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朱元璋“背叛”了农民起义_朱元璋

原标题：吴晗：朱元璋“背叛”了农民起义

过去一个时期里评论“农民起义”历史论著里，经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背叛”。一个社会下层人士，想通过造反谋求生路，半路被官府招安，于是，历史学家往往称这位造反领袖成了“叛徒”，他“背叛”了农民起义；如果他造反成功了，从社会下层、或竟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一跃而成为帝王，如果按照上述的批判招安的逻辑，这应该是革命到底了吧？

不，这也不被历史学家们称许。把这些小人物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说成是他们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最终“背叛”了农民起义。例如，吴晗在评价从游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时就是力主此说的，许多明史研究者赞成和支持吴晗的意见，只是他们的论据与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过程与时间与吴晗略有差异。

吴氏还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发表的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和宣谕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从革命的农民“转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重要标志。他说：

这两篇文告公开、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否认了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

这是一段在今天看来很怪的论调。为什么不信奉弥勒教（按照现今的时髦说法是“邪教”），“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称“伐罪救民”、让人们“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就是“取消了阶级斗争”，就是背叛农民起义？难道“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永无休止地“阶级斗争”下去？难道弥勒教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意识形态？难道弥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够给农民带来现世的幸福？难道农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

这些本于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实道理，而在那“阶级斗争”就是目的、斗争就是一切的畸形的年代里，一切都被扭曲了，不只挑动今人斗，而且强迫古人也要斗，谁想过一天安定生活，谁就是追求活命，同情老百姓这种追求的的意见就是“活命哲学”，力图使社会安定下来的人们就是“叛徒”！理论违背常情至此，这真是古今中外不多见的。

此时只有装出极“左”的凶恶面孔，展示自己的“锯齿獠牙”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多么可悲！走笔至此，我对吴晗先生的同情远大于对他的责备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有迎和时风的意思（当然，即使如此，作者也没有逃脱了被迫害而死的结局）。

吴晗先生这种观点在历史界有广泛的影响。直到1980年所发表的《论朱元璋的蜕变》，还把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后“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明史•太祖本纪第一》）的严肃军纪的行为视为“保护地主生命财产”，从而“受到地主富豪的欢迎”。自然这也是“背叛”论的根据之一。至于朱元璋在北伐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当然这更是“突出蒙汉的种族、文化差异以掩盖民族压迫的阶级压迫实质”，“彻底阉割反元的阶级斗争内容”（所引皆见《论朱元璋的蜕变》）。这些意见实际上是很难接受一般的常情常理检验，例如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社会集团得益，而是当时社会中绝大多数愿意过正常生活的人们都得益，怎么就只受“地主富豪的欢迎”呢？难道两手空空的人们就希望兵来之后乱杀乱枪乱烧吗？

至于两手空空的人们怎么生存那是需要其它政策解决的问题，例如无主土地谁种则收入归谁所有等。至于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批判更是荒唐，朱元璋要向谁夺权？不是“地主富豪”，他们手中也没有什么权。那些汉人和南人中的“地主富豪”也受着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压迫。朱元璋要从蒙古统治者的手中夺权，自然要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

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运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法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来评论和解读历史，上述这些论点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作者今日也未必仍持此观点，然而，在这里再次提出这些问题，意在对流行了几十年的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观点做些讨论还是不无意义的。

过去为史学界所认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中是有大量游民参与的，许多为论者所称道的“农民领袖”就是游民。我们不同意那些流行的意见，就在于这些论者把所谓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理想化了。他们无限夸大“农民战争”的意义，把这些往往是为了求生存、向往“变泰发迹”的、带有很大盲目色彩、从而大多成了改朝换代工具武装暴动与近代有着明确理想目标的政治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赋予了这些战争并不具备的功能。

第一，封建社会之中以游民为中坚的农民造反运动是缺少理性自觉的，更没有先进意识形态的支持。最初的造反者们（除了极个别的“不逞之徒”外，如世袭的职业秘密传教者）大多是以求生图存为目的的，他们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数连是否推翻现存朝代这一大目标都不甚明确。

他们实行政策、策略也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往往是翻云覆雨，如明末的张献忠在“降”与“反”之间变来变去。他们的变化反映了在求生存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因为所谓“农民起义”不是什么具有理性目标的运动，所以谈不到什么“背叛”“不背叛”。因为人们不可能背叛本来不存在的目标。

第二，当造反队伍的力量日益壮大，能够吸引游民知识分子（有的以游民为中坚的造反活动，一开始就有游民知识分子参加或策划），甚至有了主流社会的士大夫加盟入伙，他们成为造反军的“谋主”。这时造反者便逐渐向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目标努力，在这些“谋主”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反映大多数人愿望的政策，以迎和大多数人需要，这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基础。

第三，无论是盲目的第一阶段，还是有了政治目标第二阶段，造反运动的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领导集团和全体造反活动参加者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与某些阶层或群体利益吻合，那是社会运动的结果，并非是造反者特别要作这些阶层或群体的代表。当阶级意识没有进化到自觉阶段时，不存在谁有意识地代表哪个群体利益的问题。

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造反者不断地变换口号和主张，但这些变化都是围绕着他们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说游民非常短视，特别重视眼前利益（为了生存，他们不可能考虑更远的东西，所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就是为史家们热衷表彰的农民也不会远离个人利益这个主题。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还会加以说明。至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需要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一般说来，农民战争人为地中断了经济发展，持久的战争消灭了大量的人口，严重破坏了经济中心的——大中城市，几百年的经济积累、文化积累毁于一旦，新的朝代开始后又得从头开始，重建小农、重建宗法，经过几十年、甚至百余年的发展与积累，逐渐与前朝差不多了，这时前朝所有的问题又发生了，社会腐败、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于世。

宗法解体，大量游民出现，有更多少地的、贫困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先是改革，摆不平利益，不行；再搞变法，统治者认为让步太大，还是不行，于是，社会骚动，镇压，再镇压，终于有一天镇压不下去，出现了谁也不愿意看到天下大乱。又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杀来杀去，杀到人人疲倦，出现一个能够统治天下的社会集团时，又开始了一个朝代。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统治者都是新人了，但制度都是旧的（有的可能有了新名称，我们从来不吝惜在名字上改革的），农民战争促使了新人上台，但在封建制度的传承中起了修复作用。你说：它在历史上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封建时代的上上下下把新的朝代的出现和新主登基，解释作“奉天承运”“天命神受”。统治者坦坦然然地接受这些“顺乎天应乎人”的，“革命”的原始意义也就在此。这是流行了几千年的传统解释，它通俗易懂，易于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不仅接受而且十分羡慕，并把这些编成故事、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听众从他人的“发迹变泰”中获得一点精神上愉悦，在社会动乱中，“洪武爷”马上会成为效法对象，在改朝换代中起到推动作用。

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如此。连阿Q也在幻想着为朱洪武裔孙崇祯帝穿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们还要拉着阿Q一起去“他妈妈的反”呢！两千年的老旧中国一直在“帝贼”交换中蹒跚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