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马帝刘秀

刘秀(公元前6一公元57)，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县西南)人。汉朝宗室，东汉王朝的开创者。早年加入绿林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新莽政权的关键性战役——昆阳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略定河北后，统帅东汉军队，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逐步扫平各割据势力，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

刘秀9岁丧父，依靠叔父刘良生活新莽天风(14—19年)年间，曾游学于长安大学，“受《尚书》，略通大义”。新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度“避吏新野”、“卖谷于宛”的刘秀，见“玉莽败亡已兆”，乃与其兄刘绍举兵于春陵，号“青陵兵”，不久并入绿林农民军，成为重要将领。地皇四年(23年)二月，众义军将领拥立刘玄为汉帝，改元“更始”。刘縯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三月，刘秀与王风、王常等攻占昆阳、定陵、团城。五月，在昆阳之战中，刘秀沉着冷静，临危不惧，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杰出的指挥才能，率领义军大破王莽主力42万，为推翻新莽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反莽形势的日益发展，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亦逐渐激化，威望日增的刘縯、刘秀兄弟受到绿林军内农民将领的猜忌和排斥。在李佚等怂恿下，刘縯及其部将刘稷被更始帝刘玄杀害。正将兵在外的刘秀自知势孤，遂强忍悲痛，主动驰至宛城谢罪，从而不仅躲过了杀身之祸，而且顾全了反莽大局，避免了更姑内部的进一步分裂。新莽政权被推翻后，刘秀积极争取脱离更始、独立发展的机会。是年十月，刘玄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头衔，“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从此，刘秀摆脱了更始诸将的直接监控，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当时河北形势纷繁复杂，各种武装林立，群龙元首，要将这里纳于统一控制之下十分困难。刘秀依照冯异“理冤结，布惠泽”⑧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建议，“所过郡县，考察官吏，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争得了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逐渐组成了建立政权的基于力量，并在邓禹的参赞下，暗自定下了先固河北以为根据，逐步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所以，虽然刘秀曾被盛极—时的邯郸王郎所迫，“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一度处境艰危，但很快能组织力量进行反攻，井一举消灭王郎势力，扫除经略河北的最大障碍。

刘秀在河北势力的发展，引起更始帝的不安，遂在加封刘秀为萧王的同时，一面下令调刘秀及其部将返回长安，一面暗令屯军于邯郸的尚书令谢躬乘便袭击刘秀，另遣苗曾、韦顺、蔡充分别任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以控制幽州精兵。刘秀自侍羽毛已丰，决心脱离更始，独树一帜，乃“辞以河北末平，不就征”。接着，先派吴汉、耿渰先后收斩苗、韦、蔡三人，掌握了幽州十郡突骑;继而，遣吴汉、岑彭用计袭杀谢躬于邮城，吞并所部6军，清除了隐思。其间，又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手段，击破并收编了铜马军30万众，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人称“铜马帝”。

此时河北形势已逐渐明朗，赤眉军已开始西进关中，更始、赤眉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火并在所难免。鉴于此，刘秀开始了新的战略部署。他任足智多谋的邓禹为前将军，领精兵2万由晋南往关中，伺机进取长安;派刚毅果决的冯异为孟津将军，扼守黄河渡口，防止更始屯驻洛阳的李软北渡;拜文武备足的寇伺为河内太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确保军需物资的供应。刘秀本人则亲统大军北上，肃清河北境内的残余农民军，终于实现了控制河北的首要战略目标。

更始三年(25年)六月，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城，年号建武，正式建立了东汉王朝。

就在刘秀平定河北的同时，邓禹在关中取得重大进展，自建武元年一月至七月，连破更始主力于安邑、衙县，又避开赤眉锋芒，休兵栒邑，控制上郡、北地、安定，完成了待机南下长安的部署。冯异亦积极配合邓禹的行动，利用洛阳更始军军心动摇之机，转守为攻，北取天井关、上党，南下河东13县，迫降更始军十余万人，进而与寇栒合力进逼洛阳。刘秀即位后，立即派大司马吴汉统军十余万围攻洛阳，并随后亲至河阳坐阵指挥。刘秀采取政治诱降策略，不记朱鲔杀兄之仇，终使洛阳30万人不战而降。建武二年(26年)，关中方面形势不利，邓禹与赤眉反复混战，虽大大削弱了赤眉力量，但自己亦几道失败。刘秀见邓禹已难改变关中局面，遂于是年十一月及时更换将帅，以善于治军、作战稳健的冯异代替邓禹，主持关中军事。冯异不负重托，迅速调整部署，于次年闰二月，以诱敌伏击战法夺得崤底之战的胜利，迫降赤眉8万余人。赤眉余部十多万人仓惶东走宜阳。刘秀早已断定“赤眉无谷，自当东来”，此时已亲临宜阳，率诸军严阵以待。赤眉军正好落入圈套，十多万人全部投降。至此，刘秀取得了关中地区，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

就在河北初定、关中将定之时，刘秀已开始着手削乎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根据当时各支割据势力的地理位置及其力量强弱，刘秀制定了由近及远、先东后西、逐个击破的战赂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刘秀采纳来歙的建议，联陇制蜀，使汉军得以偏师扼守关中，主力则用于对付东方。自建武二年至六年(26—30年)，刘秀用5年时间，逐个剪灭关东之敌，形成了四分天下有其三的局面。东方平定后，汉陇联合倾刻瓦解，陇有隗嚣成为汉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刘秀利用河西窦融与汉朝宗室的特殊关系，积极争取窦融，使隗嚣处于腹背受敌境地。建武八年(32年)春，刘秀遣来歙率精锐2000人，长途穿插，袭取陇右军事重镇略阳，将隗嚣数万精兵死死拖住。同年夏，刘秀亲率大军攻陇，与窦融的河西军两面夹击，大败陇军。嗣后，虽因巴蜀援军来救，汉军一度撤离陇右，但隗嚣已受致命打击，汉军重整兵力，于建武十年(34年)十月，彻底击垮隗氏集团，吞并陇右。

刘秀得陇望蜀，经短期休整后，于建武十一年(35年)春，命吴汉、岑彭、来歙、盖延等分道伐蜀。同年秋，刘秀坐镇长安，亲自指导战争进程。在汉军强大而又巧妙的攻势下，蜀军连道惨败，全线崩溃。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吴汉、威官击杀公孙述于成都，蜀地平定。

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后，采取“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东汉一度兴盛。封建史家誉之为“光武中兴”。

从东汉统一战争的进程及结果看，刘秀确实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政治才能，不傀为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如战略、策略、战术、治军思想，已在前面章节中有选择有重点地作过叙述，现分别简述如下：

(1)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刘秀在统一战争中，贯彻的是先东后西、先易后难、由近及远、逐个击破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刘秀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始终能集中兵力，创造条件，造成我众敌寡的相对优势，保持一个方面和一、二个敌人的主要用兵方向，渐次消灭敌人。

(2)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为了配合总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刘秀在确定主攻敌人后，总能根据需要和可能，争取联合次要敌对势力，使其或发兵助攻，或保持中立，或牵制其他敌人。如攻王郎，联合了耿况、彭宠、任光、等人，从而以弱击强，势力由小到大;攻刘永，成功地争取了陇右隗嚣、河西窦融，让其制约公孙述，使汉军得以专意东方;攻隗嚣，又成功地联合了窦融，对隗嚣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总之，这一策略的成功保证了总方针的顺利贯彻，是刘秀逐个消灭割据势力的一大绝招。

(3)刚柔相济的策略思想。刘秀非常讲究斗争策略，在十四五年的军事活动中，从不把军事打击作为克敌制胜的唯一手段，而是刚柔相济，文武两手并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刚以削其力，柔以笼其心，尽量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即使在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刘秀战争策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冯异出征关中，刘秀戒之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其义甚明。所以，定河北，招降铜马30万众;取洛阳，降纳杀兄仇人朱氏且封以高官，等等，均非偶然，乃是刘秀施行刚柔相济策略的结果。在刘秀的影响下，其部将也多能以此法取胜，冯异、马援、邓禹等固不待言，就连军纪相对较差的吴汉亦能间或施行这个策略，其说降陈康而得邺城及诛守长而乎鬲县五姓之乱，就是典型的例证。刘秀的这个策略，终东汉一代久行不衰，’被广泛用于镇压农民反抗、平定地方叛乱及民族战争，宗均、窦固、皇甫规等，都是奉行和贯用这个策赂的优秀将领，说明它适用于各类战争。《黄石公三略》云：“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又云：“能柔，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刘秀刚柔相济的策略思想大体渊源于此，其“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及“量时度力，举无过事”的办事原则，也都是这一学说的具体发挥和实践。

(4)出奇制胜的战术思想。刘秀善于料敌察机，因敌制胜，战术运用灵活多变。如对赤眉的以饱待饥、以边待劳，攻陇蜀的长途穿插、以锐击疲，等等，均体现了出敌不意、用奇制胜的作战特点。

(5)扬长避短的用人思想。刘秀帐下猛将如云，各具特点，他总能知人善任，扬长避短，使用得当。而且能够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使将帅能在不违背总的战赂企图下相机行事，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在统一战争中是常见的，在此之后亦始终未变，较为典型的是，遏者宗均擅自伪造沼书、招降武陵“蛮”而受到刘秀嘉奖一例，更表现了刘秀广阔的胸怀和气度，这与桓帝时段颊矫沼破鲜卑而被革职下狱之事，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马援称他“恢廓大度”，“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是符合实际的。

刘秀的上述思想内容丰富，深刻高明，他用以指导统一战争，使整个战争基本按照他的设想，逐步、顺利地完成，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不多见的。

刘秀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统一全国，二是治理国家。所以对其军事思想也应从两方面来探讨，既肯定其指导统一战争的战略、策略、战术、治军思想，又不忽视其在重建封建国家中的建军思想。以前人们往往依据东汉统一战争来评价刘秀的军事地位，这当然是对的，但仅仅如此，还不能全面反映军事家、政治家刘秀的军事思想。刘秀自平定关东后，就已着手军制的调整和改革，从中可以看出其“居重驭轻”的建军思想。

(1)强调领导体制上的军权高度集中。其表现，一是削弱三公权力，突出尚书台地位，“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决策机构;二是强化监军制度。监军的起源较早，春秋即已出现，但监军之制的最终确立应在东汉初年。如设“北军中候”掌监五营;每有将帅出征，皇帝即令亲信、近臣随军监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将帅离心，增强中央军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

(2)加强中央军，削弱地方军。如“罢郡国都尉”，取消郡县的专职武官，以太守兼领兵权;废“都试之役”，取消地方定期举行的军事训练;“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正式废除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刘秀实行这些措施的意图很明显，是为了强干弱枝，防止地方叛乱。

(3)在边防问题上，废除了边郡更戍役制度，所谓“罢边郡亭候吏卒”，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实边防力量。同时加强边防建设，不断修筑亭候烽隧，完善防御体系。这一措施与刘秀鉴于当时形势而采取的以防御为主的边防政策，有密切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息边养民，确保国家安定。

。刘秀的军事改革是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有利于统治集团掌握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维护“长治久安”，也可收到稳定政局、安宁边境之效。就此而言，刘秀的建军思想与其“柔道”治国方针是根本一致的。但是，由于它过分强调“居重驭轻”，废除更戍役制，造成了东汉兵源减少，战略后备力量薄弱;罢都试之役，使汉军缺乏定期的训练、考核，以致于“每战常负，王旅不振’’，战斗力有所削弱。这两点教训是非常明显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