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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功臣的血腥屠杀,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2020-07-14 11:39:27 历史战争 retumu历史网 °c 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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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大将韩信,他的一句 敌国破,谋臣亡。 道出了千古功臣的悲哀。但是与韩信相比,明朝功臣的命运似乎更加悲惨。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 胡党 、 蓝党 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他首先触及了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话题。他的《胡惟庸党案考》揭示了这一历史谜团的真相。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 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 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 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侯天来扮演的胡惟庸,这个宰相的死似乎是咎由自取,但因为 胡惟庸党案 而被牵连的人却数不胜数。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 铸刑鼎 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 治乱世用重典 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 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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