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尚书、侍中、中书等近官介绍

尚书秦汉时，尚书本是少府属官，职务是给皇帝掌管文书(尚字作主、掌解)。汉武帝以宦者执掌文书，称中书谒者令。司马迁受腐刑之后，即曾为中书令，史称迁“尊崇任职”。宣帝时，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中书仆射，二人皆宦官。元帝时，弘恭死，石显为中书令。《汉书》卷93《佞幸·石显传》言：

元帝……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初元中，前将军萧望之及光录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皆给事中。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僻，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元帝不听，由是大与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更生废锢。

由上可知，尚书与中书本为一官，因宦官被称为中人，故当他们主管文书时，称之为中书官。由土人主其事，则称尚书，故萧望之称“尚书为百官之本”。至于尚书与中书各自为独立的机构，则在曹魏时。汉成帝时，虽罢中书宦者，但后权归外戚，卒成王莽代汉之局。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王莽窃权，“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台阁即指尚书台。尚书台与后世的尚书省，名异而实同。东汉最后一个掌权的外戚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卓专政时，委政于守尚书令的王允，允因得与大臣谋杀卓。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于洛阳，首先“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献帝都许后，操以其亲信要员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或筹焉”。史称荀彧在台阁，持心平正，不任用自己的不肖群从兄弟。荀彧日后所以为操所忌，乃因他引进智谋之士甚多，社会政治影响广泛，有举足轻重之势。且又有不赞成操代汉的意向。建安十七年(212年)，操杀或，次年，操即建立魏国，以荀攸为第一任尚书令，再下一年，荀攸死于从操征讨孙权途中。我怀疑荀攸亦非善终。无论我这个揣测是否符合实际，尚书令职任的重要是无可置疑的。从荀攸死后，操任用之尚书令皆不复有功能甚高者，盖操为代汉与子孙计，不愿把大权分给容易养成权势之人故也。

曹操晚年所猜防能危及其政权者在异姓世族。曹丕时则转而排斥同生手足，虽仍继承其父之重用亲族曹氏、夏侯氏政策，但亦逐渐起用异姓世族陈群、司马懿等人。丕晚年更将操提防异姓的措施抛之脑后，使陈群、司马懿与同姓大员曹真等共录尚书事。曹叡不仅对司马懿特加倚重，对懿之长弟司马孚亦甚青睐，他曾赞叹说：“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于是转孚为度支尚书，“后除尚书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曹叡临死，令曹爽、司马懿辅少帝。少帝即位，“加曹爽、司马懿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资治通鉴》卷74景初三年(239年)胡注：“爽、懿既督中外诸军，又录尚书事，则文武太权尽归之矣。”

东汉时，尚书台不仅是天子政令所自出，而且也是总揽政务的机构，其长官尚书令总揽纲纪，无所不统。每会同，尚书今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皆专席而坐。当时京师号称“三独坐”。实际后二官的权势远远不能同尚书今相提并论。尚书令的副手为尚书仆射。曹魏置尚书仆射一或二人，二人并置时称左右仆射。若尚书令缺，由左仆射代行令事。蜀、吴均只置一仆射。据《晋书》卷24《职官志》的记述，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吏部亦称选部，主选用官吏。左民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客曹主少数民族及外国事务。五兵主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度支主军国支计。其中以吏部尚书为最重要，授此职者直称吏部尚书。其他往往只称尚书，而不提其曹名。魏时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曹叡时，陈矫为尚书令，曹叡尝猝至尚书门，矫跪问叡：“陛下欲何之?”叡答：“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于是叡惭而返。史颇称述陈矫的亮直。同时也表明了尚书令职权的受尊重。又贾诩劝李傕等攻长安成功，傕等感诩，欲以诩为尚书仆射。诩辞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纵诩昧于荣利，奈国朝何!”于是以诩为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济，傕等亲而惮之”。当荀彧为尚书令时，曹操以或功大，上表献帝赠彧官爵，“彧固辞，不通太祖表”。说明尚书今有决定是否将臣下表疏呈给皇帝省览的权限。《全后汉文》卷34引应劭《汉官仪》说：

凡三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皆回车豫避，卫士不得迕台官，台官过，乃得去。

由上可知，所有尚书令仆及左右丞都受到朝中大小官员的尊礼，这是与尚书台官职任的重要分不开的。

曹魏尚书台置左右丞各一人，秩位在尚书下，应劭《汉官仪》说：“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廩假钱谷。”看来，尚书左右丞是协助令仆掌管台内所有工作与纠举违法事件的。

三国时，皇帝身边的近臣，还有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宫。

侍中职掌主要是：备顾问，拾遗补缺。另外，也有赞导、陪乘、出而负玺以至照料皇帝日常生活等事。至少在西汉已有侍中之职，随着君权的加强，侍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东汉末年，为侍中者已多世家硕儒，如杨彪、黄琬、荀悦、荀爽、卢植等。魏国既建，首设“尚书、侍中、六卿”，从亲近皇帝言，侍中尚胜过尚书。最早为魏侍中的有王粲、杜袭、卫觊、和洽四人。王粲出身于“名公之胄”，又饶有才学，为操所信任，先为丞相掾，继迁军谋祭酒。《三国志》卷21《王粲传》言粲“拜侍中，博学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说明侍中的职务尚有兴造制度。据《三国志》卷23《杜袭传》言：

杜袭……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

从杜袭与曹操谈话时间之长看，也可窥知侍中职掌范围的广阔，并非用文字所能概括。《三国志》卷25《辛毗传》载：

辛毗……文帝践昨，迁侍中，赐爵关内侯……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徒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宫，安得不与臣议邪!”

案侍中职在皇帝左右，说明其亲近;“厕之谋议之官”，说明其“谋议”的范围是不受限制的。《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言曹叡幼时，为操所爱，“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明帝纪》注又引《世语》言：曹叡与朝臣素不接，即位之后，“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说明侍中为大臣中比较接近皇帝者，故时人每以侍中近臣为荣，而朝廷为了宠异大臣，亦多加之以侍中官号。如魏少帝曹芳即位后，对辅政大臣曹爽、司马懿皆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当刘备败于夷陵后，督江北军以防魏师的黄权，因归蜀路绝，被迫投魏，曹丕“拜黄极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即日召使骖乘”。封蜀将以军职是顺理成章的，拜侍中则是以殊礼宠异黄权。曹丕代汉前，群臣劝进达十四次之多，其中以魏王侍中刘廙、辛毗领衔者五次，以魏尚书令桓阶领衔者三次。以其他官员领衔者，均不过一、二次。凡此都说明侍中为魏腹心之宫。诸葛亮《出师表》特别举出侍中郭攸之、费祎及黄门侍郎董允三位宫中要员。要刘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充分说明侍中内臣的重要性。侍中与尚书同为枢要之职，侍中掌机密、尚书统政事。吴国担任侍中的是仪、徐详、胡综三人，被陈寿称为“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

散骑常侍和散骑侍郎据《晋书》卷24《职官》言：秦代已有散骑和中常侍。东汉初，省散骑，中常侍用宦者。魏黄初初，将散骑与中常侍合为一官，因不用宦者而用士人，故省去“中”字，称散骑常侍。其职掌是规谏皇帝，无专管职务。侍中与散骑常侍同在皇帝左右扶侍，侍中居左，常侍居右，皆备皇帝顾问、拾遗补缺。据《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髦传》言：

诏曰：“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指司马昭)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

由上可知，当两军交战、决定胜负的紧要时刻，权臣司马昭仍旧不能离开尚书及散骑、黄门等机要官吏，一方面是让他们参与谋划，另一方面也是怕他们发动变乱。散骑侍郎官秩低，但系皇帝培养州郡长吏的对象之一。如《三国志》卷24《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曹丕诏曰：

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惟贤知贤也。雄(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正因为散骑为培育人才之所在，所以不仅要求其人善于骑马，而且也要善于著述，比如刘劭为散骑侍郎时，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作《皇览》。后劭迁散骑常侍，又受诏作《都官考课》。《三国志》卷3《明帝纪》青龙三年(235年)注引《魏略》载曹叡曾将太子舍人谏书付散骑保存，可知散骑侍郎除规谏献纳外，还掌管书奏文件。

由于散骑常侍时常接近皇帝，故常作为加官，用以尊崇文武大员。比如有权势的中书监、令刘放、孙资仍然都加散骑常侍。据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的统计，加散骑常侍职者有七十人左右。

孙吴亦有散骑常侍的官号。如《三国志》卷64《王蕃传》言王蕃“与贺邵、薛莹、虞汜俱为散骑中常侍，皆加附马都尉，时论清之。”说明其职亦由士人担任，并系正员，而非加官。

给事中与给事黄门侍郎曹魏时，同侍中、散骑常侍一样既是内朝官又属加官的还有给事中及给事黄门侍郎。它们都参与共平尚书事。给事中因供职殿中，在皇帝身边备顾问，故称给事中，给事中多以加官出现。如黄初中，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加;曹真以中军大将军加;董昭以光录大夫加;苏林以博士加。太和中，刘放、孙资以中书监令加等。

秦汉时，宫禁门皆黄色，故号黄门。给事黄门侍郎因在黄门内供职而得名。亦简称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除侍从皇帝、关通内外之外，还与侍中俱省尚书事，俱管门下众事，故亦称门下侍郎。后世所以称侍中为门下省亦因于此。魏钟会于正始中为秘书郎，迁中书郎。毌丘俭反于淮南，钟会随司马师东征，典知密事。司马昭辅政，会谋谟帷幄，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说明黄门侍郎亦为亲密之任。

蜀汉亦设有黄门侍郎。据《三国志》卷39《董允传》载：

董允……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丞相亮将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

当时董允的职务即为黄门侍郎，可见黄门侍郎的职掌主要是参谋议、拾遗补缺，与侍中相同，只是秩位稍次而已。

中书监令曹魏时尚书台固为总揽行政的机构，唯中枢实权仍逐渐向更加靠近皇帝的中书监、令转移。曹操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以处理尚书章奏。曹丕于黄初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特置中书监，使之排在中书令前。监、令皆挑选文学通达的士人担任。若有密诏下达州郡或边将时，往往不经尚书，径自中书发出。因之逐渐形成中书监、令“实握事要”情况。遇有不测事变，中书监、令即可就近操纵其间，所谓“断割朝命”。本书前在述说曹叡临死挑选辅政大臣时，已详细论及中书监刘放及中书令孙资从中排挤燕王曹字而推教曹爽、司马懿，以致酿成司马氏专魏政的重大变局，足以说明中书监、令权势的炙热。此处自无庸再行赘述。

中书监、令下，设有中书侍郎，简称中书郎。曹叡时，诏举中书郎，时吏部尚书为卢毓。曹叡因言：“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说明皇帝对挑选中书郎相当重视。司马昭当权对，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司马炎在位时，荀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后守尚书令，甚罔罔怅怅。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何贺我邪!”从荀勖这种因离开中书而怅惘的情况看，可知尚书台的重要权力已被中书省所夺。

下面再谈谈与尚书令、司隶校尉号称“三独坐”的御史中丞。西汉初，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也叫御史中执法)，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即在殿中察举非法，中丞之名亦由此来)。西汉末，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率(实即执行旧御史大夫职权)。东汉及曹魏均如此，魏黄初中，一度将御史中丞改称“宫正”。旋复称中丞。史言魏以鲍勋为宫正，“百僚严惮，罔不肃然”。说明认真执行举动任务的宫正或中丞，还是为众臣畏惧的。陈群、崔林等均曾任御史中丞。中丞与司隶校尉都是纠察官。

御史中丞和尚书一样，虽出自少府，权力大于少府，盖因专制皇帝为了控制群臣，常以小臣监视和举劾大臣，如州刺史秩位虽低于二千石，但领导二千石，而为一州之长，即其明例。

次于中丞的有治书侍御史，掌律令。卫凯、陈群等曾为之。又有治书执法，掌奏劾。高柔、鲍勋等曾为之。鲍勋早时固执法忠直，得罪了曹丕，丕衔恨在心，终置之于死地，专制皇帝之制法不遵，类多如此。

曹魏时，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监察官的作用日益衰退。一次当大会，殿中御史(侍御史)簪白笔侧陛而坐，明帝问此何官主何事?辛毗曰：“此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何当如今者，直备位，但联笔耳!”，说明监察官是趋于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