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如何？元嘉之治涌现的名人都有谁？

宋文帝 　　宋文帝刘义隆承继其父刘裕一贯的治国之策，在东晋义熙土地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广大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史书记载：“三十年间，民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可以肯定地讲，元嘉之世(424—453)是南北朝时期南方国力最为强盛、人民最为安居乐业的历史时期。 　　探究此段历史，综合《南史》、《北史》、《资治通鉴》等纪、传、编年史书，林林总总，其中多有中国历史知名的文人武将，都生活于元嘉时代，虽然他们的下场几乎都逃不出“悲剧”二字，但借助他们飞扬的风采和瑰丽的辞章，足以昭彰元嘉之世的人杰地灵，群星璀灿。 　　谢灵运：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刘宋建立，降爵为康乐侯。由于和庐陵王刘义真关系近密，被徐羡之等大臣出放为永嘉太守。 　　文帝继位后，很欣赏他的才华，升任侍中。谢灵运自以为士族名家，觉得应参予机要政务，但文帝只是欣赏他的文才，仅在侍宴时与他赏谈义理文理而已。谢灵运心中不平，文人轻狂秉性发作，常常称病不上朝值班，在家里大修园圃，出外游玩，十天半月也不告假上表，日以继夜，游娱宴乐。元嘉五年，被御史弹劾免官。 　　谢灵运世代名族，家业富饶，常常带着数百门生故旧以及仆人游山玩水，凿山开湖，并发明后世称为“谢公屐”的登山鞋。他在始宁南山率众伐树开道，一直到临海，太守王琇惊骇不已，以为是一大帮山贼来劫掠，最后知道是谢灵运才安下心来。 　　此公又常侵夺百姓湖田，横恣不已，被人弹劾，贬为临川内史。 　　在临川任上，谢灵运仍不改旧习，政府派人逮捕他，他竟然举兵抵抗，兵败后免死，被判长流广州。本来文帝爱惜他的才华，只想免其官职，可文帝之弟彭城王刘义康坚决要降罪于他。 　　到广州后，谢灵运与故旧又想造反，终被文帝下诏斩首。 　　谢灵运的诗虽然仍旧不脱玄言诗的影子，但极大开拓和丰富了诗歌的意境，山水诗从此成为中国一大诗歌流派。但是，谢诗罕有通篇全佳者，每首诗终篇处总是以浮浅的所谓悟道之语作为结束，让人有“狗尾续貂”之感。但观其诗篇，极貌写物，殚精求新，仍不乏清新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等。 　　刘义庆：文帝堂兄，袭封临川王，比文帝大五岁，曾多年担任辅国将军、尚书令、秘书监等要职，史书记载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了许多文人雅士在幕下。 　　元嘉十七年，文帝的亲弟弟刘义康被贬逐，他幸亏没有被牵涉到这一政治事件中，调任南兖州刺史，在手下文士的协助下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世说新语》。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苦干则，全书一千多则，开创了“志人笔记小说”的先河。 　　《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及白描等文学手法，佳句多多，典故不俗，后人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部著作，尤其是摹划人物，只寥寥数语，精神面貌便跃然纸上，诚为中华文学中的瑰宝奇葩。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庆卒，时年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