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的统帅：李德
2020-06-01 08:55:19 历史故事 °c 繁体
A + A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了，日本在消化东北，在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也可以腾出手来主要对付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他已经先后组织了四次“围剿”，1934年，他又组织了第五次“围剿”。
这一年，有一个德国人悄悄登上了上海滩，然后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这个德国人叫奥托·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德。
李德，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原名奥托·布劳恩，（OnoBraun，也曾用名李特罗夫，笔名华夫。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应召入 伍，但并未参加作战，而是接受了师范教育，并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成为秘密组织713的成员，与苏联秘密联系，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 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被关进了柏林莫比特监狱，1928年成功越狱，随后逃亡苏联。
来到苏联后李德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于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苏联红军，曾担任骑兵师参谋长，此后再次进入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之后接受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遣，前往中国东北搜集日军情报，协助共产国际在中国重要的特工牛兰夫妇。
1933年9月，受共产国际委派，前往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李德在1933年秋天抵达上海，然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工作 （驻上海），实际上，当时共产国际并不是委任他为中共苏区顾问，委任的是弗雷德·施特恩为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但施特恩一直没有到 任，所以，从李德到中国后就在实际上担负起了总军事顾问的责任，参与中国红军的指挥决策。
1934年1月15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 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把主席台上中心位置留给了这位军事顾问，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由此确定。在生活上，中央苏区也特意为他选了一 个房子，这间房子位于一大片稻田中间，有三个房间，一个是李德的卧室，一个是会议室，一个翻译和警卫员的住所，于是，他此后就有了一个特别称呼：“独立房 子”。
李德最重大的错误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但李德实际上并没有多 少实战经验，他的军事经验来自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3年学习，然而，中国战场与伏龙芝军事学院课本上的军事知识相差甚远，尤其是中国红军主要的战术是游击 战，但李德对在游击中取得胜利的战术思想几乎一窍不通，他习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模式的壁垒战、阵地战。而且，李德很少去实地勘察地形地貌，只是 坐在屋子里、看着作战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很简陋，也不精确，因此与实际地形相差较大，而更重要的错误是李德的作战思想，他经常命令红军用“短促突 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术作战，但这些都是欧洲正规军采用的战术，在两军实力平衡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而红军与敌军相比在装备、给 养、指挥、通讯等方面都相差悬殊，因此，李德的指挥等于是在用弱势的红军与强势的敌军作正面对抗，这些导致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红军频频失利，最终被迫 开始了长征。
在从瑞金出发到遵义会议这段时间里，李德仍是“三人团”成员之一，因此他的错误指挥仍在继续，这导致红军在长征一开始十 分被动，损失惨重。他命令红军采用“甬道式”方式撤离，结果部队行动迟缓，在行军途中又不敢与敌军作战，消极躲避，这使得红军在长征初期就损失三分之二的 兵力。
毛泽东曾说：“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 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 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对李德、博古军事错误指挥的一次总结和批判，但李德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在遵义会议后成立了由毛泽东、
这一年，有一个德国人悄悄登上了上海滩，然后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这个德国人叫奥托·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德。
李德，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原名奥托·布劳恩，（OnoBraun，也曾用名李特罗夫，笔名华夫。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应召入 伍，但并未参加作战，而是接受了师范教育，并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成为秘密组织713的成员，与苏联秘密联系，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 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被关进了柏林莫比特监狱，1928年成功越狱，随后逃亡苏联。
来到苏联后李德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于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苏联红军，曾担任骑兵师参谋长，此后再次进入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之后接受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遣，前往中国东北搜集日军情报，协助共产国际在中国重要的特工牛兰夫妇。
1933年9月，受共产国际委派，前往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李德在1933年秋天抵达上海，然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工作 （驻上海），实际上，当时共产国际并不是委任他为中共苏区顾问，委任的是弗雷德·施特恩为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但施特恩一直没有到 任，所以，从李德到中国后就在实际上担负起了总军事顾问的责任，参与中国红军的指挥决策。
1934年1月15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 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把主席台上中心位置留给了这位军事顾问，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由此确定。在生活上，中央苏区也特意为他选了一 个房子，这间房子位于一大片稻田中间，有三个房间，一个是李德的卧室，一个是会议室，一个翻译和警卫员的住所，于是，他此后就有了一个特别称呼：“独立房 子”。
李德最重大的错误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但李德实际上并没有多 少实战经验，他的军事经验来自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3年学习，然而，中国战场与伏龙芝军事学院课本上的军事知识相差甚远，尤其是中国红军主要的战术是游击 战，但李德对在游击中取得胜利的战术思想几乎一窍不通，他习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模式的壁垒战、阵地战。而且，李德很少去实地勘察地形地貌，只是 坐在屋子里、看着作战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很简陋，也不精确，因此与实际地形相差较大，而更重要的错误是李德的作战思想，他经常命令红军用“短促突 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术作战，但这些都是欧洲正规军采用的战术，在两军实力平衡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而红军与敌军相比在装备、给 养、指挥、通讯等方面都相差悬殊，因此，李德的指挥等于是在用弱势的红军与强势的敌军作正面对抗，这些导致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红军频频失利，最终被迫 开始了长征。
在从瑞金出发到遵义会议这段时间里，李德仍是“三人团”成员之一，因此他的错误指挥仍在继续，这导致红军在长征一开始十 分被动，损失惨重。他命令红军采用“甬道式”方式撤离，结果部队行动迟缓，在行军途中又不敢与敌军作战，消极躲避，这使得红军在长征初期就损失三分之二的 兵力。
毛泽东曾说：“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 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 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对李德、博古军事错误指挥的一次总结和批判，但李德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在遵义会议后成立了由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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