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大亨”黑帮头目张啸林 变节卖国报应不爽

1940年8月14日,上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的张公馆,连续不断地传来几声枪响,随之而来的是女眷们惊慌失措的尖叫声和保镖的追喊声。一片混乱中,一名持枪男子被几名保镖拦腰抱住,只见男子毫无惧色地把枪往地上一扔,振臂高呼:“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日战争全面打响。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防止“三大亨”的势力被日本人利用,蒋介石劝说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三人一起去香港。

正当蒋介石部署撤退之时,张啸林却暗自盘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定要拉拢和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明确表示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而杜月笙又去了香港,这似乎正是他张啸林独霸上海滩的大好机会。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要投靠日本人。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本大特务土肥原通过曾经担任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与张啸林正式洽谈“合作”条件。张啸林提出要当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主席”,土肥原为引诱他早日上钩,爽快答应。心痒难熬的张啸林要李思浩尽快安排他和土肥原见上一面,以便把事情敲定。

与土肥原约见当日,张啸林和一帮保镖分乘三辆汽车前往位于虹口区的东湖旅社,途经外白渡桥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卡以没有收到命令为由,加以阻拦,迫使张啸林的车队在外白渡桥停了大半天,由此,张啸林去日租界的事情很快就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

这实际上是土肥原特意导演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将张啸林准备当汉奸的事公之于众,以影响上海的其他人士。张啸林的本意是要土肥原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出山,以抬高身价,土肥原没有赏他这个脸,而张啸林做官心切,只好移樽就教,驱车去见土肥原。此时的张大亨还以为自己踏上了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阶梯,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为他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

然而,张啸林没有想到的是,日方已与汪精卫集团加强了勾结。与汪精卫之流相比,张啸林的利用价值自然要小得多,所以会见时,土肥原对官职一事只字不提,张啸林好处尚未到手,卖身投敌的企图却已路人皆知,心里好不懊丧。

张啸林虽然没有做成汉奸官,但却发了汉奸财。1939年前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发生了困难,日本人找张啸林帮助解决物资短缺的难题,这正中了张啸林的下怀。

张啸林和他的亲家俞叶封一起公开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专门为日本侵略者强行征购粮食、棉花、煤炭等军需用品,日本人因此而获得了大量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与此同时,巨额的法币、美钞也滚滚而来,流入了张啸林、俞叶封等人的荷包。

此外,张啸林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并布置手下,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捕杀爱国志士。正是如此这般肆无忌惮的投敌卖国行为为张大亨招来了杀身之祸,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早已盯上了他,一场腥风血雨的除奸行动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随着张啸林叛国举动的愈演愈烈,国民党的不安与日俱增,除掉张啸林,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蒋介石亲自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上海区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此事由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分队长陈默负责具体策划和执行。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班受过训,抗战之前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

1940年1月13日,行动组获悉张啸林的亲家俞叶封邀请他第二天去更新舞台包厢看京剧名角新艳秋的演出,于是,陈默决定利用张啸林在包厢看戏之际对他下手。

行动那日晚上,军统的若干便衣特工早早地来到更新舞台楼上第一排就座,旁边就是俞叶封。特工们紧紧握着藏在怀里的手枪,伺机而动。

此时的张啸林对戏院里的情况毫不知情,集结了一干保镖正准备出门,他决不会想到,在戏院里等着他的不仅仅有一台好戏,还有几把蓄势待发的手枪。

正当演出进入高潮,观众如痴如醉之时,突然,一阵枪声响起,刹那间,楼上包厢内已有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可惜的是,张啸林那天临时有事,没能去剧院看戏,只有俞叶封做了他的替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