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日本男女混浴因对裸体的观念较健全

站在外国人的立场看日本,日本的文化习俗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东西,比如艺妓、相朴、切腹,混浴亦是其中之一。

原汤原汁的混浴在日本尽管已成为历史陈迹,其风流遗韵,却是绵绵不绝,近来似乎又有复兴的势头,旅游胜地、娱乐中心竞相打出招牌,混浴爱好者们成立了“保卫混浴会”,会员多达万人。这表明,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性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总会与时俱进,变着法子表现出来。

据日本的混浴专家考证:早在两千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男女混浴,那时日本遍地都是温泉,为混浴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这个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试想两千多年前,日本尚处原始社会,人没有羞耻感,男女混浴是很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农业文明社会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依然保持这种原始的风尚。十六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路弗洛依斯在《日欧比较文化》一书里这样写到:“我们欧洲人在室内洗澡,避开别人。在日本,男男女女,连和尚都在公共浴场洗澡,还有,晚上在门口洗澡。”同时期朝鲜通信使黄慎在《日本往还日记》中也记述:“俗尚沐浴,虽隆冬不废。每于市街设为浴室,以收其直。男女混处,露体相狎而不相羞愧。”

然而到了江户时代中期,事情有了变化。由于混浴带来副产品——性病泛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加上儒家严正的理学此时正成为治国安邦的思想意识形态,幕府当局发出混浴禁止令,公共澡堂从此开始实行男女分浴,之后禁令屡屡不断,其情形,正如江户文人寺门静轩在《江户繁昌记》(1834)中记载的那样:“混堂或谓汤屋,或呼风吕屋。堂之广狭盖无常格,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户各一。”文中最后提到的澡堂规则中有一条就是:“男女混浴之禁,最宜严守。”然而,根深蒂固的习俗决不是一纸禁令能够轻易消除的,更何况,这种“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的格局依然带着明显的“混”的遗迹。正如上文接着写到的那样:“当两户间作一坐处,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监此而收钱戒事者谓之番头。”这就是说,更衣室的上部是相通的,隔眼不隔耳,“番头”(澡堂主人)坐在高高的床座上,两面把门,雄视阴阳两半的世界;而且,浴池也是明分暗连,中间仅隔一层薄薄的木板,水下是相通的。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空间里,能否真的保证“男女有别”,是值得怀疑的。而最主要的是,幕府的混浴禁止令仅限于公共澡堂,除此以外的地方,如温泉旅馆,却听之任之,这等于形同虚设。

混浴真正受到重创,是到了明治维新时期。1853、1854年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佩里两度率“黑船”闯进东京湾,敲开了日本国门,目睹当地男女赤身裸体、满不在乎地混俗,很是鄙夷,认为:“这个城市居民的道德心颇值得怀疑。”还让随军记者画下了温泉浴场男女混浴的场面。这番东洋景若干年后通过他的《日本远征记》向全世界曝光,使日本人蒙受耻辱。明治维新在输入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的两性道德和廉耻观念。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与碧目隆准的欧洲人平起平坐,生活方式上岂能不接轨?那时日本人穿西服,喝咖啡,跳华尔兹,说鸟语,样样模仿欧洲人,洗澡当然不能例外。明治五年,东京府颁布了风俗禁止令,其中一条就是“禁止男女混浴”,这说明至少在日本的上层社会或知识界,人们接受了混浴耻辱的观念。然而对日本的草根社会,这一纸禁令究竟有多大作用,依然很值得疑问。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知日家黄遵宪时任驻日参赞,其《日本杂事诗》里有一首就是写混浴的:“兰汤暖雾郁迷离,背面罗衫乍解时,一水盈盈曾不隔,未消金饼亦偷窥。”还意犹未尽地写下注:“喜浴,浴池最多。男女亦许同浴,近有禁令,然积习难改。相去仅咫尺,司空见惯,浑无愧色。”此诗及注后来引起亲日的日本通周作人不满,认为诗是“想象的香艳之作”,艺术品位不高,注亦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之嫌,将日本的混堂与温泉旅馆混为一谈,虽有点迂阔,倒也符合事实。明治政府的混浴禁止令,仍是针对公共澡堂,对温泉旅馆依然网开一面。因为差不多同时,文人骚客王韬游历日本,就体验过温泉混浴,还在《扶桑游记》中这样写道:“往浴于温泉,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这表明:男女混浴并没有随着日本“脱亚入欧”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