兀术在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也乘船入海准备追获高宗。途中遇上大风暴，被宋军水师击败，退回明州。这时南下金军已是强弩之末，后方空虚，战线漫长，屡遭宋朝武装的袭击。二月，兀术声称已完成“搜山检海”的预定目标，开始北撤。一路上纵火焚城，掳掠奸淫，明州、临安、平江府都是数日烟焰不绝。

建炎南渡的历史影响

建炎南渡时，当时的康王赵构不顾北方军民陷于战火而选择南下逃跑不得不说他没有做到一个皇帝的责任，但是他南下使得女真人没有取得消灭宋朝的机会，为宋朝的继续和后来的与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对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赵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