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详细经过
2020-06-12 20:09:57 历史 猎历史 °c 繁体
A + A -霍梅尼宣称国王是“卑鄙可耻的人”，“着手破坏伊朗伊斯兰教”，他随即被捕。接下来整个伊朗发生了持续三天的暴乱，霍梅尼的支持者宣称有15000人死于警方的枪炮下。霍梅尼在被软禁了八个月后被释放，仍继续他的激烈抗争。他指责政府与以色列合作及签订条约及扩大对美国政府人员的外交豁免权。霍梅尼在1964年11月再次被捕并遭到流放，直至14年后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流放时期
在这个“暴风雨前夕”时期，刚萌芽的伊斯兰复兴思想开始削弱正在孕育的西方化概念，西方化正是国王世俗政权的主要构思。1979年革命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渐形成。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Ahmad)所提出的西方中毒(Gharbzadegi)认为西方文化是灾害，会令人中毒，必须把它们根除。阿里·沙里阿提(Ali Shariati)认为伊斯兰教是第三世界的救星，能够把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及资本主义当中解放出来。莫尔塔扎·穆塔哈里(Morteza Motahhari)通俗地宣扬什叶派信仰。这些思想都争取到不少的听众、读者和支持者。
最重要的是，霍梅尼宣扬以反抗甚至是殉教来对抗不公和暴政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所为，穆斯林应该要抵制自由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影响，遂出现了“既不倚东，也不靠西-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评价和影响国际均势 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80年代的国际均势上的影响巨大，这也改变了非穆斯林世界人民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更多人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不论那是基于同情还是怀有敌意去查看
与公众见解不同，霍梅尼提出法赫基的监护这种政体的意识，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受到“监护”，由伊斯兰教法理学家负责统治及监管。这种管治在伊斯兰教里“相比起礼拜和斋戒更加必要”，将可确保伊斯兰教不会偏离传统的沙里亚法规，这样就可消除贫穷、不公和外国无信仰者对穆斯林土地的劫掠。
由伊斯兰教法理学家统治这种意识经过他的著作《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统治》、清真寺布道、走私的讲话录音带而广泛传播开去，并流行在伊朗里由学生(包括有才干的教士如莫尔塔扎·穆塔哈里、穆罕默德·贝赫什提、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及穆罕默德·穆法塔赫)组成的反对派及传统商界领袖当中。
其他反对群体
其他反对国王的派系还包括宪政自由主义者，即由迈赫迪·巴札尔甘(Mehdi Bazargan)为首的民主伊斯兰教改革派伊朗自由运动及世俗的伊朗民族阵线。他们主要都是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并非想以神权政体取缔国王，而是希望国王能够遵从1906年伊朗宪法，但是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不及霍梅尼阵营。
以奉行共产主义的伊朗群众党及伊朗人民敢死队组织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政府的抑压而被削弱，但是这些游击队在1979年2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给予“政权致命的一击”。最大的游击队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奉行左翼伊斯兰主义，反对以教士为本的伊斯兰政府。
许多教士都没有追随霍梅尼。受欢迎的阿亚图拉(什叶派领袖)马哈茂德·塔莱加尼(Mahmoud Taleghani)支持左派，而伊朗资历最深及最具影响力的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最初对政治保持疏离，后来支持民主革命。
霍梅尼致力于统合反对派(除了奉行无神论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特别强调国王政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腐败及不平等的收入和发展)，避免提及可能会引致派系内讧的细节，特别是他所计划的教士统治，他认为许多伊朗人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政治宣传的影响而对此持有偏见。
在后国王时代，一些革命分子与神权政权发生冲突，他们受到革命运动的打压，抱怨他们遭到欺骗，不过反国王的联盟依然能够维持着。
1970年代的事件
1970年代的连串事件终演变成1979年革命。
国王政权在1971年于波斯波利斯举行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被批评为挥霍无度，“外国人饮酒狂欢，抵触了伊斯兰教的禁忌，而伊朗人却被排除出庆典，一些伊朗人甚至仍在挨饿”。五年后，国王将伊朗阳历的第一年由伊斯兰历法的第一年改为居鲁士二世登位的那一年，触怒了虔诚的伊朗穆斯林，使“伊朗在一夜之间由回历1355年跳到皇历2535年”。
1970年代的油价上升加剧了对通胀及浪费的担忧，又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随之而来的还有数以万计不受欢迎的外国技工来到伊朗。许多伊朗人对于国王家族成为了石油收入的最大得益者感到愤怒，而国家收入与家族收入之间的界线亦模糊不清。直至1976年，国王的石油收入已累积至10亿美元，而包括63位王子王女的国王家族则累积了50亿至200亿美元，家族基金已控制了约30亿美元。1977年中对抗通胀的经济紧缩措施不成比例地影响数千名贫民及非技术民工到城市参与建设。许多文化及宗教保守派人士组织起来，成为革命示威者及“殉道者”。
所有伊朗人都需要加入国王成立的民族复兴党，并缴付党费，其他政党都被取缔。民族复兴党企图以民粹主义式的“反暴利”行动对抗通胀，对高价贩售的商人罚款甚至囚禁，刺激了黑市，激怒了商人并迫使他们参与政治活动。
1977年，国王回应了美国新总统吉米·卡特关于政治权利方面的“善意提醒”，决定赦免一些囚犯，又准许红十字会探访囚犯。在整个1977年，自由主义反对派成立了许多组织，发表公开信谴责政权。
同年，受大众欢迎及具影响力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阿里·沙里阿提逝世，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死于萨瓦克手上，他的逝世亦消除了霍梅尼的潜在革命竞争者。10月，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因心脏病发逝世，他的逝世同样被归咎于萨瓦克。在德黑兰为穆斯塔法举行的纪念活动使霍梅尼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
1977年的示威活动
在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逝世后，反国王的激进示威活动率先在1977年10月发生。支持霍梅尼的激进分子“可能达到数百人”，但是在数个月后，在伊朗的大多数城市已聚集了数千名示威者。
1978年1月，反国王示威出现了伤亡。库姆数百名伊斯兰学生和宗教领袖不满受政府操纵的传媒发布的新闻报道，他们认为那是诽谤。政府出动军队驱散示威者，行动中有数名学生丧生(政府指有2-9名学生丧生，反对派则表示至少有70人死亡)。
根据什叶派的传统，追思仪式(四十日节)会在死者死亡后的四十天举行。全国的清真寺都召集人们来纪念遇难的学生。在2月18日，多个城市里的团体游行纪念死者，并示威反对国王的统治。大不里士发生暴力冲突，反对派声称约500名示威者被杀，政府则表示10名示威者丧生。这种事件不断地重复发生。新一轮示威于3月29日在全国举行，豪华的酒店、戏院、银行、政府机关及其他国王政权的象征都被摧毁，保安部队再次介入，多人丧生。同样的事件再度在5月10日发生。
5月，政府突击队闯入教士领袖及政治中立的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家里，在他的面前射杀他的一名支持者。沙里亚特马达里于是放弃他的静默姿态，加入到反国王的阵营里。
国王寻求美国帮助
面对革命的威胁，国王希望寻求美国的支持。伊朗的历史及战略地位对美国十分重要，伊朗与美国的冷战竞敌苏联接邻，又是石油蕴藏量丰富的波斯湾里最强大的国家。国王向来亲美，但巴列维政权因其人权纪录而不受西方欢迎。美国方面并不认为伊朗将会面临革命，在国王逃离伊朗前的六个月，即是1978年8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认为伊朗“没有发生革命或处于面临革命的状况”。
据史学家尼基·凯迪所述，卡特总统对伊朗“没有清晰的政策”。美国驻伊大使威廉·H·沙利文(William H. Sullivan)回想起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再三向巴列维保证美国会全力支持他”。1978年11月4日，布热津斯基访见伊朗国王，向他表示美国会“尽可能支持他”。不过在同一时间，一些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相信革命会势不可挡。美国财政部长维纳·迈克尔·布鲁门塔尔在1978年秋季访问伊朗后不满于国王的情绪失去控制，汇报道：“我们在伊朗有一位行尸走肉的僵尸。”布热津斯基和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罗德尼·施勒辛格(James Rodney Schlesinger)的立场坚定，再次保证国王将会得到军事支援。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认为卡特政府并非优柔寡断或同情革命派，当时的卡特政府坚定地支持国王，即使在国王政权已不可救药后，卡特政府也孰促伊朗军方实行“最后一著的军事政变”。
许多伊朗人相信，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对革命的缺乏干预及同情的言辞“对霍梅尼的胜利负上责任”。一些更极端的主张声称国王的倒台是“阴谋推翻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及一意孤行的君王”的结果。
1978年夏季示威
到1978年夏季，示威的规模维持了四个月不变，主要城市依然各聚集了万名示威者(伊斯法罕的示威规模较大，而德黑兰的示威规模则较小)。虔诚的伊朗穆斯林几乎完全动用了他们的“清真寺网络”，但对于有“超过1500万成年人”的伊朗来说，示威者仅属少数。1978年6月17日又到了四十日节，示威者在每四十天都会示威哀悼早前丧生的示威者，而每次示威都会造成伤亡，直至温和的宗教领袖沙里亚特马达里呼吁示威者冷静和留在家里才得以平息。国王为了尝试讨好温和的教士以平息不满，他解雇了萨瓦克的领导人，并承诺会在下一年6月举行选举。
8月，抗议的力度却突然“踏上了高速档门”，示威者的人数迅速增加到数以十万计，这主要由两个因素促成。
国王政府为了抑制通胀而紧缩开支，裁员人数骤升，当中尤以年青、非技术的男性职工为重，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贫民区。到1978年夏季，这些具有传统乡村背景的职工大量地加入到街道抗议的行列里。
另一个原因是发生在1978年8月的雷克斯戏院火灾，事件中有超过400人丧生。戏院原本是伊斯兰教徒示威者的袭击目标，但是由于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及其政敌的沟通技巧使得公众相信那是萨瓦克的所为，以陷害反对派。翌日，约万名死伤者亲属及他们的支持者举行了大型丧礼，并且在示威高呼“烧死国王”及“国王有罪”。
黑色星期五及余波
伊朗新首相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Jafar Sharif-Emami)在八月末上任，实施与国王相反的政策。赌场关闭，皇历也被废除，又认可政党的活动，但是这些措施也是徒劳。9月，伊朗的局势迅速恶化，示威抗议已成常态。国王宣布戒严，禁止所有游行示威。9月8日，逾千名示威者仍在德黑兰聚集，保安部队开火杀死数十人，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
教士领导层宣称“逾千人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队杀死”，不过从今回想，黑色星期五的“主要伤亡”是反对派与国王政权“妥协希望的幻灭”。那些部队是由库尔德人组成，事实上他们受到狙击手袭击，经殉道者基金会计算，当天示威造成的死亡人数共有84人。同时，政府表现出来的暴行离间了其他伊朗人民和国王的海外盟友。
到1978年晚夏，许多伊朗人认为反对派的运动推翻国王政权已经变得“可行”，助长了更多的支持。10月的大罢工使经济陷入瘫痪，主要的产业全面停工，这“为国王的命运盖棺论定”。到了秋季，革命已得到广大且强力的支持，使得那些反革命的人们再也不愿意畅所欲言。有来源指出，“革命在1978年11月中旬已取得胜利”。戈拉姆·列扎·阿扎里将军(Gholam Reza Azhari)领导的军政府取代了尝试与反对派调和的伊朗首相谢里夫埃马米。
国王为了削弱霍梅尼联络其支持者的能力，他力劝伊拉克将霍梅尼驱逐出境，伊拉克政府从善如流。霍梅尼在10月3日离开伊拉克，前往科威特，却被科威特拒绝入境。3日后，他前往巴黎，在诺夫勒堡(Neauphle-le-Chateau)市郊安顿。霍梅尼虽然已远离伊朗，但是他在法国可更轻易地使用电话联系祖国及接触国际传媒。
穆哈兰姆月示威
12月2日，正值伊斯兰历里的穆哈兰姆月，超过200万人聚集在德黑兰的自由广场要求罢免国王及争取霍梅尼返国。
一周后的12月10日及11日，“总数达600至900万”的反国王示威者在全国各地游行。据一位史学家所说，“即使撇除夸大的数字，这个数字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高达1%全国人口参与的革命已极少听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及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的参与人数可能超过了全国人口的1%，然而在1978年12月10日及11日，超过全国人口10%的示威者参与了反国王的游行。
1978年末，国王正在物色首相人选，又向反对派人物招手，当“在数个月前，他们或许会接纳这种任命，视为梦想成真”，但这时“他们却视之为毫不重要”。在1978年的最后一天，反对派领袖沙布尔·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接受政府的任命出任首相，他旋即被反对运动逐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