穰侯失势真是被范睢扳倒的么？_秦国

原标题：穰侯失势真是被范睢扳倒的么？

秦赵大决战3：穰侯失势

在华阳之战和秦赵大决战（长平之战）之间，相隔了十三年。

考虑到五国伐齐（前284年）、鄢郢之战（前279-前278年）、华阳之战（前273年）相互都是五年左右的平均间隔，即秦国五年干翻一个主要大国，相形之下，这个十三年的间隔太过长了，也显得诡异。

究其原因，是秦国内部发生了重大变故，拖延了决战上演的时间。

其中最大的变故，便是穰侯的失势。前266年，秦国“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至此，这个主导秦国政局和战国历史四十年的重量级人物彻底退场。

后世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穰侯的失势是被范睢扳倒的。

比如司马迁就认为是“一夫开说”，这个“一夫”便是指范睢；司马光说的更直白，“若雎者，亦非能为秦忠谋，直欲得穰侯之处，故搤其吭而夺之耳”，范雎就是冲着穰侯的丞相之位去的，所以才想方设法的“阴”穰侯，是个彻底的“倾危之士”。

▲尿下逃生

那么这个说法是历史的真相么？穰侯真是被范睢扳倒的么？

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前306-前266这四十年间，秦国到底是谁说的算？

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才可能有答案。

对此一向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认为宣太后和穰侯做主，秦昭襄王不过是个傀儡；另一种便是秦昭襄王从来都是主心骨，大事得他拍板才行。相信两方都能找到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

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开始肯定是宣太后和穰侯做主，但随着秦昭襄王年龄的不断增长和他能力的提升，秦国的最高权力归属是不断向他倾斜的。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但重点不在这里，相比其他的“后宫干政”、“外戚专权”等历史现象，秦昭襄王、宣太后、穰侯这个“铁三角”之间，也许存在竞争关系，但更多的却是合作关系，至少在最终决裂前40年间，他们起码维持了表面和平。这是极为难得的。

▲芈家吉祥三宝

稍微拓展一点。世俗对于政治的理解，总喜欢把兴趣点放在争夺权力这一块，似乎政治就是争权夺利，为此不惜不择手段，各种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看着也很过瘾。

这当然是政治的一种，但却不是政治的全部，更不是重点。政治的真正重点是使用权力。

只有在使用权力上表现出正常的能力和贡献，所占位置才能稳固，否则即使想方设法地霸占，也自然会被人“夺”去。

这一点，在穰侯的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他能够屹立数十年而不倒，绝不仅仅因为他是宣太后的弟弟、秦昭襄王的舅舅，而是他在这个位置上表现出的能力和所做出的贡献。

对此历史自有公论。

《史记》如此评价：“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天下皆西乡稽首者，魏冉之功也。”

《资治通鉴》总结的更具体：“魏冉援立秦昭王，除其灾害，荐白起为将，南取鄢、郢，东属地于齐，使天下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魏冉之功也！”

对此，我们过去讲过的一系列经典战例都是有力例证，可以说，在穰侯主政期间，秦国放翻了韩国、齐国、楚国、魏国，大胜五年一个，即使放眼过往历史，都已经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贡献”了。

由此，即使秦昭襄王对穰侯一直心有不满，但他却没有公开“问罪”的借口，更不要说秦国王室贵族以及其它政敌了，穰侯“一贯正确”又贡献卓著，怎么攻击他？

而以穰侯如日中天的地位和贡献，他若是失势，原因应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身上先出了问题，这才有了给人攻击的把柄。

对此，历史有明确记载。

事情发生在前273年华阳之战以后。此时应正是穰侯的“人生巅峰”，他终于实现了可能已经持续十年的梦想——“打通咸阳-陶邑通道。”

如果说穰侯之前的个人私心和秦国进攻韩魏的战略追求不谋而合、无可非议的话，那么接下来穰侯的战略主张就“大有私心”了。

因为他的主张是以陶邑为根据地，向四周开展外交、军事行动。前270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应该是这一时期穰侯的代表性动作。

▲前270年战国大势图

个中实质，无疑是将齐国作为了秦国的下一个重点进攻对象。

在我们后人看来，这当然是个昏招，和“远交近攻”策略相违背，正如范睢所吐槽的那样：“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於秦。”

个中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但在当时这最多算是战略分歧而已，不能因为穰侯和秦昭襄王、范睢等人认知不一样，就说他错了或者有罪。

因此，最合理的“推测”，应该是穰侯在这个错误中的战略上渐行渐远，终于出了大问题，造成了重大后果。

大家来想一想，这个大问题是什么？

很显然，秦赵阏与之战。

这一战的起因我们已经说过，秦国要拿“蔺、祈、离石”等地置换赵国的“焦、黎、牛狐之城”，后者这三个城邑到底在哪里，已经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是中原或者河北之地，这个事情的实质同穰侯这一时期的战略主张相吻合，甚至不排除是穰侯主导的。

然而结果是秦国被赵国“赖账”了，秦国为了报复，发起阏与之战，却遭受了大败。

重点来了，后世有人认为，阏与之战秦军的主帅不是白起，而是胡阳，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他们的推理逻辑链是：秦昭襄王范睢要扳倒穰侯——不能用穰侯的人——白起是穰侯的人——白起不能用——用我们的人胡阳。

是不是很有道理？综合运用了派系论、阴谋论等现代分析理论？

然而这个认知根本站不住脚，最核心的问题：胡阳到底是谁的人？

胡阳“冒头”是在华阳之战中，“客卿胡阳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这一战胡阳是在穰侯的亲自指挥下配合作战。从这个事实推测，胡阳大概率是穰侯推荐、提拔的“客卿”而非范睢派系的人。

这个事情有两个佐证。

一个比较弱一些，在范睢同王稽入秦的路上遇上了穰侯，穰侯就问王稽有没有带外国人来啊？后来还专门派人搜查，也就范雎反应快才逃过一劫。这个事情反映出穰侯不欢迎东方的“客卿”，胡阳既然能在前273年以前就成为“客卿”，显然不会是政敌派系的人，而是穰侯自己吸纳的，这类“客卿”他就欢迎了。

另一个则比较强。那就是推荐胡阳的人，战后肯定会遭到处罚。因为胡阳指挥的阏与之战是秦国战史上的最大败仗，不是打败就完了，肯定要追究责任。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后来邯郸之战中郑安平投敌、王稽打了败仗，作为他们的推荐人，范雎就遭到了重罚。然而很显然，范雎在阏与之战后没有遭到处罚，这也有力证明胡阳不可能是他的人。

那么真相就呼之欲出了，胡阳是穰侯推荐的人，因为阏与之战的大败，穰侯势必要承担连带责任。虽然历史没有记载，但这的确是穰侯主政以来所出的最大问题，也为秦国造成了极大损失。

这才应是穰侯真正失势的开始。也是政敌们包括新晋的范睢终于“盼来”的把柄！

而在秦国总结、反思阏与之战战败原因的过程中，穰侯这一时期的一贯战略主张就遭到了质疑，甚至很可能被定性为错误。至于他的“个人私心”，便会成为政敌攻击他的另一把柄和诛心之论：你看看，就因为你个人封地的事，我们几万男儿死在了赵国的土地上！你怎么交代？

参考后来秦昭襄王在郑安平投降事情上对于范睢的“偏袒”，显然穰侯会受到更多的“保护”，起码“以其罪罪之”肯定不会实行到他这种人身上。

就算秦昭襄王有此心，上头还有宣太后呢，想把功盖当世的穰侯一撸到底，无疑不太可能。但穰侯自此失势也是必然的，这也是阏与之战后，历史再也没有他的“动静”的根本原因。

此消彼长，秦昭襄王和范雎的势力自然大大增强，最终形成对于宣太后、穰侯势力的反击优势。此时范睢才终于提出干掉以穰侯为首的“四贵”。

至于穰侯最终能够切实依靠的，自然是他的姐姐宣太后。而当宣太后都被废、去世后，穰侯的结局也就不难想象。当然，秦昭襄王做的始终不过分，终究还是念及他的巨大功劳，只是让他回陶邑养老。

以上。穰侯的真正失势主要是他自身的原因，范睢的确是冲着他的位置而来，这个可以确定，但如果穰侯自身不出问题，大概连秦昭襄王都拿他没办法，更不要说范睢了。这是政治阳谋决定的，而不是阴谋。

而事后看来，穰侯的失势和范睢的上位，恰恰矫正了秦国这一时期的错误战略方向，回归到了正确的战略轨道上来。

甚至因为穰侯的战略错误，范睢“为反对而反对”，反而得出了“远交近攻”的正确策略，最终为秦国发起秦赵大决战铺平了道路、做足了准备。

所以，从前273-前269这五年时间，秦国的这番冤枉路并不算白走，阏与之战的数万秦军也没有白死，因为正确固然需要证明，错误更需要证明。

而知道错的战略之后，对于正确战略，就将更为自信和坚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