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老特工回忆境外“锄奸”:为错杀命令当替罪羊

为报复今年夏天出卖10名俄罗斯驻美间谍的情报机关叛徒，俄总理普京近日发出“境外追杀”威胁，暗示俄特工部门将在境外追捕并消灭出卖国家机密的人。俄罗斯“间谍网”11月19日报道称，清除境外的叛逃分子一直是苏联和俄罗斯情报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一提到情报机关，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前身）和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最近，亲身经历过“锄奸”行动的原格鲁乌特工伊万·肖洛科夫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　

　　夫妻搭档执行任务　　

　　我（即肖洛科夫，下同）起初是开歼击机的，卫国战争期间，由于作战英勇，我荣获过红星勋章和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可是在一次空战中，我负了重伤，再也不能重返天空了。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长年活动在敌后的谍报员，伤愈后，我改行继承了他的衣钵。

　　在格鲁乌所属的高等侦察学校学习两年之后，由于编制调整，我们学校的一部分被编人苏联红军科学院，另一部分被编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此期间，我学会了作为一个谍报员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5年毕业后，我和妻子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我的代号叫Q。我的妻子娜佳于1942年毕业于外语学院，她精通法语和罗马尼亚语。在侦察学校接受两个月的急训后，她就随我一同出国了。　　

　　我和娜佳总是以一对情侣的方式执行任务，和我们一样，还有4对年轻的谍报员同时被派到同一个国家。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处决那些叛国者。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一年之后，5对执行这项任务的谍报员只剩下我们一对了。　　

　　通常，我们与叛国者见面的地点选在水库边或较深的水塘边，目的是为了迅速地毁尸灭迹。娜佳在包里放一把“雷暴”式无声手枪。当叛国者来到后，娜佳从包里拿出一卷类似文件的东西，交给对方。当对方接过文件，刚一翻阅，娜佳就从包里向他射击。为了保险起见，我会在叛国者的尸体上捆好两块石头，将他沉入水中。　　

　　在以前的工作中我就非常反对教条主义，参加谍报工作以后，我更是对教条主义恨之人骨。那些对谍报知识一知半解的官老爷们，总是制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工作方法和行动路线，要求我们必须去执行，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我和娜佳之所以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从未按照他们指定的方式去执行任务。尽管我们小心再小心，还是经历过许多惊险时刻。　　

　　经历惊险一刻

每个谍报员都知道，选择一个好的接头地点非常重要，在接头地点必须有两条以上的通道，一旦发生危险，可以迅速逃离现场。不过有一次与招募间谍接头时，我险些为此送了命。　　

　　当时，苏联领袖斯大林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产生了严重分歧。铁托对曾经到苏联学习过的南斯拉夫军人非常小心，不但不给予重用，还处处打压。因此，我们很容易地招募了许多南斯拉夫间谍为我们提供情报。这次我要见的人还是我在侦察学校的同学。　　

　　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湖边。我和娜佳一来到那里，就十分生气，因为接头处只有一条通路。可是为了完成任务，又不能更换接头地点。我装作垂钓者，娜佳则拿着钱坐在不远处，这样便于我给她发手势和暗号。我突然发现，在这里钓鱼的只有我州个人。　　

　　规定的时间到了，我的接头人出现了，不过他身后不远处竟然跟着两个警察。我的脑袋顿时轰的一下，似乎全身的血都冲了上去……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通过水中的倒影观察着他们。他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现，继续向我走来。我想，一旦他给后面的警察打手势，我就立即跳入水中，凭着我的潜泳能力，一般人是抓不到我的。他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他从我身后平静地走了过去，接着两个警察也走了过去。当他们走远之后，我才发觉浑身冰凉，只有两条腿之间是热乎乎的。　　

　　过了一会，他一个人回来了，坐在我旁边的长凳上，说：“谁给你找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地方，一旦被人发现，我们都没地方跑。”我气急败坏地说：“好了，先别提那群混蛋了，我的裤子都湿了，赶快帮我想个办法吧！”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时，娜佳走了过来，把提前准备好的钱给了他，他给了我一包东西。我们马上分头离开。还好，只是一场虚惊，但我对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僚们更是恨之人骨了。　　

　　我和娜佳在南斯拉夫清除了5个叛逃者后，觉察到有人在注意我们。于是，我们向上级请示离开这里。不久，我们去了匈牙利。到达几天后，我们清除了第6个叛逃者。　　

　　曾出现过错杀和误杀　　

　　又一批外行领导上台了。一般情况下，我和娜佳接到任务后，会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夜长梦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旦我们的领导发现他们的决策错误，想阻止我们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就发生了错杀和误杀事件。有时，我们按照命令把“叛徒”清除了，事后却发现，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叛变。于是领导就将责任推到我们头上，理由是我们没有按照他们规定的路线和方式去执行任务，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阻止我们。

就这样，我们被召回莫斯科接受审查。在格鲁乌的问讯室里，我面前坐着一堆将军和两三个上校，而我只是一名上尉。他们让我对自己“滥杀无辜11的行为做出解释，’我早对他们嫁祸于人的卑劣手段深恶痛绝，于是开始强烈反击。我说：“我根本不信任你们的安排。如果我按照你们的路线和方式去执行任务的话，我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我们会落得和另外4对谍报人员同样的下场。”　　

　　所有人都被我的话惊呆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最后，一个从事过谍报工作的格鲁乌处长出面保护我，对我进行了一通严厉批评和教育。最终，我被下放到第76空降师当翻译。恰好我对第76空降师心仪已久。这是一个拥有众多荣誉的王牌空降师。　　

　　几年后，苏联开始组建特种兵部队，格鲁乌的领导们找到我，要求我参与组建工作，他们看中我在侦察和空降方面的经验。此时我已经是空降团副参谋长了，于是我开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