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 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三人的变法改革异同点

自古以来“变法”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伴随着它的往往是斗争，是流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一批又一批富有远大理想抱负或是贪婪野心的政冶家们并没有展现出畏惧，在各自的时代用他们卓越的胆识与智慧为我们演绎了一幕幕关于“变法”的历史大戏。正是这种一次次对社会革新的尝试才使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断地冲击阻碍文明进步的落后生产要素，为解决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永恒矛盾体探索出新模式。历史中每一次“变法”活动的始终总是那么迷人且具有启示意义，本次我们就通过“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这三个著名历史事件的纵横对比来分析三者异同。

尽管发生于先秦春秋战国末期的“商鞅变法”、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及在明朝中后叶的“张居正变法”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是变法者的终极目的无非都是迫切希望通过改革来解决当下严峻的社会危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作为颇具代表性的三次著名历史重大改革，一方面它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共性，这种普遍性往往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变法"特殊活动意义——即无限地推动新社会产生又受到来自旧社会势力的无限抵制。另一方面它们又存在诸多的特殊性，仼何的改革活动都是服务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现状密切相关的。因此通过对此三者全面的异同对比，我们也能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三次变法的历史意义。

变法原因的异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最动荡又最具有开创力的时期之一。铁制农具的出现和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井田制崩解，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随之带来地主与农民的巨大矛盾。周天子式微，分封制开始备受挑战，中央集权制的种下已经在此特殊时期悄悄种下。诸侯并起，群雄逐鹿，伴随着战争成长起来的新贵族政治诉求日益增长。秦国作为偏据西北的小国上下弥漫着浓浓的危机感。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团结又英勇的老秦人渴望在乱世中求存甚至入主中原。此时列国纷纷变法图强，秦国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落后贫瘠的西北小国难以吸引天下士大夫群体的目光，直到秦孝公出游遇到了商鞅，二人政见不谋而同很快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这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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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比起上述者似乎要更加形势严峻。宋长期以来推行的士大夫文人治国制度弊端越来越突出，并使帝国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朝廷内的“冗官”、“冗兵”、以及统治者大兴土木，建修行宫道院佛寺等造成的“冗费”。地方上贵族地主土地兼并活动猖獗，流离失所的难民间接的不断爆发起义。加之边界外敌不断袭扰国境，大宋己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局。王安石变法正是在此背景下激烈展开。

“张居正变法”之原因在形势上可谓与“王安石变法”十分相似。同样的土地兼并问题，农民起义和外敌扰犯的内忧外患也在大明朝上演。而另一值得一提的因素是明王朝中皇室贵族及宦官特权滥用，地方抗税拒税国库财政几尽竭耗。首辅张居正迫切需要作出改变这一现状的政治动作。

变法的成败因素 变法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纵观三者，其变法活动都首先地得到了皇帝(王)的支持，取得最高权力的支持是变法活动得以开展的基本。三次变法活动都精确地靶向于社会主要矛盾，并做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因此变法之初，作用于军事;政治文化上的好转便有了可观的疗效，足可见变法者的个人政治水平亦至关重要。特殊的，商鞅变法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新贵族支持这是后二者所没有的优势。

而导致变法失败可能的因素在历史中总是惊人的重合。改革最大的阻力莫过于对既得利益者利益的触及以遭受他们报复性的反击，而往往这一部分群体又是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能量的贵族势力。具体地我们亦可以看到这三次变法中各自具有特殊性的阻力。

商鞅变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过于严苛刑法，其对暴力的迷信显然是过度的，以至于对太子师傅也是秦孝公亲兄长施加了劓刑，最终也失去了民心，这也导致了商鞅个人的悲剧结局。

处于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阻碍因素可能要复杂的多。这一变法发生的时期正值宋帝国庞大而羸弱的节点，外敌强大而虎视眈眈，内忧外患的困苦强烈的刺激着王安石的植物神经使其思维变得越来越急于求成，临危受命的他试图挽回帝国大厦将倾的现状。除了收到来自贵族大地主的激烈抵制，诸如 青苗法 之类的新政因为操之过急或是帝国国内部官僚机构的腐朽难以准确而廉洁将其推广到基层。因此青苗法最终取得的是与设想相背道而驰的结果，这也伤害了底层的农民阶级，反而加剧了基层矛盾。

张居正的变法同样的面临着王安石的困局。明朝的文官系统复杂而微妙，各种党争营私或明或暗，皇室宗亲和贵族们甚至联合宦官大臣滥用特权。而在地方上大地主通过兼并土地获得了巨大的自主权，中央已经实际上难以控制这些势力，以至于基本税收都难以收取。这些特权势力无疑使得新政的推行需要巨大的突破特权限制的原动力，这一点在张居正积劳成疾最终驾鹤西去之后迅速暴露出来紧接着失去了主心骨的改革派被猛烈抨击很快便宣告了变法的失败。

历史的发展总不是一蹴而就的，变法者们努力倾注的心血往往付之东流，华夏上下五千余年，其中大小变法数不胜数，而可完全谓之成功的改革家寥寥无几。总的看来，商鞅是成功的变法者，通过种种举措很好地协调处理了社会矛盾，相当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秦国迅速崛起，综合实力不断上升为日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唯一令人叹息的是商鞅无比凄凉的结局(车裂)。而后两者的变法运动却没有这么幸运，“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二者所处的国家所罹患的都是日久累积的痼疾。即使在变法早中期都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效，表现在国家财政上和军事上的短暂复苏似乎让人们看得了希望的曙光，然而无论是满腹经纶的翰林大学士王安石还是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都难以凭一己之力对抗各种保守势力以及纠正国家百年发展来积累的种种弊端。无形之中江山日暮早已是历史定局，再美好的希望曙光本质上也只是残烛回光返照的虚假，变法运动终究是无力回天。

回眸这三次历史上重大的改革，他们之间既有着广泛的相同点：出于变强的初衷，寻求解决社会结构与时代生产力发展矛盾的方法。具体的又因为时代的特殊性，改革家个人政治才能的差异，以及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又使得他们具有各种特殊性。通过他们共性与特性的对比，我们不难体会到改革的艰辛与残酷，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它毫不留情地将拂逆这股力量前进方向的王朝结束，同时亦公正地奖赏顺应潮流的政权并给予其昌盛。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绝对不能故步自封，求变是事物向前发展的必须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