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诸葛恪被灭族原因：诸葛家族从显赫到灭族全过程

在孙吴中后期的军政舞台上，诸葛恪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他的荣辱成败不仅关系其个人或家族之兴亡，而且影响着孙吴政权的盛衰。不过，对诸葛恪历来评价分歧颇大，誉之者将他与乃叔诸葛亮相提并论，抑之者则贬斥为乱臣贼子。但无论誉之、毁之，有关评论多集中在孙权、孙亮父子更替之际的北伐活动上，而对其一生军政活动的发展过程及其他方面则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而对他的相关评论难免带有片面性。有鉴于此，本文对诸葛恪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论述孙吴中后期政治的变化及其走向。 　　一、“少有才名”：诸葛恪辩论戏弄之事及其所显现的门风问题
　　诸葛恪(203—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人，其父诸葛瑾东汉末年避祸至江东，瑾为后来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之兄。瑾长期充任孙权的长史等军政参谋职务，为人谨慎，从政稳健，深得孙权敬重，是孙吴侨寓之士的杰出代表。《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载瑾与“(孙)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吴郡太守朱治，权举将也，权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难自诘让，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显陈，乃乞以意私自问，遂于权前为书，泛论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毕，以呈权，权喜，笑曰：‘孤意解矣。颜氏之德，使人加亲，岂谓此邪?’”又称“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陈寿在《三国志》卷五二传末“评曰”中也称赞“诸葛瑾、步骘并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说明瑾是以德望见重于世的人物。正是由于诸葛瑾的努力，确立和巩固了诸葛氏在江东的地位。从当时情况看，在孙吴侨寓家族中，琅邪诸葛氏之门望仅次于彭城张昭家族。
　　诸葛恪为瑾之长子，肩负家族承传的重任，但瑾对他极不放心，《三国志·诸葛瑾传》载恪“名盛当时，(孙)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诸葛瑾如此担忧家族的命运，在于诸葛恪的才学、作风与之大异其趣。《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载恪“少知名”，注引《江表传》：“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可见恪自少便以才显名，反应快，善言辞，“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孙权之所以“见而奇之”，“深器异之”，正在于此。孙权出自寒门，在文化上受儒家礼法的约束较小，表现出轻脱佚荡的特征，造成了当时盛行的嘲弄戏笑的风尚。在这方面，诸葛恪是孙吴朝臣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很得孙权赏识。关于孙权、诸葛恪之间的嘲弄之事甚多，涉及各个方面，请略述之如下。
　　其一，关于家庭伦理方面的。《三国志·诸葛恪传》：
　　恪父瑾面长私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
　　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三《俊辩一》引刘氏《小说》：
　　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诸葛亮)?”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伪主，暗于天命，则不如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
　　孙权以诸葛瑾、诸葛亮之相貌、才能、德行等作为谈笑话题，而恪非但不生气，反而别为之解，目的是让孙权“大噱”、“举座欢笑”。诸葛恪本人也常以别人父讳开玩笑。《太平御览》卷八三○引《诸葛恪别传》：“昔元逊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难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礼乎?’诸葛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天，何者?不轻天，意有所在耳。’即罚晃酒一杯。”恪花言巧语如此。儒家礼法对父祖家讳等有严格规定，诸葛恪在这方面与孙权唱和，可见他们的礼法观念比较淡薄。
　　其二，对孙吴儒学士人代表张昭的嘲弄。张昭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儒学士大夫，对孙吴早期立国和发展有重大影响，为人严正，不苟言笑，是一位典型的礼法之士，他常对孙权的轻脱之举如酗酒、射猎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于是孙权、诸葛恪一再设计嘲弄他。《三国志·诸葛恪传》载：“(孙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麾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注引《江表传》又载：“尝有白头鸟集于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诸葛恪之所以一再戏弄张昭，主要目的是为了冲击礼法，嘲弄神圣。
　　其三，在外交活动中与蜀国使节以言辞相竞。吴、蜀联盟，不断有使节往来。在接待蜀使过程中，诸葛恪常受命嘲难对方。《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群臣曰：‘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凰来翔，骐驎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焉。”《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注引《江表传》：“费祎聘于吴，陛见，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祎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祎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又，《三国志》恪本传，“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恪以此开释孙权对自己家族的疑虑，同时羞辱蜀使。
　　其四，插浑打科、恶作剧式的戏笑。《三国志》恪本传注引《恪别传》载：“恪尝献权马，先媰其耳。范慎时在座，嘲恪曰：‘马虽大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世说新语·排调》：“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座大笑。”
　　不仅诸葛恪如此，其弟诸葛融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三国志·诸葛瑾传附子融传》载融袭瑾之爵位，并领兵驻公安，他与将士十分融洽：“疆外无事，秋冬则射猎讲武，春夏则延宾高会，休吏假卒，或不远千里而造焉。每会辄历问宾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博弈，或有樗蒱，投壶弓弹，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由此可见融之日常生活相当自由、少节制。关于融之文化倾向，本传注引《吴书》又载：“融字叔长，生于宠贵，少而骄乐，学为章句，博而不精，性宽容，多技艺，数以巾褐奉朝请，后拜骑都尉。”融之轻脱与其兄不同，他虽不长于口辩才捷，但他表现在“多技艺”(各种游戏)和“骄乐”、“奢绮”上。
　　正史和小说等材料对诸葛恪、诸葛融兄弟的这方面记载如此集中，说明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确实有这方面的表现。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些材料并未引起重视，即便说起，也仅以趣闻轶事视之，少有人予以学术上的关注和剖析。特别在偏狭的礼法之士看来，他们更以不经之论加以鄙视、斥责。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四《诸葛恪传》引“或曰”论此云：“凡此诸事，皆口给御人，或抵辱大臣，或启衅邻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为笑，人道无复可论矣，何足以辱简牍哉!史家无识可笑。”这代表了绝多数正统儒士的看法。卢弼于此下案云：“史家美恶兼书，以昭劝惩，‘或说’失之。”卢弼虽以为史家可以记载这类事情，但对事情本身也并不赞赏，目的在于“劝惩”。这都是站在卫道的立场上说话的。
　　其实，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视角看待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分析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阶级出身及其门第。关于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门第，人们一般多以高门世族视之，《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太平御览》卷四七○引《晋中兴书》曰：“诸葛氏之先，出自葛国，……三国之兴，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将军瑾，魏有司空诞，名并盖海内，为天下盛族。”这是魏晋以降的看法。琅邪诸葛氏最早可追溯到西汉诸葛丰，《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载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以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查《汉书》卷七七《诸葛丰传》，丰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为贡禹所荐，任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史无所避”，是一位忠直施法的人物，终因此导致“在位者多言其短”，被免为庶人。汉代政治文化是“王霸杂用”，儒学之士也重视吏能，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说明他具有儒学修养，但在政治实践中，他则表现出重法术的特征。因此，陈寅恪先生将诸葛氏家族文化的传统归之法家：“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而非儒学世家。方诗铭先生《三国人物散论》“诸葛亮家世”条指出，根据琅邪诸葛氏的谱系，自西汉诸葛丰之后，直到诸葛亮、诸葛瑾兄弟，其间已经过两百余年，“应该说，他们的关系极为疏远，而且是否可信也正是一个疑问。至于其父诸葛珪所任不过是太山郡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仅是一名六百石的小官，从父诸葛玄得为豫章太守，更是在战乱年代为袁术或刘表这类割据者所任命，他们都不是当时的显赫人物。”因此，他以为琅邪诸葛氏并非世代仕宦的“世族”、“大族”一类，而应该属于“单家”，诸葛瑾、诸葛亮兄弟“并有盛名”，主要是由于他们有才能，并正逢汉末三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机缘。根据陈、方二先生所论，琅邪诸葛氏家族出身于非儒家之寒门，从而纠正了《晋中兴书》所谓诸葛丰“子孙代居二千石”的记载，是很有见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世族与寒门的分别主要不在于事功勋业和财富，而决定于文化传统。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汉末士大夫社会，“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这在理论上明确了世族与寒门的文化标准。但就具体家族而言，情况则比较复杂，在世族与寒门(侧重于文化分别)、大族与单家(侧重于社会势力的强弱)比较典型的状况之外，大多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两极之间还有一些处于过渡状态的家族。就诸葛氏而言，恐怕正是处于世族与寒门之间的家族，因而具有某些双重特点：诸葛氏早有习儒的传统，虽发展的不够充分，但始终延续下来。据《三国志·诸葛瑾传》，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这表现出受儒学文化影响的气质，但从瑾弟亮的政治实践与文化倾向看，则偏重于法术，显得“驳杂”不纯。又，诸葛瑾虽习儒，但他并非经师，且其诸子皆不专儒，融“学为章句，博而不精”，其家族确实没有实现“儒家化”，故恪、融皆放达不羈，显得轻脱，不守礼法，颇多寒门的特征，与儒家礼法世家明显不同。至于诸葛氏仕宦地位，诸葛丰之后确实没有出现载入史册的高级官僚和名士，其家族没有实现“中央化”，当属于有一定势力的地方性家族。一般情况下，在汉代正常的社会标准下，像诸葛氏这样的家族要出现一流的名士，提升其家族门第，要经历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我们通过对诸葛恪通脱简易之事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地说，诸葛氏家族的门风具有世家和寒门阶层的双重特征，这与其家族正处于由单家向世族转变的过程是一致的。
　　二、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
　　由上所述，诸葛恪是一个才艺之士，论说辩难，“口给御人”，这与乃父诸葛瑾“笃慎”、“恭敬”的作风大相径庭，颇似汉代宫廷中的“俳优倡技”之属。不过，孙权轻视礼法，对恪之言行大加赞赏，在政治上也予以提携，将他作为孙吴侨寓人士新生代的代表加以重点培养，从而使他在黄武以后逐步成为孙吴政坛的一个重要人物，并亲历了一些重大的军政事件。概而言之，孙权对恪之培养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诸葛恪培养成太子孙登东宫辅政集团后进之士的领袖人物。黄武元年(222年)孙权称吴王，以长子孙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又以登为皇太子。孙权对太子的教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扶持和培育是非常重视的，除了精心挑选太师、太傅外，重点是选择东宫属吏。《三国志》恪本传载其“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同书卷五九《孙登传》记载更详：“(孙权)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登待接僚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寤。……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为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一般地说，东宫僚属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太子执政的主要辅助班底。由于孙权的安排，诸葛恪不仅成为太子核心的宾客，即所谓其“四友”之一，而且深得登之依重，视为其中的领袖。孙登曾命侍中胡综作《宾友目》，评恪“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后登病重，死前力荐东宫人士，以为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尽管后来孙登早逝，未及登位，其诸宾友也都各奔前程，但由此可见孙权父子对诸葛恪的重视。这对恪之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大有助益的。
　　二是孙权任命诸葛恪负责具体军政事务，意在考察和锻炼他的实际才干。《三国志》恪本传载孙权欣赏诸葛恪的才思敏捷，“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所谓“欲试以事”，既是考验，也是培养，孙权的用意是将来以恪为孙吴核心辅政大臣。不过，恪性格轻佻、粗疏，有华而不实的缺陷。前引其父瑾“常嫌之，谓其非保家子，每以忧戚”，所谓知子莫若父，此之谓也。恪叔父亮为蜀丞相，对此也很担心。恪本传注引《江表传》：“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当时东宫同僚中也有人评论恪“才而疏”，看来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孙权对诸葛恪的这一安排，其本意是为了锻炼他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三是支持诸葛恪领兵平定丹杨郡等地的山越。孙权有心培养诸葛恪，希望他能够建功立业，树立威望。采用什么途径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呢?对此，诸葛恪本人也有所思考。据《三国志》本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当时江南丘陵山区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越人后裔和汉族逃亡人口，人们统称之为“山越”，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宗部”。特别是丹杨郡，为孙吴京师所在，又与江淮地区曹魏统治区毗邻，相互交通，对孙吴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恪传载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羈也。”孙吴立国江东，一直致力剿除山越，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参与过对山越的战争。嘉禾三年(234年)，孙权任命诸葛恪为丹杨太守、抚越将军，“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孙权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对待出征山越的诸葛恪，这是其他将领从未得到过的。恪主持剿越任务，汲取过去的成功经验，明令各地军政官员“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把守险要;自己的军队则控制关口要塞，“但缮藩篱，不与交锋”，等待粮食作物成熟，抢先收割，“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对出降者，“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仅从根本上清除山区的隐患，而且为孙吴增加了大量的军队和劳力。嘉禾六年，诸葛恪征讨丹杨山越之事基本结束，“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拜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以讨山越受封，事例不少，但享此殊荣，则恪为少见。此后，他成为孙吴主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先后出镇皖口、柴桑等地。赤乌八年，陆逊死，“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成为孙吴主持长江上流军政的主要方面。这也为他后来入京辅政奠定了基础。
　　由上述可知，自黄武初以来，诸葛恪进入太子东宫宾友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以至赤乌间位列大将军，其地位上升之快、权位之重，一帆风顺，令人侧目。何以如此呢?这显然与孙权的精心设计和具体安排是分不开的，而孙权对诸葛恪的奖掖、提携则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孙吴自立国以来，其统治集团主要由三种势力构成：一是孙氏宗族势力;二是江北流寓人士;三是江东本土大族。由于阶级差别和利益冲突，一开始江东地方大族是抵制孙氏武装势力的，孙氏对他们也采取了“诛其英豪”的政策，而对流寓人士则加以扶持。建安后期，孙权意欲正式建国号于江东，必须赢得江东地区大族的广泛支持，于是推行一系列的“江东化”政策，其核心便是“以吴人治吴”。在这一过程中，陆逊先为上流军事长官，顾雍后为丞相，成为孙吴“江东化”的标志。不过，必须指出，孙权作为一位具有很强的专制欲望的割据君主，他对江东本土大族垄断孙吴军政大局的状况是心存担忧的，他一直在暗中提携、培植侨寓人士的势力，以遏制江东大族势力的膨胀。孙吴地方社会的人才选举与曹魏相似，也受到汉代“乡举里选”传统的影响，控制在地方大族手中。而侨寓人士一方面由于脱离乡里，在选举中自然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人才较少，随着汉末流迁英俊的逐渐凋零，其力量不断削弱。这样，在孙吴政权“江东化”背景下，孙吴皇族、皇权与侨寓人士尽管在思想文化观念与利益倾向上也存在种种矛盾，但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结成政治同盟，以制约江东地方大族势力。从黄武年间以来，孙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政治斗争，这背后主要是孙权操纵，但都援引、优遇侨寓势力，目的在于打击江东大族，如“暨艳案”、“吕壹事件”、“二宫构争”等，无不如此，以致有不少学者习惯用南、北人士的冲突、斗争的线索来解释孙吴政治史的发展规律。确实，侨寓人士比江东人物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更强。孙权在立太子后，其东宫宾友中，可考者以北人为主：诸葛恪，琅邪人;张休，彭城人;陈表，庐江人;羊衜、谢景，南阳人;范慎，广陵人;只有顾谭为吴郡人，刁玄为丹杨人。如果太子登得以继位，其核心辅助集团必然以北方流寓人士的后进人士为主，而诸葛恪则因其才能及其家族地位，成为孙权的重点培养对象。在这一背景下，诸葛恪在上升过程中，为贯彻孙权的政治意图，必然要与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发生矛盾冲突。据《三国志·陆逊传》，逊为江东大族首望，他曾谓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篾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三国志》恪本传，赤乌中，恪特与陆逊书云：“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彫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这是陆逊让人转信给恪，提醒他有关用人标准等问题，恪回信表示赞同：“恪知逊以此嫌已，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这说明恪的有关政策、言行与陆逊相左，逊特转言批评，恪回信解释以消除矛盾。恪何以与位隆权重的陆逊相抗呢?恐怕主要是执行孙权的意见。


不过，赤乌年间的“二宫构争”中，诸葛恪的态度竟与孙权相左，而与陆逊一致，颇令人费解。所谓“二宫构争”，是孙权一手导演的皇位继承人的斗争。太子孙登于赤乌四年早逝，权立三子和为太子，但同时扶持四子鲁王霸，形成“二宫构争”的局面，以致“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而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太子和党的领袖是陆逊，其他骨干分子也多为吴地大族子弟，而诸葛恪深知孙权支持鲁王，但仍站在太子一边，如何理解呢?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观念上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具体原因，即太子和妃为恪之外甥女，和之废黜与否，与恪之个人及家族的兴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他附和陆逊，支持太子和。不仅如此，恪后来主政，还想恢复废太子和的地位。《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太元二年正月，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于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在家族本位的情况下，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因素。诸葛恪以为孙权最终会听取大多数朝臣的建议，维护太子和的地位，于是他也支持孙和。另外，太子和的母亲王氏为琅邪人，与诸葛氏为乡里，恐怕早有往来。孙吴宫闱制度混乱，影响政治甚大，这点恐也值得注意。当然，作为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人物，诸葛恪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斗争中的变数，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又将自己的长子绰安排到鲁王霸党之中，《三国志》恪本传：“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恪父子在“二宫构争”中脚踩两只船，最终使其长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表明诸葛恪对此事的态度，主要出于现实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虑。
　　三、建兴年间诸葛恪北伐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
　　经历长时间的“二宫构争”，孙权于赤乌十三年废黜太子和，将鲁王霸赐死，以年幼的少子亮为太子，卷入“二宫构争”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无情摧残。太元元年(251)，孙权病笃，他开始物色孙亮的辅政人员，诸葛恪等人得选。《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孙亮传》：太元元年冬，“权寝疾，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三国志》恪本传载“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注引《吴书》载之更详：
　　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以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
　　由于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在江东儒学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运之后，他成为孙吴社会中重要人物，所谓“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说明人们对他的推崇，孙权也顺势诏令“有司诸事一统于恪”。
　　不过，恪主持军国大事，缺乏名望，当时侍中孙弘便利用孙权之死，图谋秘不发丧，想矫诏诛恪，恪得孙峻帮助才保住权位。这表明恪之辅政地位很不牢固。他当时给驻守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写信说：“……吾身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惧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视，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这体现出身为首席辅政大臣的诸葛恪的孤独而忧惧的心态。哪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呢?诸葛恪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政治上，恪一主政，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三国志》恪本传注引《吴书》载孙权死前着力提高恪之声望，“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诸法令有不便者，条例以闻，权辄听之。中外翕然，人怀欢欣。”这是对孙权统治中晚期以来法禁严酷的情况加以调整，意在争取民心。孙权死后，恪“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所谓“罢视听，息校官”，就是废除为士大夫社会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因而深得士民的拥护，“众莫不悦”。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如孙权第五子齐王孙奋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作书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条禁，批评奋“多违诏令，不拘制度”的恶行，责其迁出军事重镇武昌。恪这一举动十分坚决，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
　　不仅如此，诸葛恪甚至有迁都的打算，《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录》载“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孙和传》也载：“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孙亮传》则载建兴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门和内殿受灾的情况。迁都为国家大事，恪当政未久，竟有迁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业为孙吴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恪不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难，其本身地位也常受冲击。可以说，作为孙亮首辅的诸葛恪，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当时有识见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三国志》恪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以为圣人讲“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何必责我“十思”呢?虞喜评曰：“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确实，恪性格粗疏，入都前未知建业政局复杂，一旦执政，意欲通过政治变革提高声望，阻力重重，难以进行，无奈，遂生出迁都之意。但此事影响极大，涉及方方面面，难以落实。
　　迁都既不得，诸葛恪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想通过建立军事业绩来提高声望，进而加强权力。建兴元年十月，恪领兵四万，会众于东兴(今安徽巢湖东南)，因山势筑坞，巩固城防，并乘魏军不备，于天寒大雪之机，突袭魏军得胜，魏军死者数万，并缴获大量的器械物资。恪返师，进位阳都侯，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这样，恪集孙吴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不过，恪获胜后，有轻敌之意，第二年春，“复欲出军”，派人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系，东、西联合攻魏。诸葛恪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孙吴上下的强烈反对。《三国志》恪本传称“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为说服大臣，恪特著论，以为曹魏权臣当道，政局不稳，“当今伐之，是其厄会”，但众人主张维持现状，“怀偷安之计”;至于众人所谓“百姓尚贫，欲务间息”的看法，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现，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诸葛亮北伐的精神。这样，“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恪“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在前线，诸将领也不支持战争，围攻新城，数月不下，以致士卒疲劳，暑热饮水，疾疫流行，死亡涂地。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军得知恪军营困境，大举进攻，恪兵败退师，“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但恪并未认真反省，“晏然自若”，想在浔阳屯守，再兴北伐之举，诏令相衔，不得已才旋师，八月，恪回到建业，“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其执政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这样，恪之统治实际上也走到尽头了。孙氏宗室代表人物孙峻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诸葛恪进见孙亮的机会，将其刺杀。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张震、常侍朱恩等同时收杀，皆夷三族。其弟融驻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饮药而死，其三子皆伏诛。这样，琅邪诸葛氏江东一系遭致覆灭性打击。
　　诸葛恪北伐为何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并最终直接导致其家族的灭亡呢?这其中不仅仅有军事方面的原因，还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首先，恪出兵二十万之众，欲一举而得大功，这是很冒险的，将自己的命运与此役捆绑在一起。恪性格粗疏，他著论宣扬北伐，虽以“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为己任，但大话连篇，实际上，对战略部署、战术安排等并无细致、缜密的考虑，以致围攻新城数月而不得下，陷入困境。其实，当时曹魏为司马氏所控制，国力甚强，恪欲与之战，就综合国力而言，根本都不是对手。
　　其次，恪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出师之前，文武大臣的进谏之言，无不恳切之至，但恪根本不予理睬。在前线，他依然“刚很自用”，如围攻新城的军队“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不少将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他非但不听，甚至罢黜其地位，有的不得已投敌，难怪后来临淮臧均上书乞求收葬诸葛恪时说：“恪素性刚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陈寿《三国志》卷六四传论亦云：“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
　　再次，在诸葛恪北伐过程中反对最激烈的是江东人物，说明恪之军事活动严重危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遭到其抵制。据《三国志·诸葛恪传》，当恪围新城最困难的时刻，“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同书《朱桓传附子异传》注引《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即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于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朱异出自吴“四姓”之一的吴郡朱氏，是江东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他对诸葛恪兴师北伐显然是不满的。又，据同书《朱然传附施绩传》，丹杨人施绩为孙吴名将朱然子，然为朱治姊子，本姓施，绩复本姓，绩领兵上流，与诸葛恪兄弟不睦，绩遇战而融拒援，怨恨甚深：“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恪以绩随军北伐，而将其上流重任由诸葛融兼任，这实际上有利用北伐打击异己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施绩后来参预支持诛杀诸葛恪，并亲自出马抓捕诸葛融。孙峻敢于对诸葛恪下手，因恪已成为“民之所怨，众之所嫌”，这里的所谓“民”、“众”，主要为江东本土之士民，因为诸葛恪兴兵黩武，必然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自黄武以来，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如陆逊、顾雍等明确主张保境息民，反对大规模经营北方。孙权始终坚持“限江自保”策略，正是与此相呼应的。对此，连曹魏、蜀汉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载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竟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佐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不患，其亡可待也。”《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张嶷传》载“吴太傅诸葛恪以初破魏军，大兴兵众以图进取”，嶷谓诸葛亮子瞻曰：“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之术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邪?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不为晚，愿深采察。”他们都看出孙权集权苛政弊端丛生，以为诸葛恪只有改变孙权的“杀生赏罚，不任下人”的状况，争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根基”，否则，“其亡可待”。后来事态的发展，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综合全文所论，诸葛恪作为孙吴侨寓人士后进之士的主要代表，以其口辩论难与敏捷的应对之才，深得孙权的喜欢，成为孙权重点培养的人物，并终在孙权死前得为首席辅政大臣。为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强化自己的权力，他急于树立威望，于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一再大举北伐，不仅频率高，且第二次出兵，几倾全国之力，引起孙吴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对，于是最终导致兵败于外，政亡于内，其家族在敌对势力的政变中遭到覆灭性的打击。通过对诸葛氏家族在孙吴的兴亡史的考察，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了孙吴政治历史演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