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在历史的缝隙中创作_写作

原创 戴雅婷 时尚先生

马伯庸在尝试用更丰富的维度去欣赏作品，在他眼里，所谓的深刻，指的是表达出普通环境下个体的挣扎，从而在每个人心里引起共鸣，忠诚、爱情、背叛。

撰文：戴雅婷

摄影：鄂坤（EK STUDIO)

马伯庸的工作室是一个小单间，大约三四十平米，在一栋普通居民楼里。里面很难看到裸露的白色墙体——四面都被书架覆盖满了。

小时候，马伯庸家乡内蒙赤峰有一家叫松原的书店，他常常去那儿租漫画书看，“要是有一天这些书都是我的就好了”，小男孩的内心不止一次浮现出这样的想法。

如今，这个小单间成了他童年梦想的现实版，几年前，他回老家以两块钱一本书的价格，把这几百本已经丢弃在库房、散发着霉味儿的旧书运回北京。现在的他很少再像小时候一样，将它们捧在手里仔细阅读了，上百本泛黄甚至破损的旧书成为他文学梦想的见证者，被安然地放置在略显拥挤的书架上。

早上 8 点多，他送儿子去上学后，顺着早高峰的人流来到这里，开始写作，12 点吃午饭，然后继续写作到下午 5 点半，跟着晚高峰回家。每天，作家马伯庸会在这里写作至少三千字，状态爆发的时候，“手放在键盘上，文字就自动流泻出来了，都不用想”，他对《时尚先生》说。

马伯庸在小单间度过了几千个这样的日子，四部小说相继被影视化，《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和《她死在 QQ 上》，他本人成为了影视圈炙手可热的 IP 作家。早些年，他的另外两部作品分别获得国内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和人民文学散文奖，去年加入了中国作协，在传统文学界同样颇受认可。

然而，马伯庸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作家马伯庸的。

马伯庸在大学里学的是商科，毕业后进入外企施耐德电气的市场部工作，手放在键盘上，打出的是 PPT、调研和报告，“也许我很擅长，但我讨厌商业上的事儿，觉得太累”。他向往着表达自己的畅快，只有在晚上，忙完工作之后点开一篇新的 WORD 文档开始写东西，才又感觉到“舒服”。

他从 BBS 论坛时代，一路写到博客兴起，尝试过各种文体，历史、科幻、武侠、灵异、散文，“乱七八糟的都试试看。”

马伯庸一向认为，写作应该是一桩乐事，不是苦差事，兴起而作，兴尽而止。他喜欢“以荒谬、荒诞、荒唐为基调，介于玩笑与真正的幽默之间”的写作风格，这些幽默风趣和密集的搞笑包袱，在微博时代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传播，终于爆红。

2009 年，马伯庸的公司举办职场生涯规划培训，站在台上的领导对台下的人们抛出问题：未来 5 年你在哪儿？马伯庸愣住了，他心里没有答案。直到 2014 年，《古董局中局》系列一口气出了 3 本，销量过百万，年底，他算了算账，发现作为“业余文学爱好者”，比外企员工挣得多多了。

很快，马伯庸想通了。35 岁，他从工作 10 年的外企辞职，成了作家马伯庸，“要尝试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他的确实现了部分“自由”，但并没有真的“散漫”起来，依旧过着朝九晚五的自律生活，在工作室装修出来之前，他规律地每天前往咖啡馆写作， 他自称曾是一个咖啡店里的牧民，“每天都赶着笔记本，去寻找水草肥美的草场”，以至于后来凡是在他家方圆三公里的咖啡店，不用问服务员 Wi-Fi 密码，电脑自动就能连接。

现在，草场转移到了这个三四十平的小单间。牧民也步入了不惑之年，书架上除了摆满他童年时热爱的《圣斗士》、《时空猎人》漫画书，还有几乎市面上所有品牌的游戏机。装修完那天，他把门关严实，窗帘拉上，整个屋子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沙发上，开着电视，打游戏，“特别幸福”，马伯庸曾经对媒体感叹。

工作室里，漫画和游戏爱好者马伯庸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舒适的小世界。而作为作家的马伯庸，他向来喜爱从历史背后的细节与夹缝中找到脑洞。

最近，遵循擅长的“文学考古”写作模式，马伯庸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长篇历史小说《两京十五日》。平日里不忙的时候，他很喜欢去南京旅游，在游览东水关遗址和大运河之后，新的故事在他的脑海里酝酿。

马伯庸去查明史，发现里面有这样一段记录，“宣德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被派到南京出差，刚刚到达就接到噩耗，他的父亲在北京突发重病去世，他转过头，从南京往北京折返，他的叔叔汉王不高兴，派人半路拦截，可惜没拦住，于是，他顺利跑回北京登基成了宣德皇帝”，讲起历史来，马伯庸滔滔不绝。

但他发现，绝大多数史料都讲的是宣德登基之后怎么样，“15 天跑回北京的路上，将特别有写作的发挥空间”，于是《两京十五日》诞生了。

这种对历史的较真儿和热爱，是马伯庸童年时就埋下的种子。八九十年代，网络游戏还没被发明出来，电视也没有普及，娱乐方式很少，“最大的享受”是中午听收音机里放的评书广播。马伯庸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每天上午的课一结束，他就撒腿往家狂奔，要赶到 12 点前回家，把评书一字不落地听完。“我才七岁，好多话我当时都听不懂”，马伯庸说，比如“挟天子，以令诸候”，午饭的时候，问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没有人能解释清楚，“汉献帝是皇帝，所以说要把他抓起来”，就这么简单地搪塞过去。这反而激起了马伯庸的兴趣，成为他的历史启蒙。

到了十几岁，马伯庸开始了系统性地阅读，岳麓书社出的四大名著、人文社翻译的一系列世界名著，评书《封神演义》和《济公全传》也出了文字版，他经常沉醉其中。马伯庸的父母从事机场建设行业，经常搬家，“每次搬家都会带着书，小时候大概有 150 本到 200 本，跟了好多年”，这其中甚至还有《金瓶梅》，“那时候属于野生状态，没人拦着，就是放养教育”。

让马伯庸印象颇深的书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不就是一个打败鲨鱼的故事嘛”，第一次看的时候他心想，那东西有啥好看的，很失望。过了好多年，马伯庸长大成人，读了很多史书，经历也丰富了，再回过头去看的感受截然不同，突然就能体会到他想表达的抗争意义是什么了：

“他在抗争，在努力保护一些东西，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他自己并不后悔这种选择，这种明知失败也要去尽自己最大努力的悲壮感，具备文学上的美感，体现了永恒的悲剧性，故事结果反而没那么重要”，马伯庸说。

后来写作《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他时不时就会想起这位始终跟鲨鱼顽强搏斗的老人，把这种感觉带入进了书中的男主角。情节的惊心动魄外，马伯庸在尝试用更丰富的维度去欣赏作品，在他眼里，所谓的深刻，指的是表达出普通环境下个体的挣扎，从而在每个人心里引起共鸣，忠诚、爱情、背叛，虽然从古至今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但依然是文学母题的定型。

马伯庸发现自己对故事具有天生的敏锐。坐在嘈杂的咖啡厅，耳朵会像雷达一样，识别出来各桌分别在聊什么，“哪一桌的故事性强，更有可能成为素材，我就专注地去听这一边，其他人的声音会自动降低。”

有一次在咖啡厅，大概有五六桌人，唯独有一桌吸引了他的耳朵。一位 50 多岁，一位 30 岁左右，俩人刚坐下聊天，马伯庸就听出了他们的关系，领导和部下，领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接把要离职的部下说哭了。马伯庸本来正在写稿，耳朵捕捉到有趣的信息后，他停了下来，趴在桌子上专心地听。

他甚至为此找到了逻辑自洽的原因：亲身经历说起来会非常形象、非常生动。如果是些大道理，比如两个人坐在一起聊股市，这大概率是进不了马伯庸耳朵的。

“看来我擅长在历史和历史的缝隙中创作”，从浩瀚的史料中，发掘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用笔为读者构建一个美妙的历史故事。“畅销书作家”的头衔为马伯庸的写作生涯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他不需要去迎合市场，也几乎不需要迎合读者，市场反馈和销量总是表现得不错。

有读者读完《长安十二时辰》之后，去了西安旅游，沿着书里的脉络把西安的古迹都看了一遍，才知道唐代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几年下来，研究唐史可以达到专业级别，马伯庸知道之后感叹，这本书没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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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Ky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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