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灭佛简介唐武宗灭佛怎么回事？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然后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疯狂。是时， 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只怕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 （《资治通鉴》卷二四○)。 对此，韩愈从儒家态度动身，予以坚决对立。他上表以为，释教仅仅夷狄之法，非我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释教的流行使 乱亡相继，运祚不长 ，对封建控制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 佛本夷狄之人，与我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 ，故不宜敬奉。所以他决然提出： 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底子，断全国之疑，绝后世之惑。 （《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明，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冲突，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引起宪宗的震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终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释教实力达于鼎盛的状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入的影响。史称韩愈 素不喜佛 ，信仰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壮，中心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陵夷和佛、道的延伸，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以为，只要大力拔擢名教，发起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约束佛、道的传达，才干有效地稳固中心集权的控制。他在《原道》中指出： 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全国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 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意思是说，释教背离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有必要予以排挤。 韩愈反佛的动身点和立论依据，是为了强化中心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建立儒家文化的正统位置，比傅奕触及的社会和思维问题要深入得多。为了完成他的儒家政治抱负，他在《原道》中提出 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的标语，企图以行政手法完全废弃释教。这一思维为尔后唐武宗的灭佛供给了重要依据。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 道统 ，则对宋代理学的构成有显着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尔后朝政糜烂，朋党奋斗，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按例发起释教，僧尼之数持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剧了国家的担负。唐武宗继位后，在整理朝纲、收复失地、安稳边远当地的一起，决议废弃释教。（《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仅有方法。这是武宗决计灭佛的首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端了对释教的整理。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 痛切心骨，何日忘之 （《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当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 每对，必排毁释氏 （《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共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计。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 命杀全国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 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而 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我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掉。帝颇信之 （《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到达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出家，并没收其悉数产业， 充入两税徭役 （《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全国凡房子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悉数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悉数出家。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全国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悉数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产业之数，为完全灭佛作好预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打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管有牒或无牒，皆令出家；悉数寺庙悉数炸毁；悉数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耕具。八月，下诏宣告灭佛成果： 全国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出家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一起还 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出家 ，以使 不杂中华之风 。 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命令凡违背释教戒律的僧侣有必要出家，并没收其产业。尔后，武宗连续命令约束梵宇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约束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许多寺院被拆毁，很多的僧侣被逼迫出家。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 不许供养佛牙 ，一起规则：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禁止供养和仰视，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当地受一钱布施者，背杖二十。 到会昌五年（845），又开端了更大规划的灭佛。他命令僧侣40岁以下者悉数出家，不久又规则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假如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出家，就连天竺和日原本的求法和尚也被逼迫出家。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具体记录了这次 法难 的状况。 依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全国梵宇。全国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败落不胜，便一概废毁；下州寺院悉数拆废。长安和洛阳开端答应保存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则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重寺。全国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概交给盐铁使铸钱，铁则交给本州铸为农器，出家僧侣各自放归原籍充作国家的交税户。 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武宗这次大规划的灭佛，全国总共撤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出家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具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别的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出家。武宗灭佛沉重冲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交税人口，扩展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在 废佛 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弃手法。凡国中悉数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起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息，通通自杀；景僧，祆僧二千余人，并放出家。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首要原因是其时释教的实力非常强壮，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释教寺院的规划比皇宫还要大，非常全国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交税，对国家财政是一个重大损失。一起和尚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结果，影响国家安稳。另一可能是唐武宗自己愈加信仰道教，因而冲击释教。因为毁佛成功，然后扩展了唐朝政府的税源，稳固了中心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