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的乱世董卓的崛起一点也不意外董卓迅速灭亡的真正原因什么？

董卓是东汉末年献帝时军阀，利用汉末战乱和朝廷势弱占据京城，废少帝立汉献帝并挟持号令，专断朝政。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东汉政权从此名存实亡。

东汉末年，皇权几乎名存实亡，变成外戚与宦官争权的局面，就在这时发生了“黄巾之变”。这些反抗政府的民众组成的军队都头缠黄巾，口称：“汉朝天下的苍天已死，新的天下将到来。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都不怕死，杀官吏，毁官衙。变起的时间是汉灵帝甲子年，领导人物是巨鹿人张角。他自称“贤良大师”，带着九节杖，领着若干从者，从这一村到那一村，不断宣扬他的道教，他说：“底人呀！来吧，悔罪喝这符水，病就会好起来，不好不必信道”

在这宣扬之下，仅仅十几年的工夫，就有了几十万信徒和三十六方。这三十六方的信徒都相信：推翻汉朝，新天子出现，我们就可得救！于是，这些信徒都不惜生命地团结作战，终于使汉朝走向败亡的局面。黄巾之变发生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势力侵并土地，造成社会的不安，导致农民的贫困。当时的学者仲长统就曾感叹时局的颓败，警告当政者说：“富豪之家，连栋数百，肥沃的田地无限，奴婢有千人，附从达万人。利用车船的贾贩，遍及四方，囤积的货物非常多，几乎把都城都充满了，实物连大房间都放不下，牛马羊猪满布山谷。”可见平民与豪富之家的差异有多大。

黄巾之变发生后，汉灵帝召集各地将军平变。这些将军虽然遭遇到黄巾徒众的激烈抵抗，还是予以各个击破。尤其在张角病死以后，黄巾声势大落，终于平息。但其后二十年，民众的暴动仍然不时发生，致使都市与农村完全荒废。各地将军也乘汉室威权的衰落，借口讨伐黄巾，逐渐壮大，而成为军阀。

地方上的大地主为了自卫，把雇农、奴仆、食客武装起来，并尽量收容避乱的民众，兼并土地，组成独立的部族，而在其四周筑起士墙，自为“坞主”。军阀与军阀之间，军阀与坞主之间，坞主与坞主之间，彼此互战，终于造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在这些军阀或坞主当中，最残忍的是受诏入京镇压宦官、以拥立献帝而掌政权的凉州军阀董卓。

董卓是三国史中重要的人物，也是《三国演义》中最早出场的“大反派”。在东汉政坛上，董卓可谓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所欲为、炙手可热。可这位一代枭雄，却仅仅控制东汉政权三年，便身死政败，横尸街头，落下遗臭千年的千古骂名。董卓匆匆而亡的背后，固然与其自身贪婪残暴、倒行逆施关系紧密，但究其根源，更与其一生紧密相连的凉州力量有关。“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仅从地域影响来看，凉州势力的起、盛、转、衰，直接决定了董卓一生的“是非成败转头空”，真可谓是成也西凉，败也西凉。

关西出将：董卓势力起于西凉

董卓自幼生长在大西北陇西一带，这里是中原与西羌连年交锋之地，长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当地百姓习武尚勇，民风彪悍。生于斯、长于斯的小董卓，自幼耳濡目染、好武善斗，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史赞“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更可贵的是，年纪轻轻的董卓并不甘心仅做一名“武夫”，他凭借一身侠肝义胆、过硬拳脚，常年遍游羌族区域，广泛结交豪杰，逐渐精通了羌胡事务，还以“健侠”扬名凉州，人脉甚广，颇有威名。

桓帝末年，董卓以六君良家子的身份入选羽林郎，走上了从军报国之路。一上战场，董卓的军事才能便得到充分施展。永康元年，东羌叛乱，朝廷派张奂、董卓前去镇压，很快便“大破之，斩其酋首，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中平元年，北宫伯玉、边章谋反，朝廷派多路将领反叛，独董卓“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凭借赫赫战功，董卓也逐渐从军吏上升为将军，具有了雄踞一方的军事资本。

可就在董卓履立战功的同时，也成为朝廷中某些当权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无端的陷害打击，使他的仕途起起落落、坎坎曲折。建宁二年，张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董卓被连坐免官。中平元年，因讨伐黄巾军兵败抵罪，又回到凉州。一路征战、几起几落，董卓仕途几乎一遇挫折就回到凉州，而一回到凉州，就能再次被启用重用。这一规律固然与运气巧合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此时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势力集团已然形成。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评论说：“何进之后、曹操之前，乱皇室者，皆凉州之士也”。依军功起家的董卓，慢慢在凉州经营起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的武装势力，甚至形成了对东汉王朝分庭抗礼之势。而董卓与朝廷的彻底决裂，也使他走上了暴虐残暴、祸国殃民的不归路。

任人唯亲：重用西凉人马背后的“不得不”

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借诛灭宦官之名，召唤董卓入京。进入洛阳之前，朝廷局势可谓波诡云谲。本想斩灭宦官的何进“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受其害，身死族灭。紧接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袁术等朝廷士族将宦官全歼。盘桓东汉末年百年之久，流毒颇深的宦官、外戚势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进入洛阳后，面对朝廷出现的“权力真空”，董卓见机行事，迅速行动，果断收服何进、何苗所领旧部，以武力震慑各方势力，兵不血刃轻松控制洛阳局面，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大权在握后，董卓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少帝刘辨，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刚刚开始“挟天子”的董卓，头脑还算清醒，他深知从凉州荒僻之地远道而来的他，维持现有统治，不能紧靠手中的武力，还需依靠中原士族，于是开始着手拉拢士族集团。《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董卓任名士周珌为吏部尚书、伍琼为侍中、郑公业为尚书、何顒为长史。同时，还提报重用许多“封疆大吏”，如韩馥为冀州刺史、刘岱为兖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等等。其中，对荀爽、蔡邕的提拔更是不循常例，大胆任用，就是凉州亲信，也没能享受到如此待遇。

可事情有时往往事与愿违，尽管董卓十分努力地谋求中原士族名士的支持。但一方面，董卓是庶族武人出身，根不正苗不红，“先天”上就遭到士族门阀的排挤。另一方面，董卓又废帝另立，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既有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遭到了士族和清流名士的强烈反抗。

更令董卓意想不到的是，许多起兵的士族，竟然多是自己亲自任用的刺史、太守，甚至身边的亲信官吏，也很多成为“反董联军”的内应。此时，董卓意识到，拉拢中原士族“出力不讨好”，唯有任用凉州集团的“自己人”才是“正道”“王道”。于是，气急败坏的董卓索性开始放手任用“凉州势力”出将入仕，并大规模杀戮中原名门士族。董卓骨子里的残虐本性开始慢慢释放，后人笔下“祸国大盗”的残暴形象在此时开始全面展现。不知不觉间，董卓开启的全新人事变动，却也为他的加速灭亡埋下了伏笔。

祸起萧墙：并、凉冲突导致董卓灭亡

俗话说，上帝想让谁灭亡，就先让谁疯狂。董卓大规模任用自己亲信、故吏，“兵士”由此“大盛”，董家势力几乎不可撼动。《后汉书》记载：“京都兵权唯在卓”。可就在董卓高枕无忧，歌舞升平，认为天下皆在手中的时候，内部利益的分配不均，却成为董卓灭亡的推进器。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力量，正式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势力。董卓进京后，诱降吕布，杀害统帅丁原，并一举兼并了并州军。

这支并州军可不一般，他与凉州军一样，都有着骁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南征北战打赢了很多硬仗胜仗。《后汉书》曾评价并州兵：“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这样一支“钢军铁骑”的忽然易主，很多人本来就不甘心并入凉州军，只因为吕布投靠，才被迫加入。而凉州兵士也多以胜利者自居，自认为是董卓嫡系部队，从内心看不起并州军。双方从一开始合作，就多处于敌对状态。

可董卓却偏偏对吕布抬爱有加，一口一个“奉先、奉先”，更让许多曾为董卓出生入死的老将心存嫉妒和不满。久而久之，自然引起来董卓“旧部”凉州军队的敌视和担忧。长此以往，这种相互敌视和冲突带来的是一次次战争的不默契、不配合，最终酿成了许多重要战役的失败。《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反董联盟组建后，孙坚整顿军队大举攻击董军。董卓派遣胡轸、吕布前往镇压，然后“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

此战的失利，直接导致孙坚乘胜进取洛阳，迫使董卓烧城而退回凉州。而此战失利的直接原因，就是吕布和胡轸的矛盾。随着董卓对吕布的放任自流、不加节制，吕布的贪心和欲望也开始无限制的增长。吕布依仗羽翼渐丰的并州军，心中“废主自立”的念头再次萌生，最终导致了吕布亲手杀死董卓。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并、凉矛盾演化成公开的矛盾。此后，董卓的部将李傕杀光了军中的并州兵，并听从凉州人贾诩的计策，和郭汜一起收集凉州旧部，很快便成功攻陷了长安，把吕布赶了出去，并杀死王允为董卓报仇。从此，三国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可以讲，董卓的失败，也是凉州文化入主中原文化的失败。这支西凉铁骑，在进军中原过程中，从融合到碰撞，从兴盛到衰败，最终随着董卓的逝去而元气大伤，最终彻底消散于历史的云雾之中。

纵观董卓自兴起至灭亡的一生经历，细细审视其凉州“家底”，凉州兴，则董卓兴，凉州弱，则董卓弱，最终董卓忽视并州势力的“恶性增长”，直接导致了董卓的身死家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