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变：贯穿一个王朝的诅咒

1398年(洪武31年)6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京城驾崩。由于皇太子朱标早于洪武25年病殁，按预先确定的立嗣诏令，朱标的长子、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年号“建文”。

关于建文帝其人，明代朝廷史官对他所作的肆意歪曲和恶毒攻击同广泛流传于儒生文人和民间传说中的完美无缺的仁君形象构成了过目难忘的反差，以至于600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可能对他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真实的描述。但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说，这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青年，一点也不像他那位精明、残暴、无赖的祖父，他继承了父亲温文尔雅和好学善思的脾性。不过，年轻的皇帝毫无政治经验，也缺乏坚定不移的意志、自信心和决断力。

朱允炆即位后，对他的几位老师——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等——言听计从。后者(尤其是方孝孺)是名满天下的儒家学者，但历史很快就将证明，这群书呆子与这位年轻皇帝一样缺乏政治手腕。在他们的影响下，天性温和、素来不满祖父苛政的建文帝决心迅速实施大规模的彻底改革，以实现自己一心向往的上古圣君的“仁政”理想。然而，这些大胆冒失的变革却遭致了毁灭性的灾难。

与懦弱的朱标、朱允炆父子截然相反，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是一个孔武有谋、残忍暴戾的人，大有乃父之风。他少年时就被朱元璋派去镇守北平，在与退到长城外的蒙元残部的多年交战中屡立奇功，因而深得朱元璋的赏识和倚重。由于太子朱标和兄长秦王、晋王相继去世，到建文帝即位时，这位雄心勃勃的燕王已是太祖留下的最年长、也是权势最大的儿子。

1399年(建文元年)8月初，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先称病，后装疯，并通过诚恳的请求成功地使朝廷遣返在南京为质的三个儿子——后，燕王朱棣正式起兵反叛。在给天子的上书和向全国官民的宣告中，他指责年轻的皇帝受“奸臣”黄子澄、齐泰等蛊惑，背弃“祖训”，残害皇家手足……而自己则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靖难之役”以“拨乱反正”。朱棣还在文告中指天誓日地保证，自己对帝位绝无丝毫非分之想。

这场侄叔之间的夺位战争，究竟是朱棣早就谋划好了的——同情建文帝的后世儒生们对此坚信不疑，还是朱棣自己宣称的完全是无奈的“自卫”，似乎很难断言。但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第一，自视雄才大略的燕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一直在等待时机;第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朝廷急于求成的“削藩”行动，这迫使深处险境的燕王不得不作殊死一搏。

历时3年多的战争最终以燕王的胜利而告终，以正常的政治和军事态势来分析，这个结局是极其出乎意料的——朝廷拥有至少三倍于燕王的常备官军，且燕王起兵之时仅踞北平一府，也未得到其他大多数藩王的明确支持，朝廷控制的地盘数十倍于燕王，因而有比后者充沛得多的财政资源和后勤补给。

如果拿汉朝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叛乱”作比较的话，可以说，建文帝的朝廷掌握着对叛军的压倒性优势。然而故事的结局却与1500多年前恰好相反。这一方面要归咎于建文帝不具汉景帝那样的韬略智谋，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身经百战的朱棣的杰出军事才能。但最根本的败因，恐怕这位可怜的皇帝只能去怪自己的祖父了。

杀戮功臣，是明太祖朱元璋最为后人铭记的事迹。受宰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玉两个大案的株连，共计有四万五千人伏诛!朱元璋的亲侄子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以及战功卓著的开国功臣徐达、冯胜、傅友德等无一幸免。这位草莽英雄、开国皇帝大肆剪除功臣，原本正是为了预防这些手握重权的老资格臣子不利于子孙的统治。不料这一暴行很快就报应在他的孙子身上——因为屠戮过甚，整个朝廷竟找不到一个有能力领兵平叛的称职将领，只能眼睁睁坐以待毙!

1402年(建文4年)，燕军出奇兵，一路南下渡长江攻入南京城;7月13日，守卫金川门的大将李景隆(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子，一度被朝廷委以平叛主将的重任)和朱元璋第19子谷王朱橞打开城门迎降。混战中皇宫起火，火势被扑灭后人们发现几具已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据说他们便是死去的建文帝、马皇后和皇帝的长子朱文奎。

4天以后，燕王朱棣龙袍加身，年号“永乐”，是为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明成祖。朱棣去世后最初的庙号为“太宗”，100多年后，嘉靖帝为了表彰其丰功伟业，将他的庙号改成了更加显赫的“成祖”。这个庙号暗示，他是王朝的第二位创建者，与他的父亲并列，高于所有其他君主。

“建文奸党”

以武力夺得帝位的朱棣的当务之急，自然是继续用“枪杆子”来巩固其政权。上台伊始，他就展开了一场清除“建文奸党”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其背后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这种恐怖恫吓来堵住异见者的嘴。

朱棣最初正式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齐泰、黄子澄等29人，但实际被杀戮和受到迫害的人则不计其数。

朱棣进入南京后，起初打算宴请天下士人景从的名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为自己脸上贴金。但方孝孺非但严辞拒绝，还为建文帝穿孝痛哭，并怒斥朱棣，最后被处以割舌和寸割的磔刑，并遭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873人。

兵部尚书铁铉不屈，被割了耳朵，又割了肉烧了塞到嘴里让他自己吃，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骂不绝口;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时神色自若，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派人把他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向刽子手，骂得更凶，终于被凌迟处死，宗族被戍者180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喷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后语不逊，“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市者151人，九族至亲被抄没戍远方者数百人”……

历史资料没有留下因受“建文奸党”株连而被处死、监押、流放和遭受其他迫害的无辜士大夫和老百姓的具体数字，但最保守的估计，恐怕也在万人以上。这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明成祖，其剪除异己、压制独立思想的手段之酷烈，较之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著名的例子还是要数方孝孺案了。

孝孺一生未中过举，但作为程朱理学嫡派传人、太师宋濂的得意弟子，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以道德文章声名远播。建文帝即位后，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将其视为自己最敬重的导师。

朱棣大军攻打南京前，谋士姚广孝(即著名道衍和尚)特意对他提到了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

攻下南京后，朱棣召见方孝孺，令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

以下这段对话即生动地再现了一位忠义士大夫的高洁气节与一位残酷暴君的无赖嘴脸之间的对比——

朱棣：“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儿。”

方孝孺问：“成王安在?”

朱棣告以“彼自焚死”。

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子?”(南京城破后，建文帝第二子、年仅两岁的朱文圭未死，被燕军擒获。)

朱棣说，“国赖长君。”

孝孺告之：“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棣很不耐烦：“此朕家事”，命左右授之笔札，要方孝孺拟诏。

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则死耳，诏不可草!”

……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方孝孺自始便抱定必死之心，因此他的每一句问答都是将朱棣逼向逻辑死角，当然同时也意味着不给自己留任何台阶。

朱棣下令把方孝孺投入大牢，大肆抓捕其亲族朋友门生。每抓一人，都带来让他看一看。孝孺看到他们非常难过，弟弟孝友被杀前反劝道：“阿哥何必泪潸潸，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

之后，磔方孝孺于市。孝孺视死如归，就戮前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其门人廖镛和弟廖铭检孝孺遗骸掩埋于聚宝门外山上。诛族之前，方孝孺妻郑氏和儿子中宪、中愈自经死，女儿贞、淑投秦淮河死。

诛族之后，朱棣又把方孝孺的门生作为一族杀掉。

后来成祖修实录，说方孝孺曾磕头求生。明朝中晚期著名思想家李贽写道，“孝孺死节后，至今百六十年，人皆历历能言，虽人人殊，其成仁取义，之死靡悔，断然不可泯灭。而同时文学柄用之臣，际会功名，史有别书。以故魏惠安公泽哀江南词，有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

朱棣既诛方孝孺，为了逃避“残害忠良”留下的万年遗臭，乃下令：藏方孝孺之书者罪至死。幸有其门人王稌潜录集其文，才得传于后世。明中叶以后，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一刻再刻，他浩然正气的故事还成为后世文学、戏剧中家喻户晓的情节。即便是来自强大国家机器的暴力威吓，也不能阻止社会良知对一位忠义气节之士的仰慕和追思。

不少现代中国人也许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进步心态”嘲讽方孝孺等人“愚忠”、“迂腐”，但这丝毫无损于这些古代忠良的崇高历史地位。相反，它不过是反衬出现代教育的自以为是和孤陋寡闻而已。

每个时代都有其视为不可玷污的神圣价值，如果把我们今日的价值当成一把绝对的标尺去衡量过去的时代，那么我们看到的自然惟有愚昧和黑暗。在方孝孺的时代，以武力推翻一位合法君主在世道人心中之罪，一点也不会比今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之罪来得轻。那些嘲笑方孝孺辈的“先进”的现代人也许有必要稍稍拓展一下他们井底之蛙般的狭隘视野，试想一下，再过600年，我们今天的价值或许也会过时，或许也会遭到更加“先进”的后人们更加刻薄的嘲笑。

篡改历史

当然，仅有“枪杆子”是不够的。为了给自己的叛乱和篡位披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合法性外衣，明成祖朱棣还大量用到了“笔杆子”。

首先是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将建文帝朱允炆形容成一个奸恶、不孝、淫邪之徒，谴责他和围绕在他左右的“奸臣”们的道德败坏和祸国殃民。作为一项与之紧密相连的重要工作，朱棣废除了“建文”年号，宣布朱允炆在位期间的4年仍使用太祖年号——即“洪武”，他自己的“永乐元年”则直接上承“洪武35年(1402年)”，而非“建文4年”。按照这种说法，建文朝成了“君位虚置”的非法政权，史家曾称之为“革除”时期。

不过，更花功夫的还是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符合儒家道德的贤明君主的形象。朱棣自称，太子朱标死后，太祖其实原本就想立自己为储，只是由于“奸臣”的“谗言”而作罢。为了更有力地证明这种说法，朱棣还编造自己的身世，谎称自己是太祖与马皇后的嫡子。

欲达到上述目的，成祖在位的前10多年里，他和心腹重臣姚广孝、解缙等人主持对现存的历史记载进行了大规模、系统性的删除、篡改和编造。永乐朝先后编纂了证明朱棣合法性的《奉天靖难记》和《天潢玉蝶》两部著作，两次大规模修订《太祖实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那些不利于朱棣帝位合法性或与他自己宣称的那些东西相矛盾的记载统统抹除，换上支持和美化他的历史说辞。不用说，其中塞满了未经证实的武断说法或者干脆是精心捏造的谎言。

例如，从已有被证实的史料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朱元璋有过想要让朱棣这位自己最欣赏的儿子——这倒很可能的确是事实——成为未来天子的念头。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帅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幅朕意。”无疑，朱元璋的确把朱棣看作维护朱明天下的肱股支柱，对他寄予了厚望。然而，这段敕谕的主题是勉励朱棣尽忠职守，看不出丝毫要立他为嗣的意思，精明过人且铁石心肠的朱元璋更关心的毕竟是朱姓江山的长久稳固。相反，他实际上很早就虑及朱棣权势过大，所以晚年曾多次告诫：“燕王不可不虑”，并在临崩前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许多人认为，这道命令主要就是针对燕王的。

此外，历史学家经过大量细致的考证和研究得出结论，朱棣不可能是马皇后所生，其生母应该是朱元璋的某位嫔妃，并且她很可能不是一个蒙古人就是一个朝鲜人。

后世的学者和民间还一直有这样一种未经证实的揣测：明成祖之所以不惜耗费巨资，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完成比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等西欧航海冒险家早了近一个世纪的远洋航行壮举，其实是为了秘密探查传说中亡命海外的建文帝，后者才是他真正希望寻到的“宝”——郑和的船名叫“宝船”。

还有人进一步怀疑，朱棣被后人广为称颂的另一件历史功绩，即编纂规模达2万多卷的《永乐大典》，表面上是为了向天下儒生展示自己大兴礼乐教化的圣君形象，但其更隐蔽的目的则是借搜集藏书为名为了将散落在民间的一切对自己的不利记载一网打尽。

……

但这些费尽心机的努力大部分终究还是落空了，因为发生过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和彻底抹去。纵使从书本里抹去了，人心里也是抹不去的。而且，即便再处心积虑的人为篡改和作伪，也终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朝廷的御用文人们无奈地发现，每一次用一个谎言遮盖住了一处漏洞，就一定会造成新的自相矛盾之处。以《太祖实录》为例，作为对太祖皇帝朱元璋言行的“实录”，它最初完成于1402年(建文4年)初。“靖难之变”以后，其内容显然不符合新君的政治需要。对它的第一次修订完成于1403年(永乐元年)夏天，但由于时间仓促，这一版内容漏洞百出，以至于不得不销毁。1411年末，朱棣下令再度对它进行修改，这一版直到6年半后的1418年6月才最终完成，它也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版本。

终永乐一朝，“建文事”是一个无人敢触碰的禁忌，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那些不义和残暴已经被时间冲刷干净。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桩违背世道人心的严重罪行日益成为加诸这个王朝身上的一道永远无法解脱的诅咒，时不时地对它的政治合法性发起难以应付的严峻挑战。

沉重负担

报应很快降临到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的头上。

有时历史真是惊人相似，同自己的父亲朱元璋如出一辙，朱棣也有两个性情气质截然不同的儿子：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朱高炽(即后来的仁宗)仁厚良善，满心渴望将儒家经典中描绘的“王道”理想付诸现实。而朱高煦则强悍暴烈、精力旺盛，活脱脱就是当年的燕王再世。

与谨慎的朱元璋不同，朱棣从不掩饰自己对长子的不喜欢和对汉王的欣赏，并不止一次流露出想要立朱高煦为太子的念头。但在全体朝臣近乎团结一致的反对下，最终只得无可奈何地立了燕王时代就已被朝廷册封为“世子”的朱高炽。这里面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朱高炽生了一个被朱棣视为掌上明珠的“好圣孙”，也就是后来的宣德皇帝朱瞻基。

但即便如此，朱棣仍不能忘怀他的那位次子。史载，有一次他竟然抚着朱高煦的肩膀对他说：“勉之，世子多病。”这为日后的干戈埋下了伏笔。

1426年(宣德元年)9月初，在朱瞻基登基仅1年后，他那迫不及待的叔父(虽然朱高煦对他的兄长、太子朱高炽素来不敬，但后者即位后对其宽大为怀，再说这位洪熙皇帝在位仅10个月，因此汉王与朝廷还算相安无事)终于跳出来发难。他指责自己的侄子败坏永乐帝立下的“祖规”，并大肆任用“奸臣”……这些指控几乎照抄了20多年前朱棣对自己侄子的指控。

但朱高煦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好运，因为朱瞻基并不是朱允炆那样的书呆子，他从小就既继承了父亲的开明睿智，又具备了祖父的英武强悍(这是他深得成祖喜爱的根源，据说朱棣提到这位孙子时每每对人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在经过一番犹豫和争论之后，宣宗御驾亲征，仅花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击败叛军，将那位妄想仿效明成祖的造反的叔父从山东封地抓回北京，处以极刑。

第二次“靖难”就这样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口诛笔伐中可耻地失败了——有了上一次“靖难之变”的惨痛教训，从朝廷大臣到士大夫精英阶层，都决意阻止这样的不义和混乱再度重演。

然而，躲过了仿佛冥冥中安排好的神秘报复的朱明王朝依然难以挣脱过往的历史包袱。

1440年(正统5年)的年末，一个90岁高龄的老和尚从外地来到北京，敲开了明英宗朱祁镇的朝堂，也将整个京城一时间搅得沸沸扬扬。这位老僧宣称，自己就是从前的建文帝，现在来讨回属于自己的帝位。

后经查实，老和尚是个骗子，证人揭发了其真实身份后，他被投入大牢并很快处死。但在这件古怪蹊跷的政治骗局中，那位冒牌货显然利用了广为人知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中的绝大多数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建文帝当年并未死于宫中大火，而是乔装成僧人成功逃出京城。当然，正统年间的这段离奇故事本身又进一步激发了有关建文帝事迹的其他版本的传说。

到了下一个世纪以后，这个题材的故事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于当时流行的小说演义和戏剧舞台上，并深受大众喜爱。虽然它在官场仍然是一个人们不愿轻易提及的话题，朝廷的正式文书极其偶尔地无法避开这段尴尬历史时也仍会生硬地使用“建文奸党”一类词眼，但在一般读书人和社会大众那里，对建文帝和建文朝殉难忠臣的称颂已是百无禁忌。渐渐地，建文帝和他那些大臣们被塑造成了悲剧性的英雄，他们身上所寄托的“仁政”、“爱民”理想与非法篡位的朱棣所代表的暴虐统治构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鲜明对比。

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通过这些浪漫化的夸张传说，世人不仅表达了对一位被武力推翻的合法君主的同情，更是传达了对残酷高压的集权统治的鞭挞和对仁义公正的儒家政治理想的呼唤。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在士大夫精英阶层还是在普通人民群众中间，这种通过抬高建文帝以谴责永乐皇帝(及其大部分后任)的情绪不仅没有消退，反而不断增长。

明朝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对这些传说故事信以为真，他们对那位100多年前被废黜皇帝的同情也与日俱增，以至于产生了一本题为《建文逊国记》 (1566年左右)的严肃史籍。自那以后，不同政治势力也纷纷试图利用它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正统5年的事件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各地都会冒出一些“建文后人”来。他们或是大义凛然地抨击朝廷和当朝天子，或是声称要驱除“伪君”、光复帝位，或是干脆起兵造反……甚至一直到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时，许多叛军领袖也都打着建文帝的旗号。他们中的一些自我标榜是为建文帝讨回公道的义师，另一些直接自称建文帝的血脉后裔。

这个沉重的道义负担，大明王朝一直背负着走进坟墓。

错失的机会

如果仁厚的仁宗朱高炽和开明的宣宗朱瞻基活得更久一点，天下人心中的“靖难”之痛也许不是没有可能渐渐愈合的。

但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随着短命的建文朝的覆灭，朱允炆和他的儒生导师们开启的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改革也随之夭折。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里，“雄才大略”的明成祖全面恢复了朱元璋时代严苛残酷的高压统治。到了晚年，由于身体疾病加之服用道家丹药，他变得愈加暴虐和不可理喻。与此同时，对建文朝的清算和对所谓“建文余孽”的追治也从未停止过。直到永乐皇帝去世，形势才终于出现转机。

1424年(永乐22年)8月12日，明成祖朱棣在最后一次北征蒙古的回师途中于多伦以外的榆木川病逝，终年64岁。47岁的太子朱高炽即位，年号“洪熙”。

宽厚仁孝的朱高炽年轻时就表现出对他父亲严刑峻法的铁腕统治的不以为然和对儒家仁政理想的倾心。在当燕世子和太子期间，许多犯有轻微过失的大臣在他和他母亲徐皇后(开国元帅徐达的长女，她深得朱棣的敬重)很有技巧的回护下逃脱了朱棣的冷酷责罚。因此，历史学家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将朱高炽与他那位不幸的堂兄弟朱允炆相提并论——他们两人身上的共同点的确不少。

这位备受后世史家赞誉的天子登基伊始，便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一系列宽松化的政治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扫除太祖、成祖两朝以镇压恫吓为宗旨的司法积弊，纠正已经习以为常的酷吏手段以及对老百姓限制重重的管制;同时，仁宗还广开言路，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甚至鼓励对皇帝本人直言不讳的批评……

所有这些改革举措中最激进的一条是：仁宗下决心要把都城从北京迁回南京，在临终前一个月，他甚至已经派遣太子朱瞻基留守南京，负责监督那里的祭祀和修缮工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重大决定，一方面是不喜欢打仗的仁宗对北征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负责京畿物资供给的南方省份的负担。此外，年轻时曾在南京当过监国的朱高炽喜欢南方的生活，他似乎还想用这个行动来与自己父亲备受非议的苛政做一个彻底的告别。

但这项计划随着他的驾崩戛然而止，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从小在北京长大，天性也更接近粗犷的祖父，精致文雅的南方生活对他并无太大吸引力。再说他一坐上皇位就遭遇到许多棘手的挑战，包括前文述及的汉王叛乱，迁都一事便被永久搁置。这座六朝古都再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京城，要等到500年以后。

朱高炽短暂的10个月在位期间所做的最得人心的一件事情，便是改变对建文旧臣的长期迫害政策。他即位仅三个月，即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

“方孝孺辈皆忠臣”，仁宗曾不止一次公开对廷臣这么说。在他一再亲自关心下，齐泰、黄子敬等一大批建文旧臣的亲属和后代得到了朝廷的赦免和善待。史书称：“永乐末……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虽然大家仍口口声声“建文奸臣”，但来自最上层的政治风向已经出现了令人怦然心动的变化。

可惜体弱多病的朱高炽只做了10个月皇帝就病逝了，按照史书的记载来分析，身体肥胖的他应该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在针对建文旧臣的问题上，他的继任者、开明务实的明宣宗朱瞻基基本上延续了父亲的宽松政策。他们父子两代由于任人唯贤、止戈休兵、体恤爱民，明朝出现了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史称“仁宣之治”。不过，这位著名的宣德皇帝在位时间也仅有10年。1435年(宣德10年)1月31日，朱瞻基在一次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恙之后意外驾崩，年仅37岁。随着仁宣时代的结束，明朝陷入了漫长而持续的衰落之中。

但是，纵使仁宗和宣宗再怎么想要对过去的罪错改弦更张，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尽量善待建文旧臣。在中世纪的政治合法性框架内，他们不可能正式为建文帝及其臣子们平反。因为如果那样，就等于承认他们的父亲(祖父)的皇位是非法的，也就意味着他们自己也是不合法的。

1457年，朱瞻基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下令释放被幽禁了54年的建文帝次子朱文圭，在皇家祖地安徽凤阳为其修建居所，并为其娶妻以续后。一些大臣担心此举会生出变故，英宗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

又过了130多年，到1595年(万历23年)10月，明神宗朱翊钧宣布恢复建文年号。其诏曰：“革除被罪诸臣特许建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恤录。”这距离为方孝孺等人平反只差一层窗户纸未捅破了。据说，少时聪慧的万历皇帝一直对建文帝的事迹充满好奇，嘉靖年间著名学者、官至刑部尚书的郑晓所作的《建文逊国记》一书曾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加之当时民间涌动着一股颂扬建文帝及其忠臣义士的强烈情绪，最终促成了朝廷的这一重大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