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护法运动的评价：拯救民主制度的一场圣战

护法运动时间

两次护法运动时间先后在1917年和1921年，中间相隔4年。

护法运动领导人孙中山的影像

在1917年，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由于袁世凯的去世，北洋政府的大权落在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手中，但是两人在政见上有些矛盾，所以段祺瑞就召皖系军阀的首领张勋入京，不想却导致了张勋复辟事件。段祺瑞率领“讨逆军”，对张勋进行讨伐。在击败了张勋之后，段祺瑞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但是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引得孙中山南下广州。因为孙中山认为，《临时约法》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依据，拒绝了《约法》，实质上就是拒绝了民主。因此孙中山为了恢复《约法》，准备对北洋政府进行讨伐。

1918年4月，孙中山在滇系和桂系军阀的排挤下，被迫辞去了大总统之职，导致了护法运动的失败。所以也就是说，第一次护法运动时间仅维持了短短的8个月。

第二次护法运动是第一次的延续，孙中山在得到了粤系军阀的支持后，重组军政府。1921年，粤系军阀的陈炯明击败了桂系，统一了广西省。孙中山由此决定从广西出湖南进行北伐。但是此时，由于孙、陈二人的政见不合，导致了陈炯明的反叛。他刺杀了粤系军阀的军政要员，对孙中山的北伐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处理自己的大后方，孙中山不得不带着军队返回，但是却引起了“六一六”时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在永丰舰上避难。1922年8月，孙中山逃回上海。所以第二次护法运动的时间，也就维持了一年多。

护法运动失败原因

护法运动失败原因十分简单，就是军阀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号令，但是其内中原因却又是十分复杂的。

护法运动的领导人孙中山

护国运动的胜利，让各省军阀加强了各自的军事实力，使中国逐渐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孙中山先生达到广州，宣布维护《临时约法》时，虽然各军阀群起响应，但实则各怀鬼胎。尤其是以桂系和滇系为首的西南军阀，处处对孙中山进行掣肘。他们甚至还私下和直系进行议和，勾结国民党内部人士，企图排挤孙中山。

4月10日，滇系军阀的首领唐继尧通电全国声明，表示支持冯国璋或黎元洪为大总统，而建议孙中山仅处理外交事务。5月4日，政学系和益友社联手，在议会中强行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试图改建军政府。

以上两件事，实则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5月4日当天，孙中山就向军政府提交了辞职声明，宣布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位。此时他对各省军阀的真实面目，护法只是他们借以巩固实力的借口。所以他指出，各省军阀虽以护法为名，但却都不肯服从在法律和民意之下。孙中山在心灰意冷之下认识到，依靠军阀达到护法的目的，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动身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至于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原因，同样也和军阀势力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拥护孙中山的粤系军阀首领陈炯明，在击败桂系后势力坐大，和孙中山的政治意见发生冲突，且陈炯明对护法运动的北伐有着和孙中山不一样的看法。最终两人闹翻，发生了“六一六”事件，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逃亡永丰舰上避难，第二次护法运动也告失败。

护法运动结果

1917年7月，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为维护北洋政府的统治，悍然废除《中华民国临时法约》，于是，以国父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一场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史称“护法运动”。然而，由于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因利益而相互勾结，令孙中山遭到排挤，继而导致护法运动结果的失败，至此，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宣告终结。

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旧照

自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亲自南下揭起护法旗帜始，北洋军阀内部就因各自的利益而发出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在对西南用兵的问题上，直系与皖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了达到牵制皖系力量的目的，高喊“和平统一”口号，竭力要求保持西南各省势力均衡，逼得段祺瑞终于在11月16日这天宣布辞职，至此，段祺瑞政府垮台。

冯国璋目的达到后，转而说服西南军阀放弃武力，“和平解决”当前争议。此提议正中下怀，居心叵测的西南军阀本就不是真心护法，如今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得到了巩固，哪里还管什么临时法约，干脆与直系军阀勾结起来，一方面破坏护法运动，另一方面加紧了对孙中山的排挤。

1918年5月4日，饱受军阀打压的孙中山愤而辞职，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护法运动结果之所以惨淡收场，其内因正如孙中山所总结的那样，是因为各派军阀互相倾轧暗算，皆不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之故。

护法运动评价

护法运动又称“护法战争”，是指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间，孙中山领导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其主旨在于反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最终在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的各怀鬼胎中宣告破产，然而后人对护法运动评价依然非常高，称它为中国近代“拯救民主制度的一场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