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的另一张面孔_英格兰

原标题：苏格兰的另一张面孔

陈芝｜文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苏格兰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毕竟这个位于欧洲西部边陲，不列颠岛北部的小国，自有历史以来就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多少显赫的事迹，而在近代史起到的巨大作用，又往往被算进整个“大不列颠”中。是以，中文用户里能知道苏格兰这个国家的人，除了苏格兰裙和电影《勇敢的心》外，多半是因为14年那场并不成功的独立公投。

因此，启蒙编译所出的阿瑟·赫尔曼的《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这本书，对于今天的中文世界的大众来说，意义在于填补某种程度上的空白，有助于我们理解苏格兰这个潜藏在“大不列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囊括英伦三岛的“英国”身影之下的小国，在人类近代史起到的特殊作用。顺带一提，这本书中文版之所以起这么长的名字，或许是因为原版书名是这个译名的两倍以上，可以拿来与今天流行的日式轻小说的书名一较长短。

其中对近代世界智识方面的贡献，最重要的又莫过于苏格兰启蒙运动，而要理解它，或许有必要先提及形塑苏格兰的新教革命。

在新教革命以前，苏格兰是西欧最穷苦和最边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如果没有1066年法国北部的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使英苏两国双双卷入与欧洲大陆的争端当中。在没有诺曼征服的世界，英格兰很可能会沿着此前丹麦人入侵的历史路径，变成一个与欧洲大陆隔绝，孤悬于海外，更加北欧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构成今天苏格兰南部低地部分的盎格鲁—撒克逊居民区很可能会脱离阿尔巴王室的统治，融入英格兰，北部高地盖尔人地区，则会变成另一个威尔士。

对土地欲求不满的诺曼人及其继承者安茹王朝的野心，使两个原本异质的族群在南方的威胁下团结起来，在数百年的反抗中形成了苏格兰人的认同，并与法国国王结成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老同盟”。这一历史，使得苏格兰在很多方面摇摆于英格兰与欧洲大陆之间，比如在司法上，苏格兰是很明显的普通法与大陆法的过渡地带。

宗教改革改变了这一切，并使欧洲各国在政治斗争中重新站队。从瑞士流放归来的约翰·诺克斯几乎以一人之力将苏格兰，尤其是人口最多的低地地区改造成了一个新教国家，一个某种程度上的神权共和国。这个加尔文主义者引入了宗教改革的种子，迫使苏格兰在1559年断绝与天主教的联系，戏剧性的与同是新教国家的英格兰结成同盟，对抗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国家。

这些改革者在社会风俗上极其野蛮专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处死通奸与淫乱者，要求所有人过一种洁净的宗教生活。他们砸碎和清除一切嫌偶像崇拜的传统文化，是猎巫活动真正的推动者，对异端思想比天主教会更不宽容。

但是他们建立的长老会在教会组织上整个欧洲最为民主，会众选举的长者组成红衣会议，牧师由这些长老任命而非少数掌权的贵族或地主，负责本教区的社会福利，包括照顾穷人和病人，抚育孤儿，为穷苦的少女置办嫁妆。然后由这些长老派代表团参加当地的宗教会议，会议轮流派代表参加全国教徒代表大会。

可以说，这些在社会生活上不自由如同塔利班的加尔文主义者，却拥有最大的政治自由，并且是文艺复兴以来涌现的名义上是天主教徒，但过着无比放荡生活的专制君主最激烈的反对者，导致他们的国王查理一世人头落地。之后虽然宗教热情消退，社会风俗放开，长老会打造的这一神权共和国变得不断世俗化，但共和主义的基本框架却没有变化。

宗教改革的另一大遗产，则是新教带来的教育革命，并于1696年在苏格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民教育体系，每一个教区都有一所学校。新教主张圣经是人与神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因此他们将圣经翻译成母语，用母语而不是拉丁语布道，远比天主教重视教育。另一方面，神学争论在当时是变相的政治斗争，持不同神学观点的牧师相当于今天的政治评论家，拼命将信众拉到自己的党派。共和体制的长老会又使低级牧师的工作和数量大增，信徒与牧师互动增多，神学斗争的增多则使出版业繁荣昌盛。于是到了18世纪末，苏格兰的识字率冠绝全球，据估计，1720年以前，男子的识字率保持在55%左右，1750年上升至75%，而同时期英格兰男子的识字率仅有53%。直到19世纪80年代，英格兰才赶上这个北方邻国。除了高地地区，所有城镇都有公共图书馆，这一教育体系孕育和刺激出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

不过在1707年的联合法案颁布，两个王国正式合并成大不列颠王国时，长老会撒下的种子还在萌芽，苏格兰的未来吉凶难卜，人们心怀忐忑迎接这一联合。

尽管从事后来看，这是苏格兰经济腾飞的关键，但在当时并不得人心，即使是法案的推动者也心怀嫌弃，英格兰人是为了北部边疆的和平，苏格兰人是看上了北美殖民地广阔的市场，以及从体量是苏格兰数十倍的英格兰那里获得津贴，清偿殖民地公司投资失败带来的巨额债务——这一投资非常盲目，主要是为了在南方邻居面前争一口气，引发王国上下股份认领热潮，结果血本无归。

对于当时苏格兰人来说，这一合并严重有损民族感情，独立的苏格兰议会就此解散，议员将加入位于伦敦的不列颠议会，且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议席(对此，力推联合的斯泰尔伯爵嘲讽道，联合之初英格兰向新的国库交的税金是苏格兰的35倍，换句话说英格兰本该拥有35倍的议席)。并且在联合之初，经济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而因为失去高关税和贸易壁垒，无力抵御物美价廉的英格兰工业品，还要承担更高的赋税，这导致1715年的反叛与1725年的暴动。

然而较有远见的苏格兰人也注意到，英格兰人愿意支付更多税金是因为政府的高效廉洁以及受到选民的掌控。联合带给苏格兰两大好处：强大的行政机构带来的和平秩序，以及因为地位低下，天高皇帝远不受议会重视带来的自由发展和革新的空间。而如何利用这些好处为苏格兰谋利，时代对思想家的渴求召唤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德启蒙运动有很多不同处，在思想谱系上介于英格兰经验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之间，相比天主教—笛卡尔式的理性建构良法，英格兰圣公会—托利党的习惯体现神意，苏格兰人主张的是新教长老会动机与后果互不匹配的黏性历史塑造过程，即人类行为而非意图造成的演化后果。

而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欧洲人在一个专制的环境里，理论根本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因此越激进越抽象越好，这样才能声名鹊起博得对现实不满的观众的喝彩、打发闲暇时间或为了看起来开明的庇护者的提携，好升官发财。而苏格兰人在一个自由的世界，处理的是各种复杂的具体问题，因此理论要更加审慎和切合实际。

可以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英国宪法斗争的组成部分，就光荣革命与两国联合之后，苏格兰乃至整个大不列颠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新教带来的教育革命生产出大量的知识分子，也适逢其会，使苏格兰这个蕞尔小国在人文领域能与传统大国英格兰和法兰西分庭抗礼。

只是与伦敦、巴黎的文化生活由国家机构或贵族沙龙主导不同，称“北方的雅典”的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其特色是组织严密的学者和思想家社团。虽然也有贵族和商人的赞助，但以当时的标准，这个圈子的风气非常民主，在这里每个人的意见都是平等的，判断的基准是头脑而不是社会地位，这可能跟大家都是街坊邻居有关。在这里发表论文或演讲会比在任何学术机构更加得到重视和公正的评价，有一位参与者评价道，这里非正式的环境让“爱丁堡的文人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卖弄学问或强词夺理”。而出版业的繁荣又使独立的职业作家成为可能，大卫·休谟就是靠写作实现了财务自由，相对的法国启蒙者就不得不捏着鼻子忍受国内和国外的盗版商，否则下次书被禁就没人替其出版，导致他们不得不更加依附于贵族赞助人。

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的观点是，人类是历史的产物，包括道德精神在内，人类的各种特质都是受环境影响而不断演变。但人性的变化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根据某些可依循的原则和演化模式。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不同个体间的自由竞争，依靠这两点于是有了商业繁荣和文明开化，并能使在其间的所有人分享其收益。

人类的社会与历史同样也是根据这些法则演化，从简陋到复杂，也就是从狩猎—采集、畜牧—游牧、农耕、商业四个阶段演化。苏格兰人首次采用了历史四阶段说来解释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社会的变迁，从而开创了现代历史研究。这一范式可以说是基督教神学四个帝国阶段理论的世俗化，历史的进步不再是因为灵性的变化，而是由于经济进步和“生产手段变化”，导致了历史的变革。历史进步的意义，也不再因为灵魂的拯救，而是取决于文化开化的程度，离开野蛮贫困蒙昧的生活，向文雅富裕舒适飞跃。

然而这一进步，究其根本，并不是出于人类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于他的客观行为与其他个人和群体产生的互动，产生了其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苏格兰学派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看来，商业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抽象机制和组织形式，将人类从传统的，按血缘与相识结合在一起的人格化小团体中解放出来，建立新的联系，使人们即使是完全从私心出发的行为，也能造成不仅对自己也对他人有益的后果，从而达成双赢。

在市场机制出现以前，人类的自生组织往往停留在一百人左右的小共同体内，小共同体内彼此知根知底和信任的同时对共同体之外的人充满猜疑与冷漠。而市场机制，并不需要人类对远方的陌生顾客有什么样的了解，就能靠交换劳动分工产出的剩余产品使彼此获利。他只需要信任抽象非人格化的市场机制和作为这一机制具现化的中间商人，就能省去与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从结识到信任的交易成本。

而要使人们像信任基于血缘构成的小共同体成员一样信任非人格化的市场机制，就必须有第三方以其信誉和武力/惩罚机制作为担保，来保卫私有产权，这就是政府以及任何能发育成政府的组织的必要性。所以，市场秩序其核心，在于正义与法律，市场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以律法为核心的交换机制。

同时，要使这一交换机制效率最大化，就必须使基于劳动分工的商品的交换尽可能自由，贸易壁垒与过分的政府干预都会损及且不如人们自由竞争的积极性和效率，并扭曲反应资源配置信息的价格机制。于是在这里正义、自由与交换统一了起来，三者缺一不可。

当然，市场机制有其缺点，并不是万能的，亚当·斯密及其同僚们也意识到虽然劳动分工或者说专业化带来效率最大化，但也使人的心智变得越来越狭隘，只关注自己领域的事物，这在日后被总结为“人的异化”困扰着人们。同时经济进步的文明开化也会损害人的尚武精神，人们乐于安逸的生活，就不利于保卫政治共同体。但虽然有这些缺点，自由市场带来了广泛的富裕，它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今天也或灭亡，或改弦更张，虽然在今天还有大量的人陷于贫困，但大多是相对贫困，比他们在离今天非常晚近的时间内依旧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祖先们过着想都不敢想的更好生活。

而这，可以说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带给人类最大的财富：就像通过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理解了潜藏在现象世界背后物理规律的性质，对构成它的结构与因素进行剖析和演绎，并由此出发驾驭这些规律移山填海，人类也从此理解了市场机制的原理，指明了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方向，利用掌握的经济规律为人类谋利。

新教徒撒下的种子，在斯密的时代终于开花结果，由神学向哲学再到科学，神学斗争的遗产是政治自由与全民教育体系，孕育出被后来定为国策的哲学理论和众多带来技术进步的工程师，像改良蒸汽机的瓦特就是苏格兰人，并在本国接受教育。于是苏格兰经济腾飞，在一百年内面貌全非，从英格兰王国无足轻重的小伙伴，变成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重心之一，并从此直到现在，一直位于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与地区队伍中，然而这又并非当事人所能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