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官亡也官：晋商百年兴衰史_山西

原标题：成也官亡也官：晋商百年兴衰史

中国商帮兴起都有着统一的模式，穷则思变是创富动力，诚信义利是发展基础。然而无论晋商还是徽商，始终没有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这些商帮依靠官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后来的落败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晋商股东会议

数百年前，随着“走西口”悲凉的歌声，背井离乡远走塞外的晋商，结成了现代许多大企业都自愧不如的连锁商业集团。

虽然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晋唐时期，甚至更远到春秋战国时期，但他们真正崛起于明末。

明代的边防中心在长城一线，数量庞大的边防军团需要大量物资如米、麦、豆、草等供应。政府自行运输，效率低下，而鼓励商人代为运输，则成为更有效的方法。这些商人通过运输军粮能够获得专营食盐的盐引和银两。

在这个过程里，一大批来自山西平阳府、泽州、潞安府的商人发了大财，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及至明末，晋商将业务开拓到关外。一些山西商人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史载，后金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也由晋商提供。可以说，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其中尤以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

这种融洽的关系一直持续着，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在招抚政策下，顺治帝入关后接见了介休范氏等最著名的八大晋商，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山西商人实现了从晋商到“皇商”的质变。

慈禧逃亡西安时，费用由晋商筹集。

抱住了当权者的大腿后，晋商再也不害怕会落得明初富商沈万三的下场。他们凭借自身的努力和皇商特权迅速崛起，名满天下。康熙南巡时曾经谈道：“夙闻东南巨贾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刘大鹏记录了太谷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

到咸丰时，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以太谷、祁县、平遥等晋中商人为代表的山西商业票号，曾“富甲华夏”，“汇通天下”，太谷县也被誉为“中国华尔街”。

与政治挂钩的现实就是晋商无法远离政治，除了积极踊跃体制内，甚至为了实现政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还成为官员销赃行贿的桥梁。袁世凯向李鸿章行贿，就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实现的。

然而时代在变，清末出现的变局是几千年来不曾出现的。清末上海成为通往西方的门户，加上白银外流，铜钱价格暴跌，晋商丧失贩盐的利益，而且交通路线的重大变迁，晋商便开始衰落。此其一，其二是外国资本通过不平等条约进入，享有更多的特权。如同治元年（1862年），俄人因《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而享有特权，可节省大笔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使得晋商垄断两湖的茶叶贩运事业久不复见。同治七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平遥古城品味晋商酸辣人生

在这种情况下，晋商还要承担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责任。光绪二十年（1894年），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八国联军后签定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交付各国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也主要由山西票号汇解，由票号把这笔钱汇到英国的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交给各国政府。

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转而支持票号改革，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不久国务总理熊希龄倒台，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当然，晋商没落有其自身的原因，他们固守传统，在资本向现代的转型中本就落后于时代，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耗尽了他们最后的元气，只能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