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权臣韩侂胄，他为岳飞平冤，自己却被黑800余年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有许多著名的权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南宋权臣韩侂胄，他为岳飞平冤，自己却被黑800余年。

他官拜大宋丞相，他跟秦桧是“拜把子兄弟”，他对金人卑躬屈膝，他是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大奸臣韩侂胄。

张十五道：“当年岳爷爷几个胜仗，只杀得金兵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只有逃命之力，更无招架之功，而北方我中国义民，又到处起兵抄鞑子的后路。金人正在手忙脚乱、魂不附体的当儿，忽然高宗送到降表，投降求和。金人的皇帝自然大喜若狂，说道：议和倒也可以，不过先得杀了岳飞。于是秦桧定下奸计，在风波亭中害死了岳爷爷……“

郭啸天道：“什么难说?这里是乡下地方，尽说无妨，又不比临安城里，怕给人听了去惹祸。韩侂胄这贼宰相，哪一个不说他是大大的奸臣?说到祸国殃民的本事，跟秦桧是拜把子的兄弟。”

完颜洪烈道：“是啊，宋朝求我国不要进攻，每年进贡银两绢匹，可是他们常说什么税收不足，总不肯爽爽快快地一次缴足。这次我对韩侂胄不客气了，跟他说，如不在一个月之内缴足，我亲自领兵来取，不必再费他心了。”包惜弱道：“韩丞相又怎样说?”完颜洪烈道：“他有什么说的?我人未离临安府，银子绢匹早送过江去啦，哈哈!”

是不是很气愤?是不是很可恨?是不是很欠骂?果然，他被关进宋史《奸臣传》的小黑屋了。黑的不能再黑。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名臣韩琦曾孙，父亲韩诚娶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阎门事。光宗以疾不执父丧，中外舆论汹汹，赵汝愚议定策立太子。因韩与太皇太后吴氏的关系，赵汝愚遂请韩侂胄助一臂之力。韩便通过熟人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太子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

韩侂胄在宁宗朝大权独揽，一生主要主持了两件大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也就是评价韩侂胄为臣为人的关键所在。恰恰在这两件事上，人们也各执己见，或截然对立。

先说庆元党禁

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一些官员见状，上疏苦言汝愚之忠，罢相不当，俱遭到降黜。六名太学生也联名上书，指斥言官枉害大臣，尽遭流放，人称“庆元六君子”。韩侂胄拜保宁军节度使，其党羽斥朱熹理学为伪学，搜罗朝野，将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彭龟年等一批官员，统统列入“伪学逆党”的名籍中，网尽有关名士，共59人，一并坐罪，或贬黜，或流放，兴“庆元党禁”。

后赵汝愚暴卒于贬地，朱熹在福建故土离世。而韩侂胄拜少傅，迁少师，封平原郡王，进太傅、太师，一路飙升，成为权臣。嘉泰初，有人提醒韩，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遂解伪学党禁，追复赵汝愚、朱熹职名，留正、周必大等先后复秩还政，一大批健在者复官自便。

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人们毁方为圆，变真为佞，其弊不可胜言。同时，韩氏借此走上权臣之路，专断朝政。

也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使“道学的虚伪、欺骗的本质被揭穿，孔、孟、程、朱的门徒，无地自容，是理所当然的”。理学后成为一统天下之官学，它严重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对它进行些揭露，不无益处。当然这类对理学的打击，也只是统治者内部的党争而已。(笔者支持后者)

再说开禧北伐

开禧元年(1205)，韩除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并纳其第，权倾朝野。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已位极人臣，又无谋逆之心，何需以开边自固，巩固地位的办法有很多，实无需如此，笔者认为此由牵强)，恢复中原(志在恢复，顺应人心，此为正理)。其间，罗致了一些名士，如薛叔似、叶适等，起废显用辛弃疾等抗战派官员。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这一举动大得人心。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

西湖万顷，楼观矗千门。春风路，红堆锦，翠连云。俯层轩。风月都无际，荡空蔼，开绝境，云梦泽，饶八九，不须吞。翡翠明珰，争上金堤去，勃窣媻姗。看贤王高会，飞盖入云烟。白鹭振振，鼓咽咽。记风流远，更休作，嬉游地，等闲看。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直使长江如带，依前是、保赵须韩。伴皇家快乐，长在玉津边。只在南园。---辛弃疾《六州歌头》

开禧二年四月，拉开北伐战幕，兴兵分东、中、西三路攻金。初战泗州小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中路先败，东路又遭宿州之役惨败，而西路副帅吴曦(野心家，投金谋封蜀王)叛变投敌，为忠义之士所杀，北伐失利。(可惜将帅乏人而功亏一篑)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索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笔者认为他才是奸臣)与杨皇后密谋，命人将韩骗至玉津园杀害，函首送金廷乞和(十足的耻辱)，终签嘉定和议。(注：庆元六年(1200)韩皇后死，嘉泰二年(1202)，宁宗立杨氏为后，韩侂胄曾持异议。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则和其兄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这妇人心毒胆大，伪造御批矫命杀韩侂胄)

否定开禧北伐者，如虞云国《细说宋朝》认为发动者纯属政治投机和军事冒险，不认真衡量敌我的力量对比。“南宋自个儿未有振起之形，却要去打‘宇内小康’的金朝，其结局不言而喻”。所以，其是在专制独裁政体之下，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拖人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郦家驹也认为，把金章宗时的形势估计为乱亡之势指日可待是缺乏根据的，韩发动的北伐是对辛弃疾的曲解，不但用人不当，错误估计形势，而且是为巩固自己权位的一种政治投机，不见得是坚定的抗战派。

而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说：“寿皇(宋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寝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是说开禧北伐乃继承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遗志。当时抗战派人士也深受鼓舞，如辛弃疾嘉泰末入朝，在分析金朝的国内形势后，力言“金国必乱必亡”，要求宋廷委付大臣备战北伐。北伐初胜时，辛弃疾还作词赞颂韩侂胄。陆游也对韩侂胄北伐寄予很大希望，八十二岁了还作诗言志：

“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似乎还想上战场，从这位老人身上能折射出当时民众的振奋精神。韩侂胄被害，嘉定和议后，陆游又写了一首《读史》：

“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

诗人借古讽今，认为由于韩侂胄之死，才导致宋军抗金的失败，反对史弥远的投降。

相反，肯定开禧北伐者，认为北伐动机不纯说不能成立，北伐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大官僚追求这样的“功利”，我们不必苛求其“动机不纯”。当时金政权正处于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蒙古、西夏北方诸族的一连串反抗斗争，还有旱荒等灾害，使其统治有一定危机，而南宋有一定的潜在实力，国内也较稳定，北伐条件是基本具备的。这时发动北伐战争是正义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不能全盘否定。“军事惨败”说也值得怀疑，其失败主要是政治上指挥的失误和史弥远集团的妥协投降所致，所以史弥远一伙的求和投降才是北伐失败的罪魁祸首。

韩侂胄死后，人们多以奸臣论之，尤其是以理学为宗的士人们。如在宋人笔记中，其事迹也大多以讥嘲、贬斥的口吻加以描述。如韩曾褒岳(飞)贬秦(桧)，然而岳飞的孙子岳珂，却在其笔记《程史》中讽刺韩侂胄兄弟，鞭挞其权倾一时，已有“霍氏之祸萌于骖乘”之迹象。元初《宋史·韩侂胄传》，(程朱门徒所写，不足信)极为鄙夷他的为人和任政，说他如何权欲熏心，从一得势就“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常常背着皇上，私下处理政务，却又谎称御笔批出。言路皆安排亲党，残酷打击异己，迫害道学。为巩固地位和盗取功名，不自量力，轻率北伐。最后战事惨败，祸国殃民而自取其戮。这一观点遂为正统史家所沿袭。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韩侂胄也被写成了奸臣，然而被奉崇的“武穆遗书”，也全靠这个“奸臣”才得名“武穆”的啊!

当然，像韩侂胄这样被颠倒黑白的历史人物不在少数，只盼我们现在再读到古人的事迹时可以保持理性，不要不小心成了类似将韩侂胄冠以奸臣之名的那些“忠臣”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