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成功为何诸葛亮还要坚持出兵北伐呢？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匡扶汉室，统一中原，从228年春至234年冬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五次战争。诸葛亮明知北伐不能成功，为什么一直坚持北伐？

诸葛亮在他的传世名篇《前出师表》中写道：“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而在《诸葛亮集》中，也曾记载他这样评价蜀汉的国力：“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这些无不表明，作为蜀汉政权的当家人，诸葛亮对自己家底的情况还是十分清楚的。

但让人颇为费解的是，明知国力不济，诸葛亮却一生致力于讨伐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曹魏，以致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千百年来，无数的后世之人无不以此批判孔明昧于大势，几番北伐徒劳无功、空耗国力，更有甚者还把他说成是蜀汉亡国的罪魁祸首。那么，作为一代智者，孔明为何会置国力虚弱于不顾而执意北伐？这到底是不是不智呢？

首先，三国并存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现象，并非主流。

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局面，和当时北方群雄割据、战乱不已，以致人口损失严重、经济凋敝有很大关系。当时有曹魏大臣上奏说，我国的人口加起来，才相当于汉朝一个郡的人口。这虽是夸张，但说明经过自汉末黄巾之乱开始到曹魏建国将近四十年军阀混战的折腾，中国北方经济、社会被破坏得十分厉害。

相对而言，同时期的益州、荆州、扬州、交州等南方地区，因为地理因素的作用，战争相对较少，军阀派系也不多，加之又很早被刘璋、刘表、孙策等强势集团所统一，动乱程度较少。但是，一旦北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逐步恢复、国力强大起来，南方绝无继续长期割据的可能。三国之前的汉光武帝灭公孙述，三国之后的西晋、隋朝南北合一，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只有到唐以后的两宋与辽、金南北对峙，才逐渐改变，但这种情况也是十分特殊的。简单说，对于孙刘来说，能够自立门户，只是暂时的。

诸葛亮是有远见、有谋略的政治家，他知道，蜀汉只占有益州一隅，天府之国就算再富有，但就这么个小地方，无论如何发展也不可能抵得上整个北方。如果坐等曹魏休养生息、强大起来，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还能姓刘吗？一句话，北方的式微决定了南方割据的可能，而北方一旦恢复完成，南方绝无割据的可能。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孔明北伐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争取引起北方新的动乱，阻挠或者拖延曹魏经济恢复的过程。他自己就曾在隆中对时说，待到“天下有变”，再出去打。但如果天下没“变”呢？那只能想办法创造些“变”出来，而绝不能坐等曹魏强大。故而，孔明北伐，对这个大战略的重视程度，要高于战役中的得失。

所以，比起攻城略地，孔明更看重消耗曹魏国力，引起潜在的社会动乱。一旦出现机会的话，就进入关中、逐鹿中原。如果没有机会，就以保存兵力，巩固对蜀汉的控制为第一目标。如此，诸葛亮北伐才会呈现出以稳为主、不搞冒进的特点，能够赚魏国一支军、一员大将，就很好了，不一定非要拿下关中或陇西，甚至灭掉曹魏。因为蜀汉本身就不可能灭掉曹魏，一味地以攻城略地为目标，只会把自己有限的兵力过早消耗掉。这点，诸葛亮把握得很好。

那么，诸葛亮北伐给曹魏带来负面影响了吗？当然！曹魏重臣司马孚就曾说：“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孔明死后，在蜀汉益衰、曹魏益盛的情况下，刘禅还当了三十年皇帝，就足以说明问题。

其次，从三国博弈的角度来说，北伐也有其相当的必要性。

我们知道，三国之中，曹魏最强、东吴次之、蜀汉最弱。故而对蜀汉来说，弱者的角色注定其无法单干，而只能是站在东吴这边，配合东吴进攻曹魏。若吴得势，就故意减轻压力；若魏得势，就有意施加压力。这样，就可以使吴、魏两国陷入长期的拉锯战泥潭而不能自拔，待到双方两败俱伤，才是蜀汉真正的出手时机。

正因如此，诸葛亮出兵北伐，恰好给东吴提供了进攻曹魏条件和理由。如果东吴和曹魏开启战端，就有可能导致双方两败俱伤，这是孔明心中最乐于看到的结果。但如果两国没有火拼，怎么办？那就反复北伐，逐渐施加对曹魏的压力。这样，曹魏就只能对关中、陇西地区不停地增兵、增粮、增钱，东吴的可乘之机便越来越大，吴、魏交兵的可能性自然越来越大。

从军事角度上看，防御一方不可能对所有地方都照顾得到，再固若金汤的防线也会有尽头。所以一般而言，进攻方在战争中的的主动性要更高。就算东吴不出兵，通过接二连三的北伐，只要魏军稍有疏忽，蜀汉就可以夺占曹魏部分领土、消灭魏军部分有生力量，这符合孔明削弱曹魏国力的想法，对蜀汉也是有利的。我们总觉得诸葛亮北伐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殊不知孔明也是在做样子，他是在用实际行动怂恿东吴北上，坚定东吴与曹魏死磕到底的信心！

我们再来看看蜀汉政权的内部因素。众所周知，三国两晋南北朝历史绕不开一个话题：世家大族。世族是什么？就是某一地区的名门望族，在当地握有经济、知识、话语权上的垄断地位，并可凭此在国家权力中分得一杯羹。曹魏也好，蜀汉也好，治国治民必须依靠世族。雄才大略的曹孟德一度欲打压世族，结果遭遇世族的背叛。孙权也一样，曹军一来，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备战，而是投降。蜀汉世族更是如此，刘备入川，他们投降；后来邓艾入川，他们还是投降，没有一点政治操守和爱国之心。

这种情况为何一再上演？原因很简单，赤壁大战前，鲁肃曾对孙权讲：“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明白了吧？对世族而言，无论老板是谁，他们都不愁弄一个公司高管来干干。老板姓刘也好，姓曹也罢，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在乎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本族、本地区的利益，就算你对他们再好，他们也会在需要时毫不犹豫地把你卖掉。

而终蜀汉之世，始终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外来世族与益州本土世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刘备托孤托给诸葛亮、李严二人，体现出调和两派的考虑。作为益州本地的大佬，李严等人自然不满诸葛亮这样“外来户”后来居上，从而使他们失去原有的地位和权势。而外来世族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故而对益州世族颇多防备。比如李严驻屯江州，又以陈到驻永安，陈到与赵云并称，显然属于外来世族，虽名义受李严节制，但监视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

因此，蜀汉内部其实远没有我们习惯上认为的那样稳定。诸葛亮作为丞相，又是外来世族的代表，对这些显然是一清二楚的。随着赵云、黄忠、糜竺等老一辈外来世族的精英们故去，益州世族重新掌握政权似乎无法避免。诸葛亮活着可以打压他们，一旦诸葛亮也去了，还有谁能制约他们？益州世族掌权虽未必是坏事，但多年后面对邓艾来犯时的表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诸葛亮对他们是不信任的。

政权内部有危机，如果无法从内部疏导，就只能从外部化解，而北伐无疑是个很好的办法。通过北伐，即可以借此既能转嫁国内矛盾，还能够使军政大权不旁落，又能趁机吸收姜维这样的新兴外来人才，培养新的力量以继续抗衡益州集团，何乐而不为呢？

还有，从时间上看，蜀汉等不起，只能抓紧北伐。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道：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是蜀汉部队的中坚力量，是跟随刘备十几年南征北战、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儿家当。而这些家当，在之前的蜀吴夷陵之战中已经折损颇多，岁月这把杀猪刀又带走一批，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尽管后来诸葛亮尽全力又重新编练了一支新军，但他很清楚，这支新军无论是军事素养还是战斗意志，都远不如先主时代的老班底。

如果不能够尽快北伐，这一旦老班底们全部故去，蜀汉军官阶层就会出现严重的断档，且短时间内很难得到补充。所以，时间迫使孔明不得不尽快发起北伐，以求在军队还有一批能征善战的宿将时，通过在战争中“以老带新”培养出新的指挥人才，为日后做好准备。

说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孔明为什么要拒绝“子午谷奇谋”。魏延的想法虽然极具诱惑，但却忽视了蜀汉已经无力冒险本钱。从大局考虑，魏延极其麾下官兵是蜀汉无论如何也不能损失的，孔明绝不会让他们去实施一个有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计谋。因而我们能够看到，孔明每次出兵，都会尽力夺取曹魏的人口和物资，而尽量不与魏军在一个地方进行长时间的攻坚或拉锯，避免过多地消耗军力。孔明知道，北伐只是一面旗帜，能不能成功只有天知道。但他必须努力，不为别的，也得为蜀汉多打造、多留下一批精兵悍将，以便自己身后，蜀汉能够尽可能久的延续国祚。

孔明之所以执意北伐，并非是穷兵黩武、空耗国力的不智之举。相反，这是他作为蜀汉掌舵人，从天下大势和国家命运的角度考虑，最终采取的一项务实且有效的战略。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有生之年一直坚持这一战略。或许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成败得失来评价人和事，故而没有能够消灭曹魏的诸葛亮北伐也就难以被人们所肯定，对诸葛亮本身的争议自然也跟着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