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着黄金宝地，拥有最优良的粮食，却荒废了200多年，谁担此责？_优良的

原标题：守着黄金宝地，拥有最优良的粮食，却荒废了200多年，谁担此责？

东北三省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和粮仓，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肥沃的黑土地生产出优良的农作物，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这么重要的粮食产区却在清朝时期被皇帝人为封禁了200多年，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才全面开禁，是什么原因和动机让这些自诩聪明的皇帝这么做，是大清土地广阔足够产出粮食供百姓食用，还是亩产粮食够多，不需要东北这苦寒之地？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清朝封禁东北政策的荒谬和不合时宜，清王朝直到外敌入侵才不得不改弦更张开禁东北，僵化专制的思想令统治者守着这方黄金宝地，拥有最优良的粮食产地，却荒废了200多年。

那么清王朝为何要封禁东北呢？

首先清王朝是靠东北起家的，夺得天下后迷信地认为东北是它的“龙兴之地”，是所谓的“龙脉”不能遭受破坏，尤其是康熙年间对长白山一带封禁极为严格。另外东北山林河谷出产的珍珠、兽皮、人参等贡品被清朝统治者认为是他的专享特权，于是这些地方被列为禁区。

再就是为了有足够的野生动物可供皇帝贵族狩猎，这些地方也严禁进入，更不要说让外人进入开垦种田了。清朝为了保护他们的这块风水宝地，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在东北边缘修浚边壕，沿壕植柳，谓之柳条边。因是在用土堆成的宽、高各三尺的土堤上植柳条，又名条子边。

努尔哈赤造反，并且不断入侵辽东，不断将汉人虏为包衣或驱逐，屠杀侵辽东，不断将汉人虏为包衣或驱逐，屠杀，史载随明军迁入关内者有过二百八十万之众，而明末辽东预估总人口约三百万，即人口流失严重。其后满洲八旗挥师入关，绝大多数八旗子弟迁居关内，更造成东北地区人口严重流失，劳动力缺乏，不利于边疆巩固和发展。

东北地区，尤其是明朝时辽东人口并不少，约有300万人，不过随着努尔哈赤借由“七大恨”向明朝宣战，进攻辽东，驱逐屠杀汉人，导致辽东人口锐减，大量汉族百姓或被杀害或被逼迁回关内，东北人口大量减少。而满清在关外时曾经将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编入八旗，随清军南征北战，清朝入主中原后，东北人口几乎被迁徙一空，东北出现了防务危机。

顺治年间，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固，但这时各地早灾、涝灾频发，大量百姓流离失所。顺治帝跟孝庄太后建议将东北土地弛禁以缓解内地流民危机，孝庄倒也明理，说封禁之事，先祖皇帝虽然有遗言，有龙脉之说。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不如先开禁辽东土地以缓解危机。

于是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辟郡县，招耕佃，乃有民籍”，辽东开禁。大量流民涌向东北地区，“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顺治这个政策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东北一些荒地围场向流民开放，有了土地就有了粮食，流民安定下来，国家也保持了稳定。

顺治之后，康熙帝却又捡起努尔哈赤的遗训,将东北的土地封禁。虽然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但却影响极坏,遗患200多年。康熙七年(1668)废止了“辽东招民开垦例”，到1861年才有限制的开放，一直到1904年才全面放开东北土地开垦。雍正虽然是个严厉的皇帝，但对于越禁开垦之事比康熙时期还要宽松，对流民开垦还加以庇护。

对于封禁最为苛刻的当属自称千古一帝的乾隆，随着对准噶尔部的战争结束，全国范围内再无大的战事。和平日久清朝引以为傲的八旗子弟开始腐化。乾隆为了保持一支有战斗力八旗军，将一批八旗家庭，发给生产物资，让他们重新回到关外东北军事化屯垦。为了避免内地的不良恶习传染到东北，乾隆还不允许这些八旗家族从事农业、工商业等活动，这些都好理解，毕竟军队就是要专心打仗，不能被其他事情分心影响战斗力。

乾隆想法不错，可实际执行起来怎么样呢？好吃懒做的一些八旗家庭，自己不肯亲自动手屯垦，而是用官府发下的屯银买了奴仆或雇了长工代垦，而自己也不愿意长期呆在这苦寒之地。举例来说光绪二年(1876)，朝廷决定漆河(今泥河)以北、呼兰河以南扩建20营屯，每屯15户，共300户，竟只动员来了10户，而来的10户中(28人)，7户还逃跑回京，剩下的3户，也泣诉于黑龙江将军，祈求放回北京。

只有那些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汉族流民，才愿意在这寒冷但是肥沃的黑土地扎根屯垦，如道光中叶，在黑龙江呼兰河流域的汉族“民户”，已有5600户，开垦了27500多晌土地（晌是清八旗田亩单位的一种，1晌=6亩，1亩约等于667平方米，所以1晌约等于4002平方米）。而嘉庆时吉林的汉人即有6000多户了。

汉族流民垦荒的积极性很高，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决定部分开放禁令时，呼兰有个叫杨继民的，一次就押领20余万晌荒地!不过这是后话，此时的乾隆帝愿意放开或部分放开禁令吗？

答案是否定的。不仅不放开禁令，1762年清朝颁布了《宁古塔等处禁止流民条例》，将吉林、黑龙江地区全面“封禁”，甚至汉人罪犯也不准流放到上述地区。

乾隆此举有多重考虑，一是想保持一支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那样攻无不克的精锐八旗军。二是乾隆担心满人毕竟是人口基数少，在人数上出于劣势，非常害怕被汉化，如果汉人起义无法镇压可以退回东北老家坚守。

但乾隆的这一封禁政策明显不符合当时的国情了，与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相抵触。康熙时期人口最多时1亿多人，到了乾隆晚期猛增到3亿，于此同时土地却没有多少增长，现有的土地养活这么多的人口已经到了极限。加之土豪劣绅兼并农民的土地，让很多人失去了生计，贫民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特别是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流民剧增未发生民变，乾隆也不可不开放柳条边，让灾民出关谋生，于是一幕幕"闯关东"的情形不断上演。在东北地区的满族贵族也乐意接受这些廉价劳动力，明里暗里的招募劳工，所以乾隆的禁令也不可能杜绝流民谋生的渴望。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放着这么广阔的土地封禁起来不让百姓耕种，还谈何明君，脑子里除了自私还有什么？

乾隆之后的清朝历代皇帝仍然顽固不化的坚持对东北的“封禁”，但这一封禁政策从一开始注定就是失败的，虽禁而不绝也！道光咸丰年间，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内地流民为了吃饱饭不顾禁令前往东北谋生，民冲破封禁前往东北地区。清廷不得不发布决定私垦成熟地亩及尚可私垦之闲荒，一律让地方官招田征租。

然而吉林、黑龙江的屯田的旗丁仍然私招汉民开垦土地，地方官员也是睁一只闭一只眼。清政府无奈只得将汉民编册入籍，升科纳粮（旧制凡开垦田地，满一定年限后，按照普通田地赋则纳粮），但清廷对弛禁东北屯垦却始终未松开。

俗话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最终让清廷改变封禁东北政策的是沙俄的疯狂殖民和东北边疆地方财政告急。

黑龙江将军奕山擅自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沙俄的武装移民疯狂涌入东北，在乌苏里江、绥芬河流域建殖民点，排挤中国边民和清军哨卡，而黑龙江、吉林中国居民人烟稀少，危机之时，1859年9月，黑龙江将军的特普钦就和吉林将军景淳一道上奏清廷提出了放垦荒地、屯垦戍边的政策。

乌苏里江、绥芬河流域一直是清朝皇室的采参禁地，不让中国人自己进入，今日却让沙俄移民乘机侵入，实在是一大讽刺。

特普钦就和景淳上奏中提到：“令揽头招募人夫前往保护，听其自谋生计。该处地广山深，伐木、打牲、采菜、捕鱼，均可获利。明春并可布种口粮，以资接济。似此厚集人力，渐壮声威，夷人当不侯驱逐而自退”，“以中国之旷土，居中国之民人，利之所在，自必群相保卫，可杜夷人强占之计，不烦兵力而足御外侮，因地制宜”。

特普钦和景淳主张组织“刨夫”和“挖参揽头”护卫疆土，弛禁这些地方，让揽头招募人员前往这些地区抗击沙俄。这些皇室禁地物产丰富，伐木、打猎、采菜、捕鱼，都会有不错的收获，吃穿无忧。

对于特普钦和景淳的上奏，如果清廷能支持其实施，那么凭中国的人口规模，移民速度定会远超俄国，加之屯垦戍边的强烈积极性，沙俄的渗透侵略将会被极大遏制。然而咸丰皇帝却是这样回复的：“此项人夫,非尽驯良,设以聚集较众,别生事端”，“况夷情诡诈，于该处人夫等，或饵之以利，或胁之以威，恐为该夷所用，亦不可不预为防维”。

可怜咸丰皇帝虽有抗击外侮的决心，但也有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作怪，咸丰皇帝深感太平天国起义对清王朝的威胁，担心向东北移民，移民如果不忠诚于清廷，会被沙俄收买，造成祸患。其实就是惧怕汉人聚集多了，会出事端，反而危害到自己的统治。

结果咸丰只同意组织现有的挖参揽头、刨夫保护所谓的皇家禁地，汉人移民屯垦戍边的事被抛之脑后。

就这样因为咸丰的短视行为，为了自己的那一点小算盘，置万千百姓的利益于不顾，将祖宗留下来的基业不断丢弃，到19世纪50年代末，北黑龙江流域和滨海的领土上已经大部分是俄国人了。

与清廷的彷徨和迷茫相比，沙俄的目标明确而统一，就是要蚕食中国领土，有目的地向中国东北边疆大举移民。特别是穆拉维约夫被沙俄为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后，行动更是疯狂之极。

1858年9月，穆拉维约夫制定《阿穆尔地区移民条例》，鼓动俄国人前往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规定“凡迁入上述两省的农奴，自迁入之日起，均转为自由民”，对沿途各地的沙俄地方当局更是严令其作好准备为移民服务，要求免费为移民在迁移途中提供休息场所、膳食、牲畜饲料和一切交通便利”，对殖民者提供贷款，落户后的移民更是免除二十年地租，十年内免兵役，豁免原籍一切税赋和义务，之前所欠税赋也一并勾销。

由于沙俄各方面的强制支持，在冰天雪地那样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两年内就迁移了两万人，建设了数十个殖民点和军事据点，在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被沙俄掌控。移民中不仅是俄国人，甚至有朝鲜人、中国人、甚至还有飘洋过海来的芬兰人，不管沙俄是用了什么诱惑手段将这些人移民到这里，总之只要服从归化俄国，是什么人暂时都不是问题。

而反观清朝统治者，还认为东北是满人的根本，对已经进入东北的汉人移民顾虑重重，抱着封禁的大棒不肯放下。在屯垦戍边开发东北上，清廷完全落在了沙俄后面。

面对沙俄的入侵，东北防务压力倍增。黑龙江本就地广人稀，农业落后，不仅要抵抗外辱，还要服从清廷的征调，派军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黑龙江地方财政一直不能自给，全赖各省救济。而清廷腐败，内地起义频繁，各省财政也不堪重负，还要应付巨额对外赔款，更没有余粮接济黑龙江。以至于黑龙江地方政府连维持基本训练的支出也无法进行。

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更是着急万分，除了本省各地抽调兵丁训练外，为解决官兵粮饷，还在1860年9月6日上疏朝廷，奏请开禁呼兰蒙古尔山（今木兰县境内）地区，招民垦荒。

为了减轻边疆防务危机，1860年10月，清廷将自黑龙江征调前往京畿地区防御英法联军的兵丁、少数民族猎户等共两千名奉命回省，破例由户部拨款白银三万五千余两，按照在籍兵丁例发给补贴。

少数民族猎户-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特普钦招民垦荒的奏请，清廷是心知肚明的。特别是中俄《北京条约》后，100多万国土沦丧，清廷终于感受到了剧痛，决心改变极为被动的局面，同意了特普钦招民垦荒的奏请，清廷近二百余年对东北的封禁政策终于改变了，但此时清廷仍然没有全面开放封禁。

但所谓的封禁已然没有了任何意义，顽固的守旧派仍然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可事实却无情抽打了他们，有人目睹：“丙午(光绪二年，1876年)，直、东等省荒旱，远来就食于巴彦苏苏一带者，扶老携幼，终年连属于道。”

清末外患不断，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沙俄侵占东北等一系列战争令东北地区形势急剧恶化，中国面临亡国的边缘，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已经成为笑柄，地方官员不断陈述利害，最终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终于全面放开对东北土地的封禁，吉林垦务局和黑龙江垦务局相继设立，200多年的冥顽不化的封禁政策终告结束。

从1904年到1911年，短短7年时间，吉林、黑龙江地区一共开放荒地6，975，995晌，汉族流民激增，仅黑龙江地区就有5，363，400余人，较乾隆中期，增加了将近90倍。五十年代，十万解放军转业军人更是踏冰卧雪，抛洒青春热血开发北大荒，将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变成肥沃的北大仓，年产100亿公斤商品粮，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