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俗学的奠基者——江绍原_江韵涛

原标题：现代民俗学的奠基者——江绍原

书同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077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属于领军人物的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另一个人，一个不仅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活动，是五四当天被捕的几名学生之一，而且以独特的形式，成为五四所高举的“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的积极呼应者，说出他的名字，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个人名叫江绍原，祖籍安徽旌德，是我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者之一。

2007年11月3日，在位于北京北四环亚运村附近的千鹤家园，笔者拜访了江绍原四个子女。他们都毫不含糊地表示是旌德人，虽然其中只有一个人曾经去过一次江村。

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份他们父亲的简历。大概是江小蕙先生执笔，因为她长期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有这个时间和便利。江绍原，1898年农历正月二十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依利诺大学，获依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女子大学、中国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等校，并任中国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编审等职。主要从事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的研究工作，是我国现代民俗学奠基人之一。著有《乔达摩底死》、《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中国礼俗迷信》等专著，译著有《宗教的出生与成长》、《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等十部，发表民俗小品数百篇。1983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

据江绍原自己文章介绍，他本名绍源，字澄甫；后因避讳改名绍原，字亦变为诚甫。他在《语丝》第128期（1927年3月4日写）回复赵华煦先生的信中说：“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不知怎的亡父发现了我的八字中缺水。结果：我的谱名由绍原改为绍源，字澄甫。甚至于小名也须从干的变为湿的：本为宝容，以后写作宝溶了（父死后，一位‘本家’因修谱偶发现我有一位远祖讳源。为回避起见，又把我的名恢复了旧观。‘澄’的水旁若去掉，字岂不变了音。这是不合的，所以索性不用它，而以同音字‘诚’代之。民国建元之初，我受了同父兄绍铨不慷甫而亢虎的暗示，也就不诚甫而真斧起来。”

在江小蕙家，他们兄妹还向我出示了一份江绍原手书的祖宗名录。根据这个名录可知，江绍原高祖兄弟二人，一名江定魁，一名江裴；曾祖父名江谚；祖父名江韵涛，生于道光庚寅五月十五日，殁于光绪辛卯五月初三日，祖母吕氏生于道光辛卯五月初一日，殁于光绪癸巳四月十四日；父亲名江小涛，生于咸丰甲寅九月初三日，殁于宣统庚戌十二月初四日寅时，母亲徐氏生于咸丰辛酉年，殁于光绪丁丑年七月九日，叔叔名江图谐。

在这份祖宗名录中，“母亲徐氏”是指其父原配夫人，而江绍原实际为庶出，其母姓江名佩萱，当听说江绍原在美国留学发生经济困难时，这位生母曾为他向胡适求情帮忙。

皖南世族大户中，有相当一批人后来流落他乡，主要原因不外两个，一是受土地稀缺的制约出外经商谋生，另一个原因则是战乱。从江耘（江绍原小女）提供的一册《鳌水澜回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她家祖上何时何因离开了江村。这册笔记系江绍原祖父江韵涛所写，1920年代经江绍原编定后，先后拿给各位好友鉴赏。钱玄同、俞陛云等题写书名，周作人、胡适、徐炳昶、沈尹默、马衡、冯友兰、丁文江、黄炎培等均题款留念。

根据笔记所述，江韵涛是在离家二十年后，因考中进士而“乞假出都”，回乡省亲，在家共住七十五日。笔记几乎就是这七十五日的居乡日记。他写道：“吾族世居金鳌山下，有水自鳌山来，环绕吾村，故谓之鳌水。村口旧有宝塔三层，供奉武圣、文昌、魁星诸神，额其塔曰‘鳌水澜回’。”大概正因这个缘故，遂将笔记取名为《鳌水谰回录》。根据其叙述，他自幼失怙，教养婚娶均赖先祖。道光戊申年入泮，咸丰己未年食廪，庚申年以避兵外出至江右，同治壬戌年以江西弋阳籍应乡试，中副车，就职直州判。甲子科领乡荐，中第六名举人，族以军功保知县。戊辰年会试不第，由知县改员外郎。辛未入礼闱，又不第。甲戌、丙子又两度以小疵见遗。丁丑年，终于得中进士。至此，在外漂泊已历二十年。

就在中进士的前一年，其伯兄自浙江请假赴江西弋阳，将其母灵柩运回家乡江村，与其父合葬。而此时的他，依然在北京候考。

此次回乡，先由湖北、扬州、上海一行，冬间抵浙江，与伯兄面叙一切。腊月二十一日，由浙起程，行至广德州度岁。己卯年二月初六日到家，同族欢迎。

根据笔记所记年月推算，江韵涛随祖父辈离开江村的时间为1860年（庚申年），而中进士则在1877年，归乡探亲则已是1879年。

江绍原在北京出生时，祖父已经过世7年，父亲则已在京为官多年。

江绍原与民俗学发生关系，大概源自他在美国留学时所学的专业。因为学习比较宗教学，对古今中外民情风俗了解很多，对中华民族固有的一些传统风习，产生了深入探究的兴趣。但全身心投入民俗学研究，立志做一个民俗学家，则要等他从美国学成归来，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这时候，正是五四运动高潮期，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正猎猎飘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纷纷以破除迷信、开启民智为己任，组织各种形式的研究会，创办各种刊物，大肆宣扬民主科学精神。此一时期，清华大学有中国歌谣会，北大则有民俗调查会和《每周评论》、《新潮》、《语丝》周刊等刊物。由民俗调查会开始，江绍原便积极向全国各地征集民俗资料，并通过《语丝》周刊发表大量民俗小品。

不仅以一个民俗爱好者，而且以民俗学者面目出现，则在1927年。这年春，应鲁迅先生邀请，江绍原赴广州中山大学担任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在鲁迅支持下，为哲学系开设‘礼俗与迷信’研究课程。这是中国大学首次开设这一课程，尽管那时对于民俗和民俗学还甚少人问津，他的讲课也只在很小的圈子里发生着影响，但无论在中国高校学科建设领域，还是在中国民俗研究领域，他的工作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久，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与鲁迅先生共进退的江绍原，也迅速离开了广州，闲居在杭州岳家。

从杭州开始，江绍原的民俗研究进入一个更加自觉、更加痴迷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他与在杭州的钟敬文、钱小柏等人组成了‘杭州民俗学会’，成为中国民俗研究最初的学术团体。他在杭州《民国日报》副刊‘民俗周刊’上发表了《最近Folkloer研究之范围与倾向》。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1928年）。这是他民俗研究最著名的作品，也是确立了他作为现代民俗学奠基人地位的代表性作品。

关于《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的成书，江绍原作了一番介绍。他说：“这部小书的来历，值得一提。从前年年底起，我教书的一个国立大学毫不含糊的大欠薪，欠薪本是常事，但那时是开始大欠。我是全靠那一种收入维持生活的，而况前年因某故脱了半年的薪金；饱暖既成了问题，我只得毫不含糊地大旷课。因旷课得来的空闲，一小半虚掷于感叹典借中，一大半用以研究些自己心爱的题目，写成文章，寄出去换钱用。这本书就是把前年底去年初在上述情形下草草写完的一文用为底子，而修改增订成的。”

这里提到的某国立大学当指北京大学，而所谓“前年”则是1925年。

在这本书的导言里，作者还闪烁其词地表达了研究迷信和风俗的初衷。他说，我们的时代，是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但是，在人数极多的中华民族之中，虽然的确有一部分人的思想，因受西洋科学的影响，起了变动，甚至起了革命，但更多的中国人，耕田的，挑水的，砍柴的，当兵的，缝衣织布，造屋搭棚的，以及我们的长辈，财主，知事老爷，总长大人，督军，督军头儿等等，却依然沉睡在旧思想的怀抱，好象古人真有鬼附在他们身上。因此，说我们的时代是科学昌明的时代，其实只是西洋科学昌明的时代。

很显然，这位喝足了洋墨水，对西洋科学多所了解的知识分子，对祖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存在着的与科学和现代文明相违背的东西，诸如大量存在于民间和日常生活中的迷信和风俗，在以文化人类学眼光兴兴然观察的同时，也觉到了很多愚昧和痛心。因此，决心花大力气一点一点地揭示出来，以供大家评判、研究，指出何为新何为旧，何为科学何为愚昧，从而教化社会，引导世道人心。

在江绍原民俗学研究过程中，鲁迅、周作人兄弟、胡适等都给予了许多帮助和鼓励，不仅提供了许多民俗和迷信的例子，而且正是他们之间的往来切磋，最后促成了《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和〈血与天癸〉（未出版）两部大著。

早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的时候（大约1917年前后），江绍原就与鲁迅、周作人弟兄相熟，并对周作人执弟子礼。1924年11月，周作人先生在《语丝》周刊第一期发表了《生活之艺术》，认为中国的“礼”的本意就是指Art of living，只是后来才堕落为Rite of living。江绍原在《语丝》第三期上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周作人的根本主张虽然极可赞赏，但未免把“礼”太理想化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本意上的“礼”。真正合乎今人之用的“礼”或曰“生活之艺术”，是须得以今人的科学知识、道德标准和艺术兴趣来重新研究制订的。江绍原戏称周作人为“礼部总长”，而周作人也毫不谦虚，径称江绍原为“礼部次长”。一来一往，两人之间关于“礼”的探讨和研究文字，遂被称为“礼部文件”，一共九份，包括《女裤心理之研究》、《催生》、《周官媒氏》、《读经救国论发凡》、《血，红血》、《发、须、爪》等。后来，在周作人等的鼓励帮助下，他将《血，红血》、《发、须、爪》两篇进行扩张，编成了《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和《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两部专著。

北大红楼——江绍原学习、工作过的地方

民俗和迷信皆为生活中细小之事，从生活细小之事入手进行研究，恰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科学昌明和愚昧盛行并存的时代，如何才能区分新旧两种人的思想、观念，指出何为新何为旧？江绍原提出了“举行普天下人鬼大考试”的奇思妙想，并且指出，可以考事关宇宙身心如“月中有何物”、“奴婢制度、多妻制度是否合理”、“祭天祭祖是否必要”等大题目，也可以考灶观、门观、喷嚏观、盆观、罐儿观、大小两便观等“小事细物”。这是因为新旧时代，古今人民，思想之相差，精神之各殊，岂但在大处极其分明，就是在所谓小事细物上面，也是异常的显著。因此，从前科学时代人的盆儿观、罐儿观乃至大小两便观，来探究他们的宗教、道德、医药、两性生活观，实在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而且，所谓宇宙观，岂不就是盆、罐、大小两便，以及加上许多旁的事物的总观吗？所以，头发、胡须、指爪，这些细小物事，和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很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也一定能发现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现它们的科学或者迂腐。

江绍原所从事的民俗学不是一个热门学科，因此与他所从事的学术命运一样，他也不是一个热门人物。但作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个独特的学术门类，无论是其关注的内容，还是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都还有它特殊的存在价值。而理所当然，江绍原也是一个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

附：

江绍原的几个儿女

江绍原先生与朱玉珂女士1920年结婚，一共生育五个子女，长子江人规、长女江小蕙、次女江小珂、次子江幼农（原名江小原，已故）、三女江耘。

江绍原和夫人朱玉珂在八道湾

江人规先生1925年出生于北京。194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48年考入开滦矿务局。1990年离休，在北京安度晚年。在开滦工作的四十二年中，于矿井设计及建设、冻结法特殊凿井技术、综合机械化采煤、煤矿机电管理及重大机电事故抢修等方面，均作出成绩和贡献。任职内，先后去英国、德国、波兰和苏联考察并引进先进的机械化采煤成套设备，引进成功，使用得力，并利用掌握的英、日、俄三种专业外语翻译多种技术文献资料，使得开滦的综合采煤在产量、效率、安全等方面，站在了世界先进水平行列。曾在参加星期日干部井下义务劳动时遭遇矿难，同行二人牺牲，他则死里逃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其妻震亡。虽屡经磨难，却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在任何岗位都能努力工作。获煤炭部颁发“荣誉矿工”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江小蕙，1926年10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1-1961，先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局干部、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干部。1961-1969年任北京农业劳动大学语文教员。1969-1972，随全校教职工下放劳动。1972-1979，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员，并于1977年借调至北京鲁迅博物馆参加〈鲁迅年谱〉编写工作。1979-1988，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任副研究员，重点负责编写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期一段内容。由于采用日本最新研究成果，从而填补了我国以往出版的鲁迅年谱中这段历史的空白，受到国内外鲁迅研究界的好评。在鲁博期间，撰写并发表关于中日鲁迅研究论文约四十万字，如《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丸山昇评我国1981版〈鲁迅全集〉》、《内山嘉吉与鲁迅》、〈鲁迅与辛岛骁〉等，翻译了〈鲁迅在仙台〉，根据最新资料，纠正了以往我国鲁迅出版物中的某些错误考证，并增进了鲁迅博物馆与海外学者的友谊，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

1988年退休后，继续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专著以及〈八道湾11号鲁迅故居的拆与留〉等论文。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10年7月30日病逝。

江小珂，1929年1月27日生于北京。中共党员。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50年代历任北京市公营企业公司科员、技术员，北京燕山造纸厂分厂副厂长、厂长，总厂副厂长、代理厂长。60年代历任北京市工业基建委员会干事、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基建处副处长。1966-1971，下放劳动，期间借调至昌平县委政治组宣传组工作。1972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城建组干事，开始从事环境保护工作。1973-1992年，历任北京市环境保护办公室负责人、副主任、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90年代历任世界银行贷款北京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亚太地区大城市环境项目北京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95年至今，历任北京市政府顾问团能源顾问组顾问、环境保护顾问组顾问。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境与戏院保护委员会委员。1079年至今，历任北京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顾问。1996年8月至今，北京环境保护基金会会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2003年至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项目指导委员会顾问。2004年至今，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

江小珂是我国第一批环境保护工作者，北京市环境保护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她是我国参加全球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唯一女性。在全国率先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直接领导或组织了十多项环保研究课题。积极参与北京申奥工作。1983年以来，先后获得全国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中国妇女环保百佳、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江幼农，1932年生于北京，1944年读初中二年级时患类风湿关节炎，因战乱、家贫，未得及时医治，最终致全身关节僵直，常年僵卧在床。但他自强不息，在床上自学了初中、高中及部分农科大学课程。自1948年起，开始为报刊撰写科学和营养方面的小品文，并于1952、1954年择优结集出版。1955年开始自学俄语，立志介绍苏联农业科学方面的先进经验，1956年着手翻译32万字的《草田农作制问题》，年底出版。1956年被住家所在街道吸收为共青团员，并从1960年起担任团支部书记。一个只有两根手指可动，吃饭都需要别人从喂的人，靠着与命运顽强拼搏的毅力，创造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他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1957年，新华社介绍他事迹的新闻通稿在国内广为传播。此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育青少年的活动，成百上千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探望，在他病榻前举办活动。自1957年到1963年，在他笔记本上留下签名的达2397人。1962年6月入党。他的事迹还被《中国建设》、《友好》等杂志介绍到国外，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致信问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未能幸免冲击，被说成是“黑市委的黑党员”。在动乱中他始终坚定党的信念，并刻苦自学中医，不仅为自己和母亲治病，还为许多朋友开方。1969年，照顾他一生的母亲病逝后，他也于这年冬，因患肺炎不治而辞世。

江耘，1944年6月5日生于北京。1949年-1961年，在北京八道湾小学、北京女三中读小学和中学。1961年-1968年，中国医科大学（协和医学院）医疗专业学习。1968年12月-1975年5月，在陕西吴旗县、延安地区基层医院、卫生防疫站担任医师、地方病防治办副主任等职。1975年5月-1999年6月，先后任北京建工医院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并担任内科主任、副院长、院长、北京建工集团卫生处处长等职。1999年6月起，先后担任中国医院协会（原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学术委员、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参与组织全国及国际医院管理大型学术交流活动，和国家卫生部课题研究、政策咨询、医院巡查等国活动。出版有《希氏内科学考试题解》、《希氏内科学精要》等译著，编写出版《中年保健顾问》、《创伤医学急救规程》、《糖尿病自我治疗与狐狸》、《现代医院管理发展与研究》、《世界医药卫生一百年》等著作。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作者系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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