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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经学、史学、历数学、诸子历史简介 BC202-AD8

2020-05-21 19:03:56 历史 猎历史 °c 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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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二世时农民大起义,推倒秦的统治,很快恢复了统一,建立起西汉朝。这是封建地主阶级新创立的国家,积极建设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便成为非常重要的急务。秦始皇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西汉时期主要是汉武帝又做了更多的工作,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上层建筑大体上都建立起来了。

政治制度,上面已经说过了一些,这里叙述的是西汉其他部分的上层建筑物。

一  经 学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经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不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体系,而且培养了大批儒学传播者。孔子死后,儒家地位继续上升。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占优势。秦始皇焚民间藏书,坑孟派儒生,只许士人学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为师。皇帝宫中却藏有大量图书,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张苍、叔孙通、伏胜等)或传经或议论政事。秦始皇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结果恰相反,儒生参加农民起义,成为推倒秦统治的一个力量。西汉前期,朝廷与诸王国并立,各学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诸王国求禄,助国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

前一四○年,汉武帝即位。他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且亲自阅卷,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长于奉迎,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汉前期,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还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例如汉景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汉景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学者再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革命。辕固又与道家太后辩两家高低。太后发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没有被野猪咬死。这种学派间的斗争,显然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也就减少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

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这叫做“合各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却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三纲),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起来,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又起来;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循环不止,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无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这叫做“君子贱二而贵一”。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学的结论是“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阴阳学说明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童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墨学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天使人有义和利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待教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温舒《尚德缓刑书》里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卖买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民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纳税十分之五,穷得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庶民争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们!于是富贵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急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省徭役,让庶民的负担略为宽舒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曾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纷纭,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五行家得汉武帝的尊信,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里,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条,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烦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狱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一)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二)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做守家法。自汉武帝至西汉灭亡,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一百余万字。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势力,经学上也对古文经学让步,在太学里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四个古文经学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与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进行了剧烈的宗派斗争。刘歆凭借政治力量,暂时压倒今文博士。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为私学。东汉时期,私学在士人间盛行,产生不少著名的大师,经学上成绩远超过官学,但总是得不到官学的地位。官私两学的不断冲突,正反映出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冲突。


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构成的,总是依照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末,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因为总还有同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三大学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谓黄老刑名之学只看对立面,对人民进行绝对的压迫。这种学说到秦二世行督责时达到了顶点,秦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与道墨不同,它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

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孟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的儒学,基本上是孟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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