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西突厥是怎么灭亡的？
2020-05-21 19:13:03 历史 猎历史 °c 繁体
A + A ---《新唐书》卷二百三十五 北狄列传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三卷 唐纪九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十八日，一代军神李靖薨于家，享年七十九，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为“景武”，备极哀荣。就在人们为帝国失去了一位无敌的名将而哀思不已的时候，短短十一天后却又传来一个让整个帝国都为之休克的消息。五月二十六日，太宗皇帝天可汗李世民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三岁，得谥为“文”，葬于昭陵。中国历史上君臣知遇的典范，两位不世出的英雄就这样先后而去，由此造成的政治地震影响深远。太宗的死，如同一针兴奋剂，让帝国周边不甘雌伏的势力野心急剧膨胀，太宗皇帝全面恢复的单极亚洲体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对于西域而言，头一个试图挑战帝国统治地位的便是西突厥。
西突厥原本于西域称雄，为了对抗当时的“巨无霸”东突厥，而与唐帝国结成了联盟，但是“没有永久的和平，只有永久的利益。”随着东突厥的覆灭，唐帝国的势力扩张至西域，由此引发了西突厥一系列的反唐行动。在这段时间内西突厥虽然内斗不休，但是接连几个可汗均持反唐态度，同唐军在西域进行公开地较量。在经历了高昌、焉耆、龟兹等一系列的较量之后，最终以西突厥方面大败亏输而告终。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突厥人百年基业，在西域早已根深蒂固，自然不肯甘心臣服，于是以阿史那贺鲁为可汗，又一次点燃了在西域的战火。
阿史那贺鲁是西突厥始祖室点密大汗的五世孙，论出身是当然的天潢贵胄。对于西突厥来说，阿史那贺鲁更是一个人杰。他原本是西突厥咄陆可汗麾下的叶护，牙帐建于多罗斯川（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上游），统处月、处密、姑苏（哥舒）、歌逻禄（即葛逻禄）、弩失毕五姓突厥。但是在突厥内部争斗之中咄陆可汗众叛亲离，新立的乙毗射匮可汗为了一统西突厥诸部，自然不会放过他这个手握重兵的咄陆可汗党羽，于是向其大举攻伐，阿史那贺鲁不敌，眼见要覆灭。此时恰逢唐军征讨龟兹，他趁机率残部向唐军投降，于是被封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龟兹战役结束之后，西突厥虽败，但并未完全崩溃，乙毗射匮可汗依然以碎叶川（今中亚之楚河）为界，与唐帝国势力相互对峙。
此时对于唐军而言，打赢接连的几场大仗已属强弩之末，继续劳师远征并非上策。但是中原军队一旦撤回，势必乙毗射匮可汗的势力又将卷土重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必须树立一个在西域有一定力量的亲唐势力与乙毗射匮可汗争斗，如此阿史那贺鲁便成为了当时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他的身份尊贵，在西突厥部族中又有一定的号召力，与乙毗射匮可汗又是死敌。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扶植他的话既可以分化西突厥，削弱乙毗射匮可汗的反唐势力，又可以借助阿史那贺鲁来稳定唐帝国在西域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是惠而不费。因此很快唐朝便恢复了阿史那贺鲁在突厥的泥伏沙钵罗叶护的爵位，并在贞观二十三年（ 649 年）二月十一日建立了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的瑶池都督府，以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给了他充分的授权，让其召讨“西突厥之未服者。”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让西突厥分治互斗，让他们削弱彼此的力量，这样的如意算盘自然打得很好，但是阿史那贺鲁毕竟是一代人杰，并不是什么提线木偶，因此他反而利用了帝国给与的授权，拉起大旗作虎皮，于是“密招携散，庐幕益众”，很快便将碎叶川以东的突厥部族招致自己麾下。
阿史那贺鲁有很大的野心这点其实太宗皇帝心知肚明，但却苦于一时并无更好的人选，因此就在他初降之际便动用了各种政治手段使其入长安觐见，施之恩示以威，意图以权术将其牢牢掌握在手中。这种手段在当时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觐见结束，在唐军征讨龟兹大军已经出发的情况之下，阿史那贺鲁主动坚持要求作为向导参战，不能不说是慑于太宗“天可汗”的威严而做出的行动。但沸腾的野心仅仅是被暂时地压抑，却并没有消失。他如一匹沙漠中的恶狼，在力量不济之时暂时收敛了爪牙，默默地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当然有太宗皇帝在的一天，阿史那贺鲁这匹狼就只能乖乖地当帝国的一条忠狗，但是仅仅一年后，太宗皇帝便与世长辞，阿史那贺鲁闻讯后迅速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转变，向帝国的疆土亮出了它磨砺已久的獠牙。
以太宗皇帝的政治水准，当然不可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对阿史那贺鲁也是做好了两手准备。临近阿史那贺鲁的西州、庭州对其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甚至大派侦骑入阿史那贺鲁的领地进行查探。因此他的异动甚至还在谋划阶段便被庭州刺史骆弘义所侦得，并很快地报告给了朝廷。这次成功地古代间谍活动想必是一段精彩的故事，可惜其惊心动魄之处史书不言，最终沉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其成效则极为显著。唐廷得知此事之后立刻派遣通事舍人桥宝明前往前往慰抚，并持弓矢、杂物以赠，要其长子咥运入朝宿卫。当然这些不过是面子上的话，其实唐廷这次出使的含义就是在告诉阿史那贺鲁，你的动作朝廷都知道了，也早有防备，赶快打消不该有的心思，此外你的长子就来朝廷作人质吧。当唐廷的使者突然出现在阿史那贺鲁面前的时候，笔者相信其面上的表情一定很精彩，恐怕他到最后都不知道尚在谋划中的事情如何被朝廷未卜先知的。唐廷反应如此迅急给了阿史那贺鲁极大的心理压力，于是无奈答应了让长子咥运入朝宿卫。当然实际情况也远不是如此简单，能成功地给阿史那贺鲁施以强大地压力，并让其同意咥运入朝，使者桥宝明在其中的作用可谓极其巨大。咥运在去往长安的路上曾不止一次动过叛逃的心思，但是精细的桥宝明“内防御而外诱谕”，终于将其送至首都，暂时粉碎了阿史那贺鲁的阴谋叛乱。
进京之后的咥运直接被升为右骁卫中郎将，受到了刚刚即位的高宗皇帝的厚待。但是对于此般桀骜不驯之人，单单用物质笼络是远远不够的，高宗李治毕竟是刚刚即位，没多少御下的经验，再加上本性又比较懦弱，完全不能震慑住咥运，反而让他小看了唐帝国的整体实力。而高宗却以为此等礼遇已经让咥运心悦诚服，于是为了让他影响其父亲不要反叛，结果将其放回西域。这一放可谓是龙回大海虎入深山，不但没能打消阿史那贺鲁反叛的念头，反而在儿子的鼓动之下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正式举起了叛旗。阿史那贺鲁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生养息，又获得唐帝国的援助，实力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他知道，单单占有西域半壁江山是无法与唐帝国相对抗的，于是在反叛的同时便举兵西征，杀向碎叶川以西的乙毗射匮可汗属地。此时的乙毗射匮可汗元气大伤，部属离心，很轻易地便被阿史那贺鲁所击败，所属部众亦被并吞。于是阿史那贺鲁一统西突厥，建牙于双河(今新疆博乐西之博尔塔那河）及千泉，自号泥伏沙钵罗大可汗，统两厢十姓突厥部众，拥胜兵数十万，君临西域。
统一了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自以为有了对抗唐帝国的本钱，于是让咥运为先锋，统处月、处密、姑苏、畀失、歌逻禄等五部兵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春东侵庭州，相继攻陷了金岭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杀掠数千人而去。这一下使得西域的安西都护府与西、庭二州均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此时西域的几大都督府均属羁縻建置，人心不稳，一旦形成连锁反应则局势立时便会糜烂，大事去矣。不能不说阿史那贺鲁的时机把握得既准又狠，完全瞅准了唐帝国的形势给了重重地一击。
这种情况之下帝国政府就显得极为尴尬，高宗初立之时便停止了征讨高丽的军事行动，就是因为听取了臣下修生养息的意见，要暂息兵戈。但是此种情况不打也得打，于是在当年冬便以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征，以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以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征发秦（州治在今甘肃秦安西北）、成（州治在今甘肃西和西北）、岐（州治在今陕西风翔）、雍（州治在今陕西西安）等州汉军府兵三万，此外尚有瀚海都督吐迷度之子婆闰麾下回纥骁骑五万，取道天山北路进击。就在朝廷大军将要出发之际，庭州刺史骆弘义对于征讨阿史那贺鲁上了一个条陈，说是兵贵神速，如今天寒地冻正好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朝廷应该以阿史那贺鲁为主要打击目标，对于处月、处密等附从部族应该进行策反离间，然后征发他们的兵力一起对付阿史那贺鲁，这样便可以将其一举歼灭。这个条陈表面上看的确是好的，如果真的成功那朝廷惠而不费，可以在最少的损失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战果，因此高宗皇帝很快便通过了这个条陈，排遣了大量使者去西突厥诸部进行安抚宣慰。但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条陈最大的失误就是太小看了阿史那贺鲁的政治能力，虽然他崛起时间很短，但对于手下各族经营得真如铁桶一般。结果派出去的使者除了射脾部酋长沙陀那速俟斤响应了帝国的征召之外，其余的使者均无功而返，甚至在处月部酋长朱邪孤注率先杀害唐招慰使、果毅都尉单道惠的影响之下，处密、处木昆等其他主要西突厥部族亦先后杀唐使者，与帝国彻底决裂。
此时西突厥诸族皆反，唐军战略意图完全暴露，再想闪击阿史那贺鲁已属天方夜谭，于是整个出征计划全盘推倒重来。朝廷此时依然保留了瑶池都督府，并未与阿史那贺鲁彻底决裂，还留下了一定的转圜余地。远征军的主攻矛头却放到了敢于触犯帝国天威的处月、处密等部落，意图杀鸡儆猴。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正月初五，帝国远征军兵分两路，梁建方一路率军进抵牢山（约在今新疆奇台东北中蒙交界处之阿尔泰山），处月酋帅朱邪孤注率众死守牢山险要地带，拒不投降。梁建方分兵多路，在战鼓声中四面登山，一齐合围。结果，牢山虽险绝，处月部众虽然骁勇，但依然不能挽回败局，在四面围攻之下迅速崩溃，朱邪孤注眼见不支，连夜携亲族遁逃。唐军上下从李靖开始便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出征之后敌人首脑除非死了，否则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抓住。梁建方自然也秉承了这个传统，派副总管高德逸领轻骑兵穷追五百余里，朱邪孤注眼见绝无逃脱之希望后，又占据险要地形，幻想还能击破追兵。唐军急行军之后士气不坠，两军大战后高德逸阵擒朱邪孤注，历数其罪名之后斩杀当场以儆效尤。此战唐军斩首九千级，俘虏敌方酋帅六十，俘虏万余人，获牛、马、杂畜七万。赢得了牢山之战的胜利。而与此同时契苾何力一路亦顺利击败处密部，“擒其渠帅处密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此时唐军粮草亦耗尽，于是只能班师回国。之后在永徽四年（公元65３年），以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标志了帝国重新控制了天山以北的西域东部地区，解除了阿史那贺鲁对庭、西二州的直接威胁，显示了帝国的军威，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此次远征战果可以称得上辉煌，但是却远未达到最终的战略目标，因此战后身为大将的梁建方甚至遭到了御史的弹劾，指责他：“兵众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当然后方的文官们是不明白前方战局的艰苦的，他们不知道打仗并非仅仅靠人多便能取胜，他们更不知道军队缺粮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反正批评他人既能博得名声又没有什么危险，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说说容易，总得选出一员大将来平定西突厥，唐高宗此时四顾朝廷，却发现竟然无人可用！贞观时代尚在人世的名将们要么已老迈负担不了重任，要么如李世绩身为辅政大臣，不能轻离朝廷。或者如薛家兄弟与宗室名将李道宗一般因房遗爱谋反之事牵连而死的死，流放的流放，朝廷中的将才为之一空。在一番纷扰之后，朝廷于永徽六年（公元６５５年）五月终于安排出了远征军的主将以及随从诸将。在这批将领当中，主帅的人选最为让人惊异，如果将关于中国历史的演义小说中的人物根据出名程度排个序的话，此人必然名列前茅，要问此人是谁？他便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三板斧的大老程程咬金，大号程知节。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这位大老程既没有当过魔王天子，当然更不会使什么“三板斧”，他的真正兵器是马槊，年轻时代勇猛非常，与王世充的偃师一战中，他单骑救友，其英姿与《三国演义》中的长坂坡赵子龙相差仿佛。但再勇猛的将军依然架不住岁月的消磨，此时身为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的他已经二十余年未曾上过战场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除了主帅之外，尚有一人更为值得关注，此人在介绍李靖的章节曾经被提到，那便是演义中的终极反派BOSS--苏定方。永徽六年（公元６５５年）对于苏定方来说是一个咸鱼翻身的年份，自从跟随李靖讨平东 突厥之后，他已经被投闲置散了二十余年。与程咬金二十几年养尊处优不同，他却是以待罪之身被搁置了二十余年，究其原因，还得从当年那场大战说起。贞观四年李靖率铁骑一万夜袭阴山扫平了东 突厥，但是回国之际却遭到了御史大夫萧瑀等人的弹劾，说他：“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直接要求太宗皇帝把李靖交付司法问罪。要知道李靖击灭东 突厥并不是一般般的功劳，在闻听唐军胜利的消息之后李世民立刻下旨大赦天下，全国放假五天，李氏父子又召众王、功臣在宫中夜宴狂欢，席间李渊自弹琵琶，李世民亲自起舞，可见功勋之巨大。立下如此大功，回国却立遭弹劾，那这个出头弹劾的人不是傻子就是背后有人指使。再让我们来看看弹劾的内容，内容很简单，就是说李靖手下的军士们打仗完了之后抢劫，所以李靖这个总指挥要负责。这个指责可谓极为荒谬，古往今来，哪一支出国远征的军队没干过抢劫的勾当？更何况抢得是敌人的军队。恰好历史往往是螺旋状发展的，在讨伐高丽的时候太宗皇帝恰巧也遇上了同样的事情。当时唐军围攻高句丽的白岩城，白岩城城主先说欲降但后又反悔，结果在唐军猛攻之下又说要投降，当时唐太宗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可是此时唐军将士不干了，以李世绩为首的十几个将官当时就对太宗皇帝说：“士兵们之所以甘冒矢石，不顾生死，就是为了城破之后能大肆抢劫一番。现在敌人的城池眼看就要被攻破，为何还要受降，寒了将士之心呢？”此时太宗皇帝可没有大怒，将这些将官统统下狱，而是答应受降之后将府库中的财物全部拿出来赏赐将士们，用来赎取这座城不遭到劫掠。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宗皇帝几十年戎马生涯，又怎么会不知道这其中的紧关节要呢？可是太宗皇帝对此事的处理却极其耐人寻味，他首先驳回了将李靖交司法机关审查的提议，但是另一方面却在李靖觐见之时将其重重地斥责了一通。而李靖的反应也是那么地耐人寻味，他什么辩解也没有，直接叩头谢罪，深刻自我批评，老老实实地回家待罪去了，居然半点怨言都没有。所谓历史是螺旋状发展的可谓一点也不假，在李靖之前，隋朝名将史万岁也遇到了几乎是同样的事情，他当年大破突厥达头可汗之后朝廷仅仅是没评他的功劳，结果这位大将军在朝堂之上就对着隋文帝“词气愤厉”，还带着将士要朝廷封赏。结果落得个被大内卫士“暴杀之”的下场。假如李靖当时一如史万岁，下场可谓不言自明。此事可谓是太宗皇帝对李靖的一次忠诚度的测试，综观整个帝国也只有李靖能够在战功上与太宗皇帝相顽颉，这样太过能干的人才，哪朝哪代对皇帝都是一种威胁，因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事件举不胜举。可是李世民毕竟不是刘邦、朱元璋，对李靖也不过是借机试探一番。而李靖的表现也堪称完美，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绝无不该有的野心，于是君臣相协，自始至终。可是回到这件事上来，虽然李靖被太宗亲自赦免，但既然此事已被提出，并且太宗皇帝与李靖都认可了这件事情并非子虚乌有，那么总得找出一个人来承担罪责，这只替罪羊就是倒霉的苏定方。因此他从首先杀入突厥大营的英雄一下子落到二十余年无人问津的罪人身份，可谓从天上一下子掉入了地底。可是即便这样苏定方依然没有放弃，而机会也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终于在永徽六年让他等到了机会。由于良将缺乏，因此苏定方被重新起用，封为左卫中郎将，与营州都督程名振一起讨伐高丽国，再次崭露头角。由于战绩优良，因此亦被选入了此次平西突厥之役，苏定方可谓是磨刀霍霍，就等着能够再立新功，以雪二十余年来所受的不平之气。
在经过了大半年的精心准备之后，远征军于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正月终于正式出发，此次远征军阵容如下，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为葱山〔 即葱岭）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为副大总管，旗下分别有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伊州刺史苏海政、周智度、刘仁愿等人（此人后来在镇守百济当中功勋卓著）。对于此次远征唐高宗显得极为重视，甚至亲至玄武门为唐军诸将饯行，期望此行能够一战成功。
在皇帝的殷切期望之下远征军终于踏上了西行的道路，行军是艰苦的，唐军足足跋涉了七个月才终于寻到了西突厥的踪迹，与阿史那贺鲁部众歌逻禄、处月（这里为处月残部）二部在榆慕谷（今新疆霍城果子沟）大战。已经六十八岁的程老将军依然不减其勇，麾军大破敌军，斩首千余级，俘获驼马牛羊万计。在追寻到西突厥主力之后程知节立刻派副总管周智度领军追击，于咽城（今新疆博尔塔拉）之下再破西突厥突骑施和处木昆诸部，斩首三万余，攻拔其城。
在接连两次大胜之后，唐军已经推进至鹰娑川(今裕勒都斯河)，即当年大突厥汗国西面可汗牙庭故地。而阿史那贺鲁也调集了重兵与唐军进行决战，显庆元年九月二十二日，阿史那贺鲁的儿子咥运率两万精骑与总管苏海政所率领的唐军前锋会战于鹰娑川，两军激战连场未分胜负，此时西突厥鼠尼施部又率援军两万加入战团，胜利的天平眼见慢慢往西突厥方面倾斜。此时十里外，苏定方恰巧在与苏海政隔了一个小山岭的地方歇马，望见远方烟尘阵阵，厮杀震天，知道前锋已然遇敌，于是急率五百铁骑赶往救援。当苏定方赶到之时战局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键，他审时度势，对敌军阵势薄弱之处进行决死突击。突厥战阵在这次突击之下遭到了致命重创，整体阵形瞬间崩坏，唐军乘胜追杀二十余里。此役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战马二千匹，战场上一片狼藉，死马及突厥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
鹰娑川一战唐军获得了大胜，但是战后唐军内部的矛盾却爆发了出来。副大总管王文度开始公开地指责主帅程知节轻骑冒进，因此导致战斗虽然胜利，但是唐军亦有不小的损失。之后他居然拿出了一道圣旨，宣布因为程知节恃勇轻敌，因此皇帝委托王文度在适当的时候节制诸军。于是在王文度的指挥下，唐军一改之前的战术战法，将大军布成一个巨大的方阵，粮草辎重均藏于阵中，人马整天披甲戒备，缓慢进军，等待敌人的主动进攻。当然王文度的这种战法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来，其实是隋代杨素改革之前对付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战法。但是他没有想到时代已经不同了，这种早以被淘汰的被动防守的战法立刻导致战马多瘦累而死，士兵疲劳不堪，士气大降的恶果。当时苏定方便对主帅程知节进言道：“我们本来目的是主动讨伐敌人，现在反而大搞防守。如今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对王文度的战法大加抨击。此时的苏定方比谁都要焦急，他沉寂了二十多年，就等着这次大战能获得足够的功勋，谁知道到手的功劳就要这样被生生断送，万一军败搞不好回京之后还会担上不小的罪名，这怎么能不让他心急如焚？
王文度此时的行为在所有的原始史料当中均记载为“矫诏”，也就是这道圣旨是王文度伪造的。可事实真是这样吗？细究史籍中的种种细节，却让人觉得并非如此。首先在王文度用矫诏的方式夺取指挥权后，程咬金的反应却是极为窝囊，当时苏定方就直接表示了对此诏书的怀疑，要求程知节将王文度囚禁起来，然后传书回京，等待天子的确认。可是程知节却并未听从苏定方的劝告，听任王文度胡来。要是别的将军也许性格懦弱一点有此反应也不足为奇，可是程知节是什么人？当年玄武门之变前就敢公然违抗高祖李渊的旨意，坚持不去外地上任。如果王文度真的是矫诏，以程知节的为人怎么可能听之任之？更大的疑点在于回军之后对王文度的处罚上，“矫诏”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下场几乎都是个死，最起码也要流放三千里。王文度即便能借着矫诏打胜仗，回国之后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显然付出与收获根本不成正比。但是王文度却依然干了，并且矫诏之后并没有打胜仗。可是回国之后的惩罚却异常地轻，仅仅是个“特除名”，“特除名”在唐律中仅仅为罢官三年，而且三年后可叙官，再录用时降原有官品两级而已。这样的惩罚已经让人感觉到异乎寻常，可是更为匪夷所思的是王文度被罢免之后的三年刚出头一点，就被高宗皇帝迫不及待地起用为左卫郎将、首任熊津都督。在如此众多不符合逻辑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只有王文度的圣旨是真的才能解释这一切，让逻辑变得合理。王文度使用了圣旨却造成了极坏的后果，如果这道圣旨是真的，那么责任很大程度就要归咎于高宗皇帝，因此这道圣旨只能是假的，“矫诏”这个黑锅也只能让王文度一个人承担。
唐高宗为什么要给王文度这样的圣旨呢？史书里面写的很明白，就是怕程知节“恃勇轻敌”。之所以这样说还得从老程在战场上过往的经历说起，程知节从一开始在李密手下干得就是精锐卫队的活，战场上往往要冲锋陷阵，搴旗先登。此后跟随李世民也是一样，每每都是冲杀在前。对于旁人而言，程知节的武勇要比兵法韬略给人印象深得多。再加上他二十多年没怎么打过仗，年纪又近古稀，万一在战场上犯了糊涂，那可就坏了大事。而王文度则是贞观末年涌现出来的新星，他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渡海夜袭卑沙城的战役中是首要功臣。因此高宗皇帝为了保险，就给了王文度一纸圣旨，让他在关键时刻可以制止程知节犯错误。可是恰恰是这道圣旨惹了祸，中国人从古到今，在官场上最看不得一个副字，一旦头衔上有了个副字，那就基本意味着什么都不是。唐军西征一开始一帆风顺，功劳自然是身为总指挥的程知节最大，而鹰娑川一战后身为直接参战将领的苏定方的功绩也是铁板钉钉不可能抹杀，在功劳簿上身为副总指挥的王文度便显得可有可无，这显然让王文度不能忍受。因此借着鹰娑川一战唐军战损较多的由头王文度使用了圣旨夺取了程知节的指挥权，这样最终击灭西突厥的话，功劳最大的便是他王文度。
可惜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王文度的战法不仅不能带来胜利，反而使得军队兵无斗志。王文度眼见计划就要破产，恰巧此时唐军进至恒笃城，城内的粟特胡人开城请降。这时候王文度为了提高唐军的士气，想了一个馊主意，说：“这群胡人反复无常，我军退去之后他们必定依然为贼，不如全部杀掉，夺取他们的资财。”当时苏定方就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这样干我们就变成贼军了，还有什么理由讨伐叛逆？”但此时苏定方一个小小总管根本影响不了王文度的决定，于是唐军依然屠城，获得了大量的财物。苏定方唯有冷眼旁观，一物未取。阿史那贺鲁就在唐军忙着屠城的时候远遁而去，而唐军方面由于王文度的战法行进缓慢，加之屠城之后导致西域诸城纷纷坚壁清野，唐军后勤愈发困难，因此只能班师回朝。自此帝国第二次讨伐西突厥的行动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高宗皇帝的自作聪明使自己很闹了一个没脸，虽然朝堂之上无人敢对他进行指责，但大臣们心里都有数，因此他心里其实非常郁闷。高宗皇帝的悲哀之处就是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他父亲的阴影之下，太宗皇帝的光辉使得他的任何错误都显得更为刺眼。因此在一种恼羞成怒的情绪驱使之下，高宗皇帝在距离前次远征军回朝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便于显庆二年正月便又下达了再次讨伐阿史那贺鲁的诏令，更是破格提拔了之前既立有功勋又没有同流合污的苏定方担任北路军的主将。此次西征计划如下：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今新疆伊犁河）行军大总管，部下将军都有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瀚海都督婆闰等人，率汉军以及回纥等兵，自北道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天山南路，经焉耆去伊宁）和金山（今阿尔泰山及天山北路）道安抚大使，统领各自部属，自南道招集旧众，进讨阿史那贺鲁。不单单如此，高宗皇帝还发布了一个《采勇武诏》来显示自己的决心，诏书里面这样写道：
济时兴国，实伫九功；御敌安边，亦资七德。朕端拱宣室，思宏景化，将欲分忧俊，共逸岩廊。而比者贡寂英奇，举非勇杰，岂称居安虑危之志，处存思乱之心？如不旌贲远近，则爪牙何寄？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牧守，各举所知。或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於良平，也功绩於卫霍。踪二起於吴白，轨双李於牧广。赏纤善而万众悦，罚片恶而一军惧。如有此色，可精加采访，各以奏闻。
颇有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架势，加上破格提拔苏定方的举动，更被之后几乎所有的史家称赞为有知人之明，仿佛一夜之间之前那个老是做错事的高宗皇帝突然开窍了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