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帝国亡国百年祭：一只悍虎的非意外死亡

百年弹指一挥间。　　

　　2010年8月1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内阁会议上，对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正式表示道歉和反思，8月29日，便是日本吞并大韩帝国100周年纪念日。而可能并没有多少中国人记得，这个邻邦的国耻日，也是我们自己那多如牛毛的国耻日之一：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在南京下关签字。　　

　　国家利益的博弈，从来就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同病”未必“相怜”，有时友谊甚至比仇恨更经不起风吹浪打……　　

　　这是一幅令每个中国人都会震撼的地图。　　

　　一只凶悍的猛虎，张牙舞爪，一只虎爪紧紧抓着中国，另一只爪子则抓着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它那强悍的身躯，化为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而在另一个衍生的版本中，渺小的日本列岛则成为这只猛虎的尾巴。

　　这是一百多年前朝鲜(或“朝鲜王国”、“大韩帝国”)对版图的阐释。在中国东北的位置上，则题写着飞扬的八个草书汉字：槿域江山猛虎气象。这“槿”，就是被朝鲜人称为“无穷花”的木槿(木棉)，如今大韩民国的国花。　　

　　朝鲜人日后则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国家的：“地形狭长，恰似猛虎……往昔崇尚领土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时代，可以并吞或侵蚀支那大陆。”　　

　　这么一只纵横“槿域”、野性勃勃的猛虎，却在1910年的盛夏，在一个名叫汉阳的地方倒下了……　　

　　“始灭琉球，继割台湾，再割桦太，今将欲并朝鲜，自兹以后，日本之雄心其稍已乎，其犹未已乎，诚不敢俱加以臆断……”　　

　　灭国　　

　　枪刺在盛夏的骄阳下闪闪发光。　　

　　制服挺括的日军仪仗队，将步枪从肩头卸下，咔嚓咔嚓地发出整齐的声音，双手托着，直立在身体的右侧。　　　　一片静谧。　　

　　蓝底旭日的“统监旗”，连同大韩帝国的太极旗，从“朝鲜统监府”前的旗杆上急速降下。随即，军乐队开始演奏缓慢而凝重的《君之代》，日本帝国的旭日旗升上旗杆。　　

　　这是1910年8月29日，大韩帝国首都汉阳(汉城)。日本帝国正式“合并”大韩帝国的第一天，注重实效的日本人将合并仪式安排得十分低调而简短，天皇的疆域却在这几乎都称不上仪式的“仪式”中大大扩展，从一个岛国一跃成为大陆国家，与中国和俄国成了山水相连的邻邦。

与统监府紧对着的朝鲜王宫景福宫，已经飘扬了28年的太极旗早已降下，消逝得无影无踪。在10万日本铁骑的牢牢掌控下，朝鲜三千里江山上，再也见不到太极旗的影子。　　

　　太极旗，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1882年，朝鲜使臣朴泳孝和金玉筠出使日本，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准备第一次使用“国旗”，因此向宗主国大清请求使用黄龙国旗，却被北京一口回绝：黄龙旗上为五爪金龙，藩属国只能用四爪金龙，与体例不符。此时奉命驻节朝鲜的李鸿章幕僚马建忠，建议朝鲜采用中国传统的太极八卦旗作为国旗使用，于是，朝鲜使团便扛着一面白底黑图的太极八卦旗出访日本。若干年后，经过简单的美化，八卦中去除了四卦，成为朝鲜国旗，只是在旗帜上方还有八个汉字“大清属国高丽国旗”。谁也不曾料到，百年之后，韩国的史书“去中国化”，删除了“大清属国”四字，只留了“高丽国旗”四字，被日本人抓住把柄，作为韩国人擅于“篡改历史”的证据之一。　　

　　讲究名正言顺，是东方人的古老传统。根据日韩合并条约规定，从1910年8月29日这一天起，“大韩帝国”就不再存在，这块日本帝国的新疆界恢复了其作为大清属国时的旧名“朝鲜”，大韩帝国的“皇帝”也改称为“李王”。西方各大媒体随即纷纷报道了这一更名启事。此时，距离“朝鲜”从中国属国“独立”称帝、改名为“大韩帝国”才13年。　　

　　喜悦的热浪当然席卷东瀛列岛，日本各大报纸都出了号外。充满着“爱国”激情的民众，自然是希望祖国日益强大，称雄世界。当家的政府要员们则为“经营朝鲜”的巨大费用而头疼，因为朝鲜的并入，“新日本”的人均GDP比“老日本”下降了一半以上。根据预算，“经营朝鲜”的下一年度财政支出为2500万元(官方报告原文如此。应为“银元”或“鹰元”)，而朝鲜的预期财政收入仅为1600万元，赤字部分高达36%，只能由日本政府贴补，预计朝鲜在10年内难以实现财政独立。　　

　　与日本普通民众的欣喜不同，日韩合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吹响了利空的号角，与日本相关的几乎所有债券、股票，都呈现跳水态势。对于这一意义深远却早在意料之中的国际事件，西方媒体一直冷冷地观察，虽然天天都有相关报道，但多是三言两语的动态而已。列强更为关注的，还是在通商口岸、关税等切身利益上。　　

　　在平静的表象上，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博弈的国际政治大调整，悄然展开。

日韩合并，对于北京来说，并非什么秘密。在合并前一个多月，中国驻日代办吴振麟就向外务部递交了秘密报告，通报了日韩合并的基本安排。根据吴的说法，合并之事，其实是亲日的韩国人率先提起，“韩人既鼓吹于汉城，日人自附和于江户(东京)”。日本掂量了国际上的力量平衡，可能会阻挠日本的，无非俄、德、美三国。俄国在经过惨烈的日俄大战后，反而与日本走得很近，双方秘密缔约，成了不打不相识的哥们儿;德国虽然一贯反日，而且是“黄祸论”的始作俑者，但其在远东势力并不强大;美国则刚刚吞并了火奴鲁鲁(夏威夷)和菲律宾，刚刚卸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到欧洲游历，公开提出统治和带领“半文明国”是“文明国”的“天职”，因此“可以知美国对于日韩合并之事决无异议”。而在时机方面，吴振麟分析认为，日本与列强修改商约的日期又已将近，日本一定会在此前完成日韩合并，以便将朝鲜一并纳入关税和贸易谈判的范围。吴振麟发出警报说：“明治以来，始灭琉球，继割台湾，再割桦太(即库页岛，本已割给俄国，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夺得)，今将欲并朝鲜，自兹以后，日本之雄心其稍已乎，其犹未已乎，诚不敢俱加以臆断。要其得步进步，似不能无绸缪牗户之思矣。”　　

　　此时对朝鲜大多数平民来说，唯一需要面对的，可能只是新主人下达的剃发令。传统而保守的朝鲜社会，如满清之前的中国一般，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并不理发，无论男女都是蓄发盘髻。即使200多年前在八旗兵的军刀下被迫臣服，也顽强地获得了无须“薙发易服”、得以享受“一国两制”的特准，与当时中国本土血腥的“留发不留头”形成鲜明对比，令朝鲜人大有“小中华”传承文明的使命感。数年前，亲日的改革派倒台，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朝鲜各界强行推行剃发，要在头发的尺度上与全球接轨，最后头没剃成，倒把改革本身给剃除了。　　　     比剃发令更为难以忍受的，是日本人下令除皇族外，全体朝鲜人一律改用日本姓氏。如此“数典忘祖”，自然要激起民愤，但民愤的宣泄口，只是想方设法逃往“满洲”(中国东北)。那里不仅没有闪亮的日本军刀、狰狞的日本警察，而且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沿线，还有大量的空置土地，十分肥沃。　　

　　朝鲜沉没激起的惊涛巨浪，终于拍打到了鸭绿江北岸。吉林告急!东三省告急!全中国告急!　　

　　“我沿边数千里地旷人稀，又处处有韩侨踪迹，恐此数万韩侨将为吞并满洲之导线”。

越界　　

　　早在日韩合并宣布前4天(8月24日)，中国驻汉城总领事马廷亮，就收到了“朝鲜统监府”(日本在朝鲜的最高机关)主管外交事务的小松递交的英文函件，详细通告了8月22日日朝双方已经秘密签署了合并条约，但要求中方暂时保密。8月28日，日本外务省和驻北京公使分别召见了大清驻日代办及拜会大清外务部，正式照会日韩合并事宜。　　

　　北京的会见，由外务部部长(尚书)邹嘉来、副部长(侍郎)曹汝霖主持，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领导庆亲王亲自出席。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通报说，之所以日韩合并，是因为朝鲜即使在日本的保护和教导下，还是进步太慢。伊集院表示，合并条约将在次日向全世界宣布，合并后，朝鲜与各国所订合约全部作废。会谈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是日本方面明确表示，一年前所签订的涉及中韩边界勘定的中日条约，将依然有效。　　

　　这是十分重要的讯息，中央立即发出电报，通知东三省官员，准备应对日韩合并后出现的新问题。　　

　　东三省总督锡良，最先感受到了从朝鲜滚滚而来的热浪。　　

　　这位蒙古族高级干部，之前曾担任四川总督和云贵总督，在大西南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去年年初(1909年)，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进行了人事大调整，权倾一时的袁世凯因“病”下岗，袁世凯的亲信、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随即被内调中央担任邮传部部长。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及改革经验的锡良，被中央相中，从大西南直调大东北，成为第二任东三省总督，掌管这个无论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国防各方面，都已经成为大清国重中之重的“龙兴之地”。　　

　　锡良在朝鲜建立了一个情报网，此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来自朝鲜的情报，经汇总整理后，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京。锡良所最为关心、也最为忧心的，是新形势下如何确保东北地区的领土主权完整。多年来，在中国境内越界居住的朝鲜人已达3万多，还有更多的朝鲜人“来者源源，相望于道，喧宾夺主，莫此为甚”。这不只是一场生存空间的争夺，而且牵涉到大清帝国的存亡。　　

　　朝鲜农民大规模越境进入中国，私自垦殖，始自1869年的朝鲜大饥荒。大清政府发现此问题后，于1884年将图们江以北长约700里、宽约40～50里的地区划为特区，专供朝鲜人垦殖，给予他们比内地“闯关东”者更为优厚的扶持政策，由政府提供或补贴农具、耕牛、种子，唯一的条件就是归化为大清臣民。但朝鲜政府要求大清国将越境垦民“刷还”回国，清政府无奈同意，但表示，因朝鲜垦民人数过多，为体恤民艰，“刷还”工作计划在一年内完成。而朝鲜居然随即改口，宣称这块土地本就是朝鲜领土，要求重新勘测边界。双方进行了两次勘界，都因朝鲜方面的偏执而破裂，大清政府遂根据共同勘界情况，在边界上设立10座巨大的界碑，一碑一字，镌刻10个大字：“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从小白山顶开始，绵延100多公里直到图们江主流汇合处。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大为衰落，朝鲜于是试图借日、俄势力，重提边界领土要求，并在边境上不断引发大量的流血冲突，以“间岛”为核心的领土纠纷，成为埋在中朝两国之间的定时炸弹。日本在1905年将朝鲜纳为保护国后，就接掌了朝鲜的外交权，1909年，当中国被迫在满洲的铁路、矿山等利权上向日本大幅让步后，日本同意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完全确认了中国对“间岛”地区的领土主权，11月9日，这一条约也得到了大韩帝国政府的正式认可。　　

　　根据这一条约，朝鲜农民可以在中国领土上屯垦，但必须完全接受中国政府的管辖。日、朝方面一直要求的领事裁判权，被大清谈判代表严拒。但是，“自日韩合并后，韩人已全归日本统治权之下，与日人一律看待。我沿边数千里地旷人稀，又处处有韩侨踪迹，有为佃户者，有为地主者，日本自此将藉韩侨之力勾引日人扰害沿边矣。”而且，根据中日之间的条约，日本人在华是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日本可藉此“伸张势力，损害主权，恐此数万韩侨将为吞并满洲之导线”(锡良报告)。　　

　　“朝鲜民移住东三省之众，可为母国(日本)民而开拓满蒙处女地，以便母国民进取”。　　

　　“平北”　　

　　吞下朝鲜后的日本立即宣布，将紧邻中国的义州府更名，新名称居然是“平北州”，此时日俄已经成立了秘密同盟，所要扫“平”的“北”方，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充满了火药气味。令人不安的消息接续传来：　　

　　日本下令其驻华公使馆及各领事馆，立即组织人力物力，调查在华定居的朝鲜人情况，进行全面摸底；　　

　　日本决定朝鲜总督人选今后专用军人，锡良分析道：“其目的何在?即在我东三省”；　　

　　为了鼓励日本商民开拓朝鲜和中国，日本政府甚至还下调了相应的电报费用，降价幅度高达50％；　　

　　日本计划撤销南满铁路会社，将中国境内的南满铁路统归朝鲜总督管辖；　　

　　日本内阁计划设置殖民大臣，日本农民如全家移民东三省，政府将给予高额补贴，锡良因此担心：“如不速筹抵制取缔之法，恐三五年后东三省将充斥日人之足迹矣”……　　

　　更令人担心的是，随着日本势力在东北亚的急剧膨胀，俄国也在此加强了戒备。流亡在俄国境内、尤其是海参崴地区的朝鲜人，一部分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寻求保护，另一部分则积极组建地下反抗军，准备回国武装抗日，中国境内的沿边地区，成为走私军火的天堂。

大清国与列强所订的多数条约，都带了“最惠国待遇”条款，一国获得的特殊优待政策，将自动适用于所有“最惠国”。锡良等担心，如果已经在法律意义上成为日本人的朝鲜人继续沿用当年大清国给予属国国民的特殊待遇，在边境乃至内地地区与中国国民杂居，则会造成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根据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英国人可以驱使缅甸人进入云南，法国人则可以发动安南(越南)人进驻西粤，“全局尽溃”。　　

　　吉林“西南路道”颜世清，从秘密渠道买到了一份日本政府的内部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日本人延续了一贯的细致作风，细化并分解了日韩合并后的对华战略：　　

　　对那些有“外交能力”的中国官员，要“多方设法阻其行动，在位者使之退位，去位者使之不得复任”；　　　　“凡官商可为我用者，必多方罗致，或以利动之，俾作侦探向导”；　　

　　“我需暗握清国财政用人之权”，如果有官员反对，“当用反间”，“或于报中拨弄”，或动员亲日官员进行弹劾，总之要让中国“上下相扰”；　　

　　“蒙古各邦密派游说煽惑，使其离叛清国。如需借款，尽可与之，能使各邦多用日款，并用日人为教员顾问，方能由我驱使”；　　

　　南满沿铁道于半年内当暗中陆续添派兵队，增足至三师团之数，此司令部驻长春或沈阳；　　

　　如果西方人要在东北开办实业或借款给中国，要想方设法阻挠；　　

　　东北的出产以豆、盐为大宗，日本政府应支持日本商民积极经营这两类产品……

　　　　锡良等人认为，日本“对于东省野心勃勃，已有经营第二朝鲜之想”。这一估计是准确的，日后日本果然将其政策总结为“日人殖朝、鲜人殖满”八字，而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解释得更为清晰:“朝鲜民移住东三省之众，可为母国(日本)民而开拓满蒙处女地，以便母国民进取”。　　

　　此时，首当其冲的，就是立即解决越界开垦的朝鲜人的国籍认同问题。所有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符合条件的，应当根据上一年刚刚通过的大清国《国籍法》归化入籍，薙发易服;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愿意归化入籍的，则根据中日之间的有关条约，只准在通商口岸内居住。　　

　　对于达成这一点，锡良等充满信心。日本已宣布，日韩合并后，大韩帝国之前签订的所有对外条约一律作废，这当然应包括中朝之间签订的有关优待越界开垦者的条约。而日本吞并了朝鲜后，明确规定“外国人”未经许可，严禁在租界之外擅自从事农业，这一条款所限制的，正是中国人。当时在朝鲜的中国商民，约有四成并不定居在中国租界内，而散布在朝鲜各地，或经商，或种植，不少已经在当地扎根。日本政府既然如此限定，作为对等条款，中国政府对境内的原朝鲜人、新日本人进行限制，就是名正言顺的。

锡良等人继而建议中央，继续加大对东北开发的投入力度，“移民实边”，兴办实业，“以其抵制外力”，同时，在国际上则积极“联美联德，以维国势”。这年年初，拟议中的“中美德”三国结盟，因美国的放弃而失败，但美国依然是中国赖以对抗日本在满洲扩张的主要力量。　　

　　“独立协会”号召朝鲜人向日本学习，用十年的努力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打败中国，夺取辽东和整个东北地区，并向中国索取8亿元……　　

　　桀骜　　

　　锡良等人对越界开垦的朝鲜人如此戒心深重，并非多疑，而是有着血的教训。　　

　　被西方称为“隐士之国”的朝鲜，其民风却相当彪悍。越界的朝鲜人不仅脱离了朝鲜政府的管辖，而且也经常抗拒中国地方政府的管辖，加上日本人在其间的“合纵连横”，令东北边界地区成为东北亚爆发战争冲突的一大热点。　　

　　满清占领中原之后，朝鲜虽然早已屈服于八旗的铁蹄之下，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独特的抗争。朝鲜人并不将满清看做是“中国”，坚信“中国有必伸之理，夷狄无百年之命”。朝鲜使节照例到北京向新主人朝贡，但是，他们不再将北京看做是天朝的首善之区，而只是一个别名为“燕京”的旅行目的地，朝鲜记载朝觐细节的报告书也从《朝天录》改叫《燕行录》。小到服饰、发型，大到社会主流思想，满清统治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在朝鲜人看来无一不是礼崩乐坏，朝鲜因此相信，“振兴中华”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到了自己肩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内部文件多将清帝蔑称为“胡皇”，清使则为“虏使”。除了对清公文外，几乎所有官方文件仍然沿用崇祯年号，直到南明小朝廷灭亡，“复明”大业无望，才改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而绝不使用大清年号。　　

　　朝鲜甚至试图用“枪杆子”的方式“恢复中华”。无论是南明政权，还是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等“三藩”，抑或台湾郑家父子，甚至包括谋求区域霸权的准噶尔蒙古，朝鲜均愿意与之结成广泛的统一阵线。朝鲜孝宗李淏(1649年~1658年在位)就一直秘密倡议北伐，要使“毡裘穹庐，再归文明”。　　

　　中国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朝鲜又重新兴起了北伐大讨论。学者们为北伐成功后究竟是拥戴明朝后裔还是自己入主中原而争吵不休。　　

　　这种长期积蓄的对满清“鞑虏”的蔑视，以及因此带来的强烈使命感，令朝鲜在被迫改革开放后，将目标首先锁定在摆脱中国(确切地说，是摆脱满清)的影响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去中国化”运动次第展开。

著名启蒙学者朴泳孝，在1888年提出的国政改革奏疏中称:“先必教育百姓以国史、国文和国语，不教本国历史与文章而教清国的历史与文章，因此百姓亦以清国为典范且重视他，却遗忘自己国家之典故，此乃颠倒本末之举。”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朝鲜国王十分喜悦，在昌德宫举行盛大的庆典。朝鲜开始大规模地修改历史。朝鲜不再是周文王分封的箕子朝鲜，而是传说中的檀君所缔造的、已经独立了4200多年的独立国家。朝鲜学者们开始竭力将中国的影响排除在教科书之外，朝鲜各王朝的地位都被抬高，似乎从来不曾臣属于中国，甚至开始臆造朝鲜本可以入主中原、称霸中国的故事。那些在对抗中国“侵略”中表现卓越的人物，如击溃隋军的高句丽将军乙支文德，则成了民族英雄。　　

　　1896年，朝鲜“独立协会”放火焚毁了汉城迎恩门，这本是朝鲜王国迎接中国使臣专用的，而代之以独立门，“迎恩门”边上的国宾馆“慕华馆”，也同时被更名为“独立馆”。在“独立协会”的机关报《独立新闻》(8月4日)上，则号召朝鲜人向日本学习，用十年的努力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打败中国，夺取辽东和整个东北地区，并向中国索取8亿元。　　

　　在中国、日本、俄国几个大国之间的复杂周旋下，此时的朝鲜似乎成功地实现了“以夷制夷”，不仅获得了“独立”，而且也似乎摆脱了被日本一家掌控的局面。　　

　　周旋　　

　　借着日本战胜中国的机会，成功地实现了“去中国化”的独立之后，朝鲜却对如日中天的日本大为蔑视：以俄国为首，俄、法、德三国进行联合干涉，日本居然将已经到手的辽东半岛退还给了中国。朝鲜认为，在周边的强国中，俄罗斯才是腰杆子最粗、能够罩着自己的老大。　　

　　“联俄”成为朝鲜宫廷的主导潮流。1895年7月，在俄国帮助下，朝鲜王后闵氏(即“明成皇后”)发动政变，推翻了亲日的朴泳孝等人，倒向俄国。但这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巨大反弹，3个月后(10月8日)，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率军队及浪人闯入宫中，刀劈闵妃并焚尸。随后逼迫朝鲜国王清除了宫中的亲俄派势力，又组成了新的以金弘集为总理的亲日内阁，史称“乙未事变”。　　

　　金弘集内阁的改革，在表面上大做文章，最为失策的，就是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在宣布实行公历纪元后，颁布了“断发令”，要求百姓剃发易服，改作西式打扮，结果激起众怒。俄国人乘机插手，于次年2月11日，协助朝鲜国王高宗及王世子逃离王宫，改驻俄国公使馆，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俄馆播迁事件”。

得到俄国人的撑腰后，高宗随即下令逮捕金弘集等人，并随即处死，朝鲜重新建立起以金柄植为总理大臣的亲俄政权。高宗在俄国使馆居住了一年，才返回王宫，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称“皇帝”，正式脱离中国，称孤道寡，与中国分庭抗礼。　　

　　在中国、日本、俄国几个大国之间的复杂周旋下，此时的朝鲜似乎成功地实现了“以夷制夷”，不仅获得了“独立”，而且也似乎摆脱了被日本一家掌控的局面。于是，效仿日本、从中国巨龙身上咬下块肥肉的念头，在朝鲜开始迅速膨胀滋长。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俄国大军占领东北全境。朝鲜借此与俄国达成了秘密协定，商定共占延边地区，朝鲜并可获得一半的“间岛”主权。朝俄两国将在延边地区设立一个州，州长由“居住该地之韩人及二年以上居住该地之俄人以投标法选任”，并拥有“关于行政、财政、兵事、卫生、教育、宗教上一切之统治权”(宋教仁《间岛问题》)。但是，八国联军的内讧，令朝、俄此举落空。　　

　　朝鲜已经被吊起来的胃口，并没有收回。1903年10月，朝鲜出动了近千人的大部队，突然攻占了奉天的临江县城，并进攻长生保、会房、上江一带，造成巨大伤亡。而在接到中国的抗议之后，朝鲜方面矢口否认。随后又答复说那是追剿马贼。朝鲜军队入境后，俄国军队却处处阻挠清军的行动，显示幕后有俄国的支持。令中国方面痛苦的是，一方面愤恨于朝鲜的恩将仇报，另一方面却担心如果反应过于激烈，朝鲜方面撕破脸皮，反而不好收场，只好拿着“唇寒齿亡”的大道理在汉城向其官方交涉。在多次碰了软钉子后，负责交涉的驻韩领事也愤恨地说：“现今韩庭宵小当道，不宜过于以积弱之言相告”，建议中央进行坚决的武装反击。　　

　　直到1904年4月，朝鲜“北边垦岛管理使”李范允居然率领6000多人大举入侵，胡殿甲率领的清军“吉强军”予以坚决还击，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朝鲜军队最后被清军歼灭。双方于7月份签订了《中韩边界善后章程》。至此，边境武装冲突告一段落。次年，朝鲜被纳入日本“保护”，日本人接手了中朝边境的谈判。　　

　　1908年，大韩帝国终于关闭了设立在首都汉城后苑春塘台的“大报坛”。这一专门表达对明朝皇帝感恩、怀念之情的祭坛，在历时204年后，成为历史遗迹。朝鲜切断了与中国的最后一缕精神纽带。　　

　　李容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朝鲜的核心问题就是“狂妄”，之所以走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就是因为违反了“北不失礼、南不失信”的祖训，一切灾难“皆莫非失礼丧信自招之寇也”……

诛心　　

　　日韩合并的首倡者之一李容九，是至今仍然无望翻案的“朝奸”，在其催逼大韩帝国皇帝与日本合并的奏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朝鲜外交失败的核心问题就是“狂妄”，句句都是诛心之论。　　

　　李容九在奏折中引用孔子语录说：“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意思是本不该被困，但却困住了，其名誉就必然要受损;本不该占有的东西而去占有，必然会令自己身处危险。朝鲜之所以走到后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就是因为违反了“北不失礼、南不失信”的祖训。　　

　　李容九认为，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朝鲜本应“中正不惑”，“执北向之礼与日本绝矣”，如果因此而亡国，那也是“死于正命”，“不亦荣乎”。但是，朝鲜却在一夜间摈弃了500多年的礼义传统(“一夕忽而裂五百年礼服”)，而听从并且跟从了日本，这是第一误。　　

　　“独立”之后，“陆无一寨兵，海无一舰卒，此岂国之名焉哉?”此时本应听从日本，韬光养晦，“更始一新”进行变革，却又与日本“二三其德”，“独恃外交之诡变”，结果导致“国母之变、山河含愤”(指闵妃被杀)。这是第二误。　　

　　随即却“不国其国”，国王居然躲入俄国使馆发号施令，并且在日俄战争中再度“喜外交之巧妙”，导致日俄在议和时，“先定我所服属”，日本人首先就剥夺了朝鲜的外交权。这是第三误。　　

　　之后，“廷臣未悟”，继续以小动作进行无谓的对抗，鼓动高宗悄悄向海牙国际和会派出代表，控诉日本，却遭到国际的冷遇(史称“海牙密使事件”)，结果在日本人逼迫下，高宗被迫禅位给太子。这是第四误。　　

　　李容九认为，这些“皆莫非失礼丧信自招之寇也”。他在奏折中甚至引用了美国独立战争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表示“二千万臣民”其实都愿意与国同死，但是“屡遭危急存亡之秋，未曾一闻皇诏的确，宣国民以死守”，却只见到国家以“失礼丧信”投机取巧，他质问皇帝：“陛下既不忍赐死，岂亦不忍赐生乎?”　　

　　日韩合并宣布之日，即日卸任朝鲜统监、就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以统监之名发布最后文告，大赦天下，在此文告中，寺内指出：“朝鲜古来之流弊，在好恶乖忤，唯以利相争”。他说的虽是朝鲜内部朋党之争，却也贴切地反应了朝鲜的整体国策。

梁启超认为：“亡朝鲜者，朝鲜也，非日本也。”他认为当时的朝鲜，上有亡国之君，“葸懦而不自振，多疑而寡断，好听谗言而于事理，多内嬖而昵宵小，喜行小慧而计常拙，依赖他人而不自立，好为虚饰而不务实”。其中，“喜行小慧而计常拙”在朝鲜的外交中展露无遗。中有亡国之臣，“他国之设官，以治国务;而朝鲜之设官，则以养无业之人”，挤入公务员队伍成为“为朝鲜最有利之营业，全国趋之若鹜，丧名败检以求得之”。下有“亡国之社会”，“小民但得一饱，则相与三三两两，煮茗憩树荫，清谈终日，不复计明日从何得食，然若羲皇上人也。其宦达者亦然，但使今日有官有权势，明日国亡，固非所计。故自日本设统监以后，尽人皆知朝鲜命在旦夕，朝鲜人自知之与否，吾不敢言，惟见其争夺政权。”　　

　　《纽约时报》在8月26日的报道中也说，日韩合并的消息没有引起任何波动，因为大多数朝鲜人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变化。而在同一篇报道中，身在美国的“朝鲜爱国者协会”(KoreanPatrioticAssociation)主席，宣布将在朝鲜全境展开抗日游击战，因为他们坚信：美国将会在5年内对日宣战。　　

　　这一回，宝又押在了美国人身上。　　

　　雪珥曾在本报发表多篇有关中日朝历史的专稿，请在本报网站查阅2009年6月15日《带刺儿的金达莱》、6月29日《中朝间岛冲突》、7月6日《驶向卢沟桥》及2010年3月22日《面具遮掩武士刀》等。本专题图片来自雪珥私家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