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服是什么人穿的?是如何普及百姓的

明代前期有严格规定，享受过赐服待遇的人才有资格穿特殊纹样的衣服，此外在皇家重大典礼上，作为仪仗队的锦衣卫和内官们也可以穿上赐服纹样的华丽服饰。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那可就是“蟒袍轮流穿，明年到我家”了！

赐服纹样被滥用，蟒服首当其冲，这种情况至少在明朝前期就已出现。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曾对工部官员下令，“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朱祁镇的孙子朱佑樘也在此问题上做过努力。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上奏请禁蟒服，奏折中，边镛对服饰上的蟒纹提出质疑：“蟒蛇本该没有角也没有爪子，现在的内官获赐的蟒服全是龙的形状，实在不成体统。”他建议将受赐官员的蟒服尽数收缴，也不许再织造，违者严惩。孝宗皇帝也认为有理，遂颁布命令禁止私造赐服。然而孝宗皇帝的这些努力，在他死后不久就会被宝贝儿子朱厚照消费掉。

明武宗朱厚照不仅自己穿什么衣服随心所欲，用来赐予别人的同样阔绰而任性，连伶人臧贤都获得了蟒服。正德时期的大太监刘瑾甚至大做赐服生意，据《明实录》记载，自刘瑾专权以来，“名器僭滥。以蟒鱼服色为黩货之资，武将阉臣下至厮餋，陈乞纷然，时有五十两一件蟒之谣云。”也就是说，此时蟒服、飞鱼服等皇家特典已经脱离皇权，开始商品化。生活于明末清初的谈迁在其私家编修编年体史书《国榷》中记载，正德朝大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抄出衮服4套，蟒服470袭。

自正德之后，嘉靖、万历两朝对赐服的赏赐也毫无节制，仅在《明实录》中记载，嘉靖一朝赏赐蟒服次数有47次，万历朝更是打破纪录，多达98次，与此前成化朝的1次和弘治朝的2次形成鲜明对比。能将赐服大肆违制、滥穿滥赐的，除了明武宗这样思路清奇的皇帝之外，掌握权势的太监群体也是一大重灾区。当时就有人指出，“国朝服色之最滥者，内臣与武臣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晚明宦官刘若愚在紫禁城中生活了大半辈子，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他根据自己多年见闻，撰写了明宫廷杂史《酌中志》。在这本史料中，刘若愚描绘了当时宫中太监将蟒服当作常服日常穿着、招摇过殿的场景，凡司礼监、堂印、秉笔及乾清宫管事之耆旧有劳者，皆得赐坐蟒。天启朝时，大太监魏忠贤名下，“凡掌印提督者，皆滥穿坐蟒”。

现在很多人受影视剧衣箱化的影响，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古代穿衣打扮只是贵族和有钱人的玩意儿，平民只配穿得“店小二”一样。要知道在明代中晚期，当奢侈消费成为流行于社会的价值观念后，影响是不分阶层的。穷人也爱美，他们也想打扮，在他们力所能及范围内，他们也会穿上最好看的服饰。这种现象和今天没太大差别。在明代，同样也不缺为了穿奢侈品而不惜倾家荡产的平民。明人顾起元就在其笔记中记载，有人为了追求华衣奢食的生活，“变易既多，措办弥广，人家物力大半消耗。”当时为了穿着华丽美观的服饰，不惜倾尽家财的大有人在。

此外，太监之所以能大做蟒服生意，“蟒鱼服色为黩货之资”，也从侧面看出，当时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等皇家特典已经商品化，逐渐成为时尚潮牌，只要有钱就能弄一身来穿穿。《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反映世象的明代小说中，蟒服、飞鱼服出镜率极高，即使是实在买不起的农民，在给逝者绘制画像时，也要绘上身穿蟒衣玉带的形象。

原本作为皇家特典的赐服，最终沦为人人皆可穿的流行服饰，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皇家滥发滥赐和权贵滥用；其二则是在晚明商品经济刺激之下，社会穿衣之风的变革。两者互相影响，最终让蟒服、飞鱼服等赐服逐渐去皇权化，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大明时尚潮牌。

历史随心看，分享好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