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的重要作用 苟坝会议的历史启示

苟坝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红军长征途中曾经开过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会议，这些会议都试图解决红军一路面临的各种问题，苟坝会议也不例外。所以要更好地评价苟坝会议的作用还是应该将其与这些会议和战役联系在一起，特别是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的成功推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后人还应该从这场会议中获得一定的历史启示。

苟坝会议的重要作用

在评价或介绍苟坝会议这段历史时，要把遵义会议与其联系起来，并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的整个重要活动或重要大事件作为一个整体来介绍的，模式均是“召开遵义会议成立‘新三人团’”，也就是说记述苟坝会议是以成立“新三人团”为重点的，对苟坝会议的整体情况，特别是关于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激烈争论鲜有提及。关于争论的问题，主要记载在领导人的回忆录或传记中。为了对苟坝会议的作用作一个完整的表述，有关党史专家作了大量研究。综合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全军覆灭的危险。红一方面军在鸭溪、枫香地域诱歼周浑元纵队时，蒋介石已令他的“剿匪”第二路军各部和川军向鸭溪、枫香地域压来。盘踞在打鼓新场的黔敌2个师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打鼓新场有坚固的城墙和碉堡，红军远距离奔袭攻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手，久攻不下必然为敌军取得增援时间，向鸭溪、枫香地域压来的敌军已对红军构成合围之势，红军将被陷在打鼓新场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如果没有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党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后果不堪设想。(朱存福：《中央政治局苟坝会议简介》，载《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第162页。)

第二，毛泽东复执红军指挥权，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当选政治局常委。扎西会议分工时，仍然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的“帮助者”，加之红军军事行动必须经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毛泽东此时仍然不能全权指挥红军。如在3月10日的会上，他的正确意见就被政治局否决了。3月12日，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这时才有职有权地实施把滇军调出来，胜利渡过金沙江入川，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计划。

“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军事是最重要的，从老“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发挥的作用看，谁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力，谁就最有发言权。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就曾因握有军权而“权倾一时”。这印证了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权力上的加强，实际上就是加强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在职务上不是党中央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但是，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人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都非常信赖、尊重、拥护毛泽东。毛泽东的意见和战略方针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有“下最后决心”的权威。事实上，周恩来已经主动退到次于毛泽东的位置上，在军事指挥上都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的。若干年后，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在“新三人团”三人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因此可以说，苟坝会议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补充。遵义会议前举行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以及行军途中毛泽东、王稼祥、洛甫交换意见等，都是为遵义会议作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正式举行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红军即撤离遵义，在行军打仗途中，于2月5日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上，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正式文本;同日，洛甫拟就遵义会议《决议大纲》;2月10日，洛甫在扎西向军委纵队营级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3月4日，中央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决定成立“新三人团”等，都是落实、完善遵义会议相关决议精神的重要步骤。其中，尤以洛甫接替博古负党的总责和苟坝会议成立“新三人团”最为重要。前者落实了遵义会议关于“取消三人团”的决定，即从组织上落实了取消博古、李德的“处理一切”的最高权力;后者落实了遵义会议关于中央领导层的组织调整工作，并至此大体完成，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游平伟《苟坝会议研究》，载《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第151页。)与政治局在遵义城举行的三天扩大会议，是同一内容的系列会议。如果把政治局黎平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开幕式，那么，苟坝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闭幕式。

第四，进一步完善了民主集中制。苟坝会议上，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主集中制实践。首先是通过民主表决方式，决定进攻打鼓新场;又实事求是，以多数人同意的方式撤销了进攻命令;最后，根据战争环境情况下的特殊需要，仍然以召开会议的民主方式，将军事指挥权集中在“新三人团”。这一过程，是一个充分展现民主与集中的过程，更是中央领导集体一次民主与集中有机集合生动实践的典范。(杨生国《民主集中制在苟坝会议上的生动实践》，载《贵州党史》2011年第2期，第14页。)

苟坝会议的历史启示

1.民主团结

首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在苟坝会议的第一天，二十来人举手赞成去进攻打鼓新场。尽管毛泽东根据情报和自己的经验，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但没用，还得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其次，毛泽东虽不是党中央最高领导，却能在遵义会议前后的伟大转折系列会议上发挥核心作用，除了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外，还必须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作保证。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注重倾听不同声音，善待不同意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意见也有了充分发表的机会，民主集中的原则被赋予实事求是的内涵。不言而喻，若不坚持党的民主团结，毛泽东就很难在苟坝会议上进入军事领导核心。再次，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前，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在个别酝酿基础上开展民主讨论，有利于取长补短和统一思想，为顺利形成正确意见、作出科学决策而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一言堂”的领导作风。试想，若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听不进毛泽东的意见，结果会是怎样?可当今，仍有极少数领导喜欢个人说了算，不听别人讲话(或讲完)，更容不得不同声音;独断专行，工作作风不民主，有违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不屑于集思广益，造成决策失误。

　2.实事求是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说：“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1942年，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

第五次反“围剿”把中央苏区反丢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征战之初，红军“夺路西进”，遭受重创。《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左”倾领导者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惫时也是不敢作战的。”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党和红军得直面现实：先改变行军路线，跳出包围圈;后调整战略方针，设法保存革命力量;再相机更换中央高层领导人，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等。抱着旧衣钵不放，无异于演绎现代版的守株待兔。

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对敌情、我情进行了分析：首先，虽然打鼓新场只驻有黔军6个团，战斗力或许不太强，但此地建有城墙、碉堡，黔军可以固守待援。其次，各路国民党军已向遵义、鸭溪地域压来，红军将有被合围的危险。西南方，滇军从黔西到打鼓新场只有一天行程;西北方，中央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只要大半天急行军就可赶到侧击红军后背;东方，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只需大半天行程就可以赶到攻击红军左侧背;东北方，川军3个旅和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两天行程就可以赶到投入战斗。可见，若不能速战速决，红军必将被打鼓新场的黔军拖住，最终或许会被包围而遭受重创。

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前途而不顾个人境遇，实事求是地主张，从而赢得理解和支持。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去判断和提出不能进攻打鼓新场，而不是简单地顺从大部分指战员想在遵义战役后再打一个大胜仗的愿望。若离开实事求是，敢想敢说只会陷于想入非非、瞎说一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要弘扬实事求是精神，牢记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努力使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历史证明，只有忠于事实，才能拥有真理;只有忠于真理，才能减少波折。

3.坚持真理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习近平于2016年指出：“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多次召开会议，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前期主要是反对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通黎猴遵鸡扎苟)，后期主要是反对以张国焘为首的右倾分裂主义(两芦沙毛巴俄罗)。

在苟坝会议上，因为有了毛泽东的反对、说服和周恩来等人的勇于担当，才避免了红军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显见，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在尊重多数人观点的同时，也要注意听取少数人乃至个别人的意见。一般来说，服从多数与坚持真理是一致的，但并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都正确，有时真理甚至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说：“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当毛泽东的主张被会议否定后，他坚持真理，在晚上提着马灯，走崎岖小道，找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周恩来开诚布公地交谈，终于形成共识。然后，两人又一起说服了前敌司令员朱德和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第二天，在会上大家最终一致同意他们的意见，为作出正确决定打下了良好基础。

4.勇于担当

在苟坝会议上，大部分党和红军领导人以真理为准绳，勇于担当。周恩来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可谓大权在握，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除形势所迫外，一定是具有勇于担当的品格。他于1956年说：“共产党不服从真理，那就不是共产党。……对于凡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就承认是错误。……要把我们共产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能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敢于承认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不断地改进。”正是由于他勇于担当，苟坝会议才会出现难得的“多数服从少数”。在此前的通道、黎平、猴场、遵义、鸡鸣三省、扎西等会议上，他也是厥功至伟，勇于担当并修正错误，开展自我批评。据刘英的《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载：“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确实是毛主席手中有真理，他的意见高明、正确，所以闻天总是支持毛主席。”对长征的连连失利，“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毛泽东总是提出新战略建议，彰显了一个共产党员勇于担当的品格。苟坝会议上，他在被表决掉前敌司令部政委后，不惧人前冷语，不顾会后丢官，仍心系红军，为革命前途而殚精竭虑。他认真分析利弊得失，先后说服周恩来、朱德。后周恩来提议召开会议，其他与会者在认识到问题严重后，及时纠正错误，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主张。显见，他们虽然会上有分歧，但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着想，体现了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勇于担当的崇高品质。

毋庸置疑，越是处于逆境，作为一个领导人就越要冷静地直面困难和勇于担当。这要求有信念、讲原则、比付出，有时甚至还需拼智慧。要修正上级作出的错误决策，谈何容易;而自己出现偏差犯错误，要坚持真理并修正之，更非易事。苟坝会议弘扬了以理服人而非以权压人的美德，集中体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简言之，它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