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古田会议的开国将帅都有谁 古田会议中的上杭人都有谁

就算在中国革命史上，古田会议的规模也是罕见的，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多达120多人，除了新中国的几十位开国将帅和红四军的党代表等，当时古田本地的上杭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本文就为读者盘点一下，参加过古田会议的开国将帅和上杭人。

参加过古田会议的开国将帅

1955年9月27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庄严肃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授衔授勋典礼在此隆重举行。一批为新中国诞生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勋整齐列队，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勋章。他们之中的4位元帅、3位大将、9位上将、10位中将、1位少将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参加过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回望古田会议，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朱德。在收到中央“九月来信”后，德高望重的朱德军长态度鲜明地拥护中央决定，欢迎在红四军七大上被选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回来工作。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开始了著名的“新泉整训”，为开好古田会议奠定基 础。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并当选为新的前委委员。

关于如何建军、如何建党，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争论，让毛泽东、朱德等人意识到，建设无产阶级新型军队，必须思想建党、政治建 军。朱德将之称为“新方法”，而这些“新方法”最终得以在部队中贯彻落实，是否可以视为朱德“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的一个缩影呢?答案是肯定的。当 “朱毛红军”几乎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时，当朱德作为新中国第一元帅端端正正向毛泽东敬礼时，已经证明了一切。

这就像1972年1月10日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毅元帅追悼会开始前，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他在看望陈毅的夫人张茜及其子女时，连声说道：“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1929年8月初，陈毅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面对周恩来“是你陈毅行，还是毛泽东行”的询问，光明磊落的陈毅肯定地回答：“是 毛泽东行!”并向党中央保证：“一定把毛请回红四军。”随后，他与周恩来、李立三共同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九月来信”)，并将之带回闽西。陈毅主持 古田会议，传达中央会议和“九月来信”精神，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

还有罗荣桓。1929年底，当得知毛泽东重回红四军，他顾不得尚未痊愈的身体，急忙从医院赶回部队参加“新泉整训”。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他提出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建议，这一条成为《古田会议决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古田会议上，罗荣桓作为基层代表当选为前委委员。1955 年，罗荣桓被授予元帅军衔。

历史总是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前进的。当年出席古田会议的120多位代表，许多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但他们都为新中国的成立出生入死，抛洒过热血。

1929年11月，谭政受毛泽东派遣到部队收集思想反映，总结红军初创时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接着参加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并担任会议记录。谭政毕生的追求和建树是研究我军政治工作，《谭政报告》长期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南，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 文献。1955年，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

从古田会议走出的少将叶青山，是我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参加红军的经历堪称传奇。1929年3月，红四军攻克长汀，福音医院接收了300多名伤病 员，当时正值天花流行，叶青山每天忙碌地为红军战士接种天花疫苗。一天，当满头大汗的叶青山准备擦把汗时，一个陌生人微笑地递上一条毛巾。叶青山连忙接过毛巾，问道：“同志，你也种疫苗?”陌生人说：“不，我来看看你。”旁边眼尖的战士惊讶地叫出声，“他是毛委员!”叶青山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却亲 切地和他拉起家常，说着说着，毛泽东话锋一转，问他敢不敢参加红军。叶青山没有思想准备，毛泽东看出他的心思，风趣地说：“不急，你再考虑一下。”毛泽东 走后，叶青山联想到在福音医院看到的情景，想到红军入闽以来所干的工作，于是下定决心参加红军。1955年，叶青山被授予少将军衔。

还有，古田会议期间任红四军第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的粟裕、第四纵队参谋长的罗瑞卿成为了共和国大将;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萧克、第二 纵队十二大队党代表赖传珠、红四军副大队长陈士榘、红四军军部副官长杨至诚、第一纵队辎重队长赵尔陆、第三纵队七支队党代表朱良才、第三纵队九支队支队长张宗逊、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邓华、第三纵队八支队二十五大队副大队长郭天民等人成为开国上将;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参谋长的郭化若、第二纵队四支队支队 长毕占云、第三纵队纵队部副官赖毅、第二纵队四支队十一大队大队长韩伟、红四军军部参谋聂鹤亭、第一纵队政治部秘书欧阳毅、第三纵队副官长张令彬、第三纵队七支队副支队长杨梅生、第三纵队十八大队宣传队长王紫峰、红四军军部参谋曹里怀等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古田会议中的上杭人

一、会议代表、与会人员(9人)：

1、罗化成(1895--1940)

罗化成，上杭县南阳罗屋人。福州蚕桑学校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6月任红四军特务大队大队长，12月出席古田会议。后历任红二十一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红军后方医院院长、闽粤赣边军事委员会红军总医院院长、福建军区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动员武装部部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总务处处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和闽西南地区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12月，闽西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罗化成担任二支队军需长，随军北上抗日。

1940年2月20日，罗化成因心脏病严重恶化，经多方抢救，医治无效牺牲，时年45岁。

陈毅在追悼罗化成烈士的致词中说：“罗化成烈士离别我们了。掩盖烈士棺木的黄土，随着时光的流逝将长满青草。但是，罗化成烈士的奋斗精神，将永远召唤着人们前进，罗化成烈士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新四军每一个战士和江南人民将敬仰、缅怀烈士光辉的一生……”。

2、官觐侃(1910--1990)

官觐侃，上杭县古田大源村人。1928年先后参加大源村农民武装、蛟洋暴动和永定暴动，因作战勇敢，被傅柏翠编入蛟洋农军，任闽西工农红军第五十九团十九大队班长。1929年6月，任红四军第四纵队第七支队特务大队五班班长，12月出席古田会议。

1930年春，官觐侃在长汀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后转到上杭蛟洋红军医院治疗。伤愈后未赶上部队，回到家乡大源村，组织成立了大源村赤卫队。1931年国民党军血洗大源村，大源革命群众半数被害，官觐侃被迫离开家乡。

1932年3月，官觐侃带领大源村群众98人回到家乡，重新组织成立了农军。1933年，国民党匪军再次攻打大源村，他率领游击队奋起抵抗。

1941年6月，官觐玖回到大源后，官觐侃兄弟带领村民修建了大源人民革命烈士墓和烈士碑，以纪念在历次战斗中牺牲的死难同胞。

解放后，官近侃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对党和人民政府没有丝毫的要求。1990年10月29日，官觐侃在家中去世，享年80岁。

3、官觐玖(1897--1969)

官觐玖，上杭县古田大源村人。1927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回乡组织农民武装，参加了蛟洋暴动和永定暴动。

1929年1月，任中共连城临时县委书记，参与领导了连南十三乡暴动，兼任闽西连南游击总队总队长(其弟官熬任党代表)。12月出席古田会议，并化名“官钦玖”。参加了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斗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连南杭北游击队整编到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官觐玖因身患重病回到家乡大源村。1941年，为纪念在历次战斗中死亡的战友和乡亲，官觐玖和三弟官觐侃带领本村的乡亲们在村子里建造了“大源人民革命烈士墓”，并把1932年张鼎丞写给大源村民的对联“但愿子孙相继起，能和烈士共流芳”和横批“浩气长存”刻在烈士墓碑上。

1950年，张鼎丞、谭震林联名写信给官觐玖，邀请他同傅柏翠一起到福州工作。官觐玖考虑到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加上身患重病，心恋故土，就婉言谢绝了。

1950年至1952年，官觐玖当选为龙岩地区党代表。1953年至1954年，任古田福利乡乡长。在1955年的“土改补课”时，官觐玖被错误地定为“叛徒”，被判七年徒刑，后经晋江军分区政委罗铭等人证明，官觐玖被改判五年劳改，1960年出狱。1969年6月2日病逝。197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4、廖广渊(1903--1992)

廖广渊，上杭县古田八甲村人。中学毕业后，在古田“和声小学”(即古田廖氏宗祠)教书。1929年5月下旬，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廖广渊作为学校老师，积极参加红四军的各种宣传活动。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廖广渊被指派为中共古田区委书记。12月出席古田会议。会后，前委要求廖广渊每天要到协成店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或听候指示。

1931年以后，由于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古田苏区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斗争过程，廖广渊在此间脱离了革命队伍。

解放后，在1955年“土改补课”时，廖广渊被错误地定为“地主、叛徒、反革命”，而被判十五年徒刑。1970年，廖广渊刑满释放时，已是63岁的老人了。加上双耳失聪(据说是在劳改期间被打所致)、少言寡语。1992年，在自己的家中孤独、悲凉地去世，享年90岁。

5、张子君(生卒不详)

张子君，上杭县人。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进入古田后，张子君被区革命委员会推荐到红四军宣传队担任翻译(因群众未习惯听普通话)。8月任共青团古田区委书记。

1929年12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古田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时，古田区党委、团委组织党团员和广大工农积极分子协助红军放哨等工作，时任区团委书记的张子君被指定为红四军“九大”代表。

古田会议后，张子君被团县委调到丰稔区团委工作，1930年2月，张子君又调到兰溪区团委工作， 8月，张子君又调到才溪区团委工作。12月，由才溪区委调到设在白砂的上杭县团委工作。

6、雷时标(1898--1981)

雷时标，上杭县古田苏家坡村人。1928年6月参加蛟洋暴动，同年冬，出任中共上杭县委委员、中共北四区委委员。

1929年7月下旬，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蛟洋召开，到会80多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11人为主席团，毛泽东亲临蛟洋指导会议，但身体不好，不得不中途休息。当邓子恢把毛泽东介绍给雷时标认识时，说叫毛泽东杨主任，并要求雷时标马上请医生为毛泽东治疗。雷时标当即请来江西樟树人谢运源替毛泽东治病。这次党代会还正式选举郭滴人、张鼎丞、谭震林、傅柏翠、雷时标等11人组成闽西特委。9月，红四军攻克上杭城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后，雷时标担任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不久毛泽东率领闽西特委机关回到苏家坡继续养病，雷时标担负起照顾毛泽东起居生活与传送书信的任务。当时，毛泽东和特委一起住在又窄又矮的“树槐堂”，白天人多吵杂。毛泽东便问雷时标，附近有没有清静的地方。雷时标便带他到树槐堂边上的圳背岩石洞去。毛泽东一看，觉得这里风景优美，光线尚好，洞里宽敞，是一个办公的好地方，便亲自割除路上杂草，打扫石洞。从此，白天毛泽东便常常打一筒开水到洞里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雷时标参加了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训练班，学习结束后，雷时标政治素质大为提高。同年12月作为古田会议工作人员，在29日列席了一天。

1930年2月，雷时标调往厦门，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负责军运工作。8月，因惠肺病，组织批准他回乡疗养，以后就与组织失落联系。为避免反动派的通缉迫害，雷时标潜逃杭连岩边境一带深山给人装车碓为生。

1949年闽西解放后，雷时标重新参加工作。1956年1月重新入党，回到了党的温暖怀抱。1958年，古田公社聘请他为古田会址的临时管理人员，1965年，因年迈体衰，回家休养。1981年12月28日，去世，享年83岁。

另外,傅柏翠作为会议的正式代表未出席,派了2名蛟洋区委代表傅希孟、袁国斌出席会议。罗大淮(又名罗骚)、吴梅林(又名吴仁声)作为活动积极分子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工作人员

1、廖耀坤，八甲村农会领导人。

2、廖芹辉，八甲村农会领导人。

3、黄史玉，北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4、赖荣华，北五区团委组织委员

5、廖弼臣，北五区团委宣传委员。

6、官道荣，北五区团委宣传委员(会后)。

7、老大伯，红四军政治部房东。

8、杨冬冬，苏家坡树槐堂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