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又称“拗相公”，执拗性格形成的背后，是哪种能力的欠缺？

对于王安石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不了解，下面历史随心看小编就给大家讲一讲。

宰相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最好的士大夫”。王安石首先是个文人，一个文章和道德都无可挑剔的文人。在文学史上，他位列“唐宋八大家”，其造诣曾令欧阳修等文坛前辈赞叹不已。然而，王安石有个绰号——“拗相公”。“拗”得搭上了自己的仕。“拗”字，在汉语里是倔强、偏执的意思，是说此人性格古怪，品行异于常人。王安石被人称作“拗相公”，还由于他主持的那场变法伤害了很多人，可他就是不听人劝，一意孤行。可见，“拗”字用在他身上，是个贬义词。

王安石一生中经历的最著名、最惊天动地的事件，应该是熙宁变法。

公元 1069 年启动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王安石改革，本应是利民、利国、利朝廷的好事。然而推行的结果，百姓因未得实惠而失望；朝臣非议新法的很多；就是支持改革的宋神宗也时露不满。

从仁宗时代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到徽钦二帝的“靖康耻，犹未雪”，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花了短短100年时间。而这份亡国的罪状书，很久以来，都由王安石一个人背负了。

直到近代，对王安石的评价才有了180度的转变。梁启超说他是“三代下唯一完人”，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拗相公“是如何形成的呢？王安石到底又有几”拗“呢？从王安石的这几个“拗”，可以看出其大刀阔斧改革背后的一些欠缺：

在常州任内，王安石试图通过营建基础设施为百姓造长远之福。这一回，王安石打算在常州开凿一条运河。但这一主张并未得到浙西转运使的认可，这就意味着王安石无法得到来自外部的人力、物力支持，只能靠征调州内的民夫来完成。开运河自古便是耗费巨大的工程，单靠一州的财力更是难以为继。

此时，常州下属宜兴县的地方官曾规劝王安石“役大而鱼，民有不胜”，不妨从长计议。可以“令诸县岁第一役”，即让每个县轮流承担，每年只做一小部分，“虽缓必成”。但王安石并未听取这一意见。结果，工程开工后不幸遭逢“大霖雨”，最终“民多苦之，多自经死，役竟罢”。

运河工程的无果而终使王安石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王安石虽是悔恨遗憾，却认为罪责并不全在自己身上，也要怪转运司“赋功本狭”和老天爷“淫雨不止”。一意孤行，不思悔改，我们似已能从这位年轻的知州身上，看到他日那位赫赫有名的“拗相公”影子。无助感让王安石一天天对同僚失去了信心，越来越不指望能在朝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伙伴。他由此而变得一意孤行，在他人眼中更是“拗”得无可救药。

大概与运河工程的失败有关，王安石的常州职任仅仅维持了10个月便宣告结束。嘉箱三年，朝廷王安石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这段时期，从他的一份书信中可以看到，王安石倍感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非难。王安石说，在此任上，他对于官员犯错处罚原则是:“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于是，有人指责他是“好伺人小过以为明”。

王安石的用意在“正风俗”，他希望海位官吏能受到震慑与惩戍。故而，他专门找那些人人都可能会犯，但却对官场有极不良影响的小错来处理，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教育目的。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百般努力并未收到成效，风评舆论依旧是日趋对自己不利之后，他改变了对风评的态度，由退让转为针锋相对。他说:“自江东日得毁于流俗之士，顾吾心朱尝为之变，则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自此之后，这种“流俗之言不足恤”的处事态度几乎成了“拗相公”王安石的“标签”。这个“标签”，使得他在日后不幸与很多昔日好友反目，几乎众叛亲离。但同时，也正是这个“标签”，使他摆脱了众口难调的士林的纠缠，能够在变革旧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嘉佑三年(1508年)十月，王安石被委派为三司度支判官。

在此任内，王安石对自己入仕以来所目睹、亲历的种种行政弊端做了深入的思考和归纳，向仁宗皇帝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言事书》。这篇作品后来被看成王安石变法的最早期蓝本。在这篇论述里，他第一次将矛头大胆地指向了宋代长期奉行的“祖宗之法”，抨击“重文轻武”的国策，还首次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主张，这后来成了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理念。

上“万言书”后不久，王安石在闲暇时写下了后代流传甚广的名作《明妃曲》。作品的内容是追思汉元帝时和亲塞外的宫女“王昭君”。诗中一句“汉思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还为其在南宋时找来了不少的责难。“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诗文中的句子，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诗里的这位“明妃”，实在与王安石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样的桀骜，一样的不安于流俗，一样知音难觅，一样注定失意的命运。这首作品既是悼昭君，也不经意间竟成了王安石的一生之谶。

王安石固执、倔强、清高到了相当程度。他认为自己不该做的或他不愿做的事，谁都休想勉强他、说服他去做，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也不例外,一点面子也不给。这是王安石的第一“拗”。

生活中不拘小节，任性独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别人怎么看根本不管，可列为王安石的第二“拗”。

下面有个故事：

宰相王安石是最不修边幅的人。他有时忙着看公文，上朝时来不及吃早点，便拿了面饼坐在上朝的车中去吃，以致弄得满身都是面屑。

王安石也不讲究卫生，他不太喜欢洗脸，也不常换衣服，因此，有时衣服上竟生了虱子。有一次，王安石和另一位大臣禹玉因事一同去见皇帝，不注意衣着的王宰相衣领上有个小虫，可能是个虱子，它从衣领爬上了王安石的胡须。皇帝看了，不觉暗自好笑。禹玉伸手替他捉去，随口说：“这小虫太光荣了，曾在宰相的胡须上闲荡过！”王安石也觉察到了，于是解嘲地说：“它不仅光荣而且幸福，连皇上都亲眼看到了它。”

王安石在生活中经常颠三倒四，表现出一种严重的心不在焉。性情古怪，此为“三拗”也。

当常州知府的时候，一次参加宴会，宾客满座，几个歌伎正在轻唱一首当红的流行歌曲，“公忽大笑，人颇怪之”。

对王安石的“怪”，史上负面评价为多，认定他是个奸诈之人，不拘小节.、心不在焉是在“作秀”，给别人看的，目的是捞取政治资本。常州那件事，当时周围的人都是他的下级，看他如此古怪，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在他的政敌的眼里，这就是别有用心，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如此糊弄别人。甚至连皇帝也持这样的看法。

王安石太“拗”了，“拗”得搭上了自己的仕途。可如果不“拗”，他还是王安石吗？那一年，寒冬时至，朝廷里早已不见那个“拗相公”，钟山上倒是多了一位隐居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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