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饥荒基本情况介绍 河南大饥荒历史教训

饥荒中的儿童 　　河南大饥荒发生在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河南大饥荒基本情况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出后，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刨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一些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1942年，就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刻，全国人民一致对外抗战，后方的支援尤为重要，但当时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死亡人数达300万之多! 　　1942年，豫北、东、南30多个县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已被日军占领，剩余的豫中、豫西尚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1938年，黄河决堤泛滥，这让我们记住了洪水，记住了蒋介石，更记住了日本。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我们暂不考虑此次洪水对日军的影响，应该考虑的是89万河南百姓。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黄泛区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决口。大水之后，撂荒的土地又发生了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百姓有苦难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已经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 　　但是蒋介石对1942年的河南大灾却不管不问，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1942年8~9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 　　1942年10月，这时冬季来了，天气变冷，灾民很多都逃亡了，百姓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实施救灾工作的最重要时刻，此时也可以阻止灾情的蔓延，但是事实却相反。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河南灾情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深了百姓的苦难。 　　河南大饥荒事件结果 　　河南大饥荒情况(3张)国统区300万民众活活饿死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也结束了。除了极少数尽职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的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竟然如此地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这是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结果。生命的流逝让我们不禁为之感叹，不过正是由于这些宝贵的片段记录，才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次灾荒，并值得后人深深地思考。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河南大饥荒中白修德之功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河南大饥荒历史教训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河南大饥荒导致的人口迁徙： 　　由于饥荒所致，河南许多地区的人口向南方迁徙。特别是浙江靠近河南的地区是河南人迁徙最多的地区。浙江的湖州、安吉、长兴是逃荒人群的聚集地，其中长兴县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到2012年，河南人的后裔在这些地区已达到100多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河南人的后裔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文化，为当地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长兴县90%的地方语言为河南话，至今仍保留着河南人的许多民俗，如过年舞狮、跳船灯，正月16过大年等传统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