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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老特工回忆境外“锄奸”:为错杀命令当替罪羊

2020-06-11 19:32:40 历史 猎历史 °c 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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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复今年夏天出卖10名俄罗斯驻美间谍的情报机关叛徒,俄总理普京近日发出“境外追杀”威胁,暗示俄特工部门将在境外追捕并消灭出卖国家机密的人。俄罗斯“间谍网”11月19日报道称,清除境外的叛逃分子一直是苏联和俄罗斯情报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一提到情报机关,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前身)和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最近,亲身经历过“锄奸”行动的原格鲁乌特工伊万·肖洛科夫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 

 

  夫妻搭档执行任务  

  我(即肖洛科夫,下同)起初是开歼击机的,卫国战争期间,由于作战英勇,我荣获过红星勋章和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可是在一次空战中,我负了重伤,再也不能重返天空了。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长年活动在敌后的谍报员,伤愈后,我改行继承了他的衣钵。

  在格鲁乌所属的高等侦察学校学习两年之后,由于编制调整,我们学校的一部分被编人苏联红军科学院,另一部分被编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此期间,我学会了作为一个谍报员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5年毕业后,我和妻子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我的代号叫Q。我的妻子娜佳于1942年毕业于外语学院,她精通法语和罗马尼亚语。在侦察学校接受两个月的急训后,她就随我一同出国了。  

  我和娜佳总是以一对情侣的方式执行任务,和我们一样,还有4对年轻的谍报员同时被派到同一个国家。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处决那些叛国者。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一年之后,5对执行这项任务的谍报员只剩下我们一对了。  

  通常,我们与叛国者见面的地点选在水库边或较深的水塘边,目的是为了迅速地毁尸灭迹。娜佳在包里放一把“雷暴”式无声手枪。当叛国者来到后,娜佳从包里拿出一卷类似文件的东西,交给对方。当对方接过文件,刚一翻阅,娜佳就从包里向他射击。为了保险起见,我会在叛国者的尸体上捆好两块石头,将他沉入水中。  

  在以前的工作中我就非常反对教条主义,参加谍报工作以后,我更是对教条主义恨之人骨。那些对谍报知识一知半解的官老爷们,总是制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工作方法和行动路线,要求我们必须去执行,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我和娜佳之所以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从未按照他们指定的方式去执行任务。尽管我们小心再小心,还是经历过许多惊险时刻。  

  经历惊险一刻

每个谍报员都知道,选择一个好的接头地点非常重要,在接头地点必须有两条以上的通道,一旦发生危险,可以迅速逃离现场。不过有一次与招募间谍接头时,我险些为此送了命。  

  当时,苏联领袖斯大林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产生了严重分歧。铁托对曾经到苏联学习过的南斯拉夫军人非常小心,不但不给予重用,还处处打压。因此,我们很容易地招募了许多南斯拉夫间谍为我们提供情报。这次我要见的人还是我在侦察学校的同学。  

  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湖边。我和娜佳一来到那里,就十分生气,因为接头处只有一条通路。可是为了完成任务,又不能更换接头地点。我装作垂钓者,娜佳则拿着钱坐在不远处,这样便于我给她发手势和暗号。我突然发现,在这里钓鱼的只有我州个人。  

  规定的时间到了,我的接头人出现了,不过他身后不远处竟然跟着两个警察。我的脑袋顿时轰的一下,似乎全身的血都冲了上去……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通过水中的倒影观察着他们。他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现,继续向我走来。我想,一旦他给后面的警察打手势,我就立即跳入水中,凭着我的潜泳能力,一般人是抓不到我的。他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他从我身后平静地走了过去,接着两个警察也走了过去。当他们走远之后,我才发觉浑身冰凉,只有两条腿之间是热乎乎的。  

  过了一会,他一个人回来了,坐在我旁边的长凳上,说:“谁给你找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地方,一旦被人发现,我们都没地方跑。”我气急败坏地说:“好了,先别提那群混蛋了,我的裤子都湿了,赶快帮我想个办法吧!”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时,娜佳走了过来,把提前准备好的钱给了他,他给了我一包东西。我们马上分头离开。还好,只是一场虚惊,但我对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僚们更是恨之人骨了。  

  我和娜佳在南斯拉夫清除了5个叛逃者后,觉察到有人在注意我们。于是,我们向上级请示离开这里。不久,我们去了匈牙利。到达几天后,我们清除了第6个叛逃者。  

  曾出现过错杀和误杀  

  又一批外行领导上台了。一般情况下,我和娜佳接到任务后,会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夜长梦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旦我们的领导发现他们的决策错误,想阻止我们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就发生了错杀和误杀事件。有时,我们按照命令把“叛徒”清除了,事后却发现,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叛变。于是领导就将责任推到我们头上,理由是我们没有按照他们规定的路线和方式去执行任务,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阻止我们。

就这样,我们被召回莫斯科接受审查。在格鲁乌的问讯室里,我面前坐着一堆将军和两三个上校,而我只是一名上尉。他们让我对自己“滥杀无辜11的行为做出解释,’我早对他们嫁祸于人的卑劣手段深恶痛绝,于是开始强烈反击。我说:“我根本不信任你们的安排。如果我按照你们的路线和方式去执行任务的话,我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我们会落得和另外4对谍报人员同样的下场。”  

  所有人都被我的话惊呆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最后,一个从事过谍报工作的格鲁乌处长出面保护我,对我进行了一通严厉批评和教育。最终,我被下放到第76空降师当翻译。恰好我对第76空降师心仪已久。这是一个拥有众多荣誉的王牌空降师。  

  几年后,苏联开始组建特种兵部队,格鲁乌的领导们找到我,要求我参与组建工作,他们看中我在侦察和空降方面的经验。此时我已经是空降团副参谋长了,于是我开始了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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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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