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麟虽身在绿林却依旧抗击俄军保地方平安

冯德麟虽然当了“胡子”，但盗亦有道，他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对“势力范围”内的村民还算不坏，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庚子国变后，沙俄侵入东北，激起东北民众的愤恨，冯德麟的“保安队”在“执行职务”时，多次与沙俄侵略军遭遇，屡有冲突。沙俄侵略军对冯德麟的“骚扰”相当生气，1901年2月，沙俄派马队突袭，将冯逮捕，流放到库页岛。在一次转押途中，沙俄轮船上的司炉是中国人刁玉亭，他很佩服冯德麟的骨气，乘俄军不备，帮助冯逃了出来。1903年，冯德麟返回家乡，重召队伍，在海城、盘山、田庄台、辽中、台安、锦州、彰武一带活动，在为匪的同时，也抗击俄军。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其实早在“三国干涉还辽”的时候，日本就憋着劲儿要打俄国了。甚至更早些时候，日本制订大陆政策的时候，就是与俄为敌的思路。因为日本要占领我国东北，而俄国也想要。这样矛盾不可调和，只能用战争来解决。但这样的战争，只能说是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战争。就好像路上有两只狗，一只黑狗，一只白狗，我们也可以说，路上有两只癞皮狗。令人扼腕的是，这场战争竟然是在中国境内打的。

但总体来说，是沙俄“欺负”中国在先，本来，“八国联匪”侵入中国后，清政府已经讨饶，按着他们的意思签订了《辛丑条约》，又许了一大堆“量中国之物力，结与众国之欢心”的条件。按说，他们除了按照条约规定驻留军队外，也该撤兵了，但沙俄却赖在东北不走。这次，日本学着沙俄“干涉还辽”的旧例，也是打着“帮助”中国的旗号的。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角度来说，冯德麟以及张作霖等人在当时的情境下，帮助日本人做事，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虽然这不过是前门驱狼，后门揖虎的举措。

俄军出兵辽西，大肆为恶，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冯德麟及其部下汲金纯组织了“花膀子队”，骚扰俄军。所谓“花膀子队”，其实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就是这些队伍不着军装，仍旧穿老百姓的衣服，为了识别，就在胳膊上戴上袖标(也有说在胳膊上刺花纹的)，类似于陈近南在脚底板刻上“反清复明”一样。

冯德麟的“花膀子队”在抗击俄军时，屡有斩获，受到日军的关注和赞扬。恰逢日军在东北招募“东亚义勇军”，便邀冯参加。冯也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想法，投靠了日本。谈判成功后，冯德麟从日军手里弄来二十几车军火，充实了战斗力。此后，冯德麟的队伍利用熟悉地形等有利条件，灵活出击，击溃了几股俄军。

1905年3月10日，日军占领沈阳，旋即攻入吉林，俄军节节败退，日军胜利在望，就是说，用不着这些“花膀子队”了，便想“依例”遣散。但冯的力量较大，日方担心“遂失该党之心”，引发事端，又想日后或可继续利用，便劝说清廷招抚。清政府也不敢立下决断，招了吧，“有害中立”，怕俄国责难;不招又怕“祸贻地方”，便采取了权宜之计，要求冯遣散队伍，但又给冯德麟等领军人物一些好处，比如发给“工资”，许诺“和议”之后，再行委任。

据载，福岛安正(后任关东洲都督)曾亲自向盛京将军赵尔巽保荐冯德麟：“杜(辽西巨匪)不足信，愿君图之;冯某忠实，久不渝也。”赵尔巽信以为真，便招纳了冯德麟，委为河防营管带，后升为新安军统领、巡防营后路帮统、巡防营左路帮统，进而充任巡防营左路统领。

由此而言，冯德麟投身绿林较张作霖早，其为官也较张作霖早，而且，不仅与日军高层“友好”，也与盛京将军有所交往，可谓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