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为道，医亦为道，元代士人为何弃儒从医？_途径

原标题：儒为道，医亦为道，元代士人为何弃儒从医？

在我国，一向有把职业分为三六九等的传统，不同职业的人，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人们可能因为职业而受人尊敬，也可能因为职业而遭人鄙弃。

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职业不断产生、旧的职业不断消散，但总体来说人们认为考取功名、进入官场是最好的“职业规划”。

可在元代，许多儒士开始“弃儒从医”，那又是为什么？

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历代的领导人几乎都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的“治国思想纲领”，因此，读书人或者说儒士的社会地位一向都比较高。

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正突出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可在我国历史上，却有一个朝代“一反常态”，并不看重儒士，在那个时代，许多儒士放弃了他们一度尊崇的儒家思想，转而学习医术。那就是元代。

为什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偏偏在元代出现了弃儒从医的现象？

在我国古代，人们重视儒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儒学是晋升仕途的主要途径。

至少中国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习儒学，就是为了高中状元、入仕为官。

尤其是宋代以来，科举已经成为了士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寒窗苦读十余年，大家都是希望入朝为官的。

而到了元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众所周知，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他们不懂得儒学、看不起汉人，通过科举入仕的途径几乎被废。

从历史上来看，元代官员选拔的制度似乎有很多，其中包括科举、国学贡举、怯薛出职、吏员出职、充任儒学教官、荫叙和承袭。

但其中，荫叙是元代文人选拔的主要途径。荫叙是指贵族子弟、官僚子弟凭借父亲的地位获得一定的官职，与普通文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怯薛出职也是类似，因为怯薛是蒙元时期的禁卫军，主要有蒙古、色目贵族官僚子弟或汉人勋旧弟子构成，这一条出仕途径也基本与普通人无关。

而普通文人能够晋升官职的途径主要是前面几条，比如科举。虽然早在1237年耶律楚才“请用儒术选士”的建议就被采纳了，但实际上，被选中的儒士除了被编为“儒户”、免除赋役之外，几乎与入仕无缘。

到了1313年，虽然科举重开，但元代的科举严格贯彻“四等人制”，对于蒙古人、色目人给予了特殊待遇。

例如，在考试难度方面，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为两组考试，考试的内容和要求均有不同，汉人与南人的考试难度会明显提升；

例如，在录取方面，表面上看起来四等人的录取名额相等，但实际上因为蒙古人、色目人的考试人数少，录取率更高。

根据数据统计，元代科举考试共举行16科，录取1139人，蒙古人、色目人占据一半。

由此可以看出，在元代，儒士想要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是很有难度的。

在科举制度之外，士人入仕的途径还有通过国子学考试。

但与科举制度一样，元代的国子学考试同样贯彻了四等人制，并且其中有50%的学生为蒙古人，剩下一半人则为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则被排除在外。

在元朝后期，国子学出贡的考试被并入了科举制度，但整个元代通过国学贡举进入仕途的总人数也不会超过400人，其中汉人就更少了。

吏员出职同样是元代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之一。

元代有“岁贡儒吏”的制度，这是指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提供一定数量的儒士和路一级的官员，出任中央各个机构的吏职。

据研究，元代地方每年平均总计会向中央提供儒士、官吏240人左右，其中儒士占到大约120人左右。

每年岁贡儒吏的数量比前朝以科举入仕的人还要多，但对于数量庞大的儒士来说，这几百人也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岁贡儒吏的官员来源十分复杂，还多被地方豪族垄断，士人想要顺利当上吏员也并非易事。

最后则是充任儒学教官，在国子学中教授儒学，是士人进入仕途比较理想的路径。但因为国子学教官名额非常少，谋得教职也并非易事。

因此，元代士人面临着入仕难的困境，既然无法“学而优则仕”，那元代士人自然要谋求其他出路。

早在唐朝，地方上就已经出现了医官，而到了元代，独立的医政体系形成，为医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

因此，一部分无法通过儒学入仕的人，就选择了从医这条道路。

在元朝，太医院是最高医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与医药有关的事务。

太医院下设御用机构（包括广惠司、御药院、御药局、行御药局、御香局） 、医官提举司、医学提举司以及惠民药局几大机构

医官在其中任职，都有不同的职务品级，并且也有充足的晋升空间和晋升途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具体来说，在大蒙古时期，医人因为能够经常接触皇帝，其能够以“皇帝顾问”的身份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而进入元代之后，医官也可以转迁为文武官，这让医官的政治活动不再局限于“顾问”，他们可以直接参与行政工作。

也就是说，元代庞大的医政体系，提供了大量入仕的机会，这是导致元代医官人数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代医人入仕主要有三条途径：征辟、保举和医学科举。

其中征辟是医人入仕的重要途径，这主要是因为在成吉思汗发动对欧亚大陆的征服战争后，蒙古人远离家乡、水土不服，始终受到伤病的困扰

而蒙古人自身的医学水平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借助于其他民族医疗力量。

不管是成吉思汗、忽必烈还是蒙古历任大汗，都十分重视医人，医人不仅是他们重点招揽的对象，甚至他们在屠城时都会先把医人挑选出来。

一开始，被“征召”的医人主要供职于太医院，为皇亲国戚、亲贵大臣看病。

后来，随着医政体系的完善，征辟医人已经不能满足元朝贵族对于医人的需求，因此产生了保举制度。

保举制度，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或者个人举荐名医担任医官。

这个制度让许多医人进入了医政体系、走上了仕途，但因为地方贪腐和任人唯亲，大量没有真才实学的医人进入了医政体系，最终产生了医学科举制度，让普通人也得以通过医学进入仕途。

正是因为医人有更多入仕的机会，部分有志为官的儒士就选择了从医之路。

成吉思汗

儒家一向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哲学，而科举制度则是能够衡量“达”或“穷”的重要标准。

在元代，科举之路阻塞，有理想抱负的儒家士人们“兼济天下”的道路就比较窄了。

这时候，儒士发现了医人与自己有不少共同点，主要是医人积极向儒学靠拢、研读儒家经典，并以儒家行为规范处事。

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罢黜百家”以来，儒家思想深入人心，精通儒家文化的人十分受人尊敬，医人也希望通过儒学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医学经典言辞简练、含义深刻，如果想要在医学上有所成就，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功底，而精通儒学就成了学好医术的前提条件。

这让儒士和医人交流密切，为儒士弃儒从医打下了基础。

而宋以来出现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无疑鼓励了那些失意的士人，让他们投入医人这个行业，以此来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

范仲淹同样认为“救人利物之心”是大丈夫应有的抱负，实现这种抱负有“为相”和“为医”两种途径，无法“为相”时，“为医”也是一条可行之路。

到元代医人地位提升、晋升空间增加以后，为医也可以兼济天下的思想自然更深入士人心中。

他们认可“医”与“相”都是利泽生民，且元代医人政治地位高，“医”作为一门技能，可以“列贵秩、班近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可以兼济天下了。

因此可以说，元代士人弃儒从医是因为晋升渠道受阻，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元代士人选择弃儒从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科举制度几乎被废，儒士的晋升通道堵塞，几乎没有入仕的途径；二是医人受到官方重视，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并且普通人通过从医进入仕途的可能性更高、政治前景也更光明。

因此，儒士们开始选择弃儒从医，但在当时，儒士和医人的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虽然有儒士选择了弃儒从医，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兼济天下”“利泽生民”的理想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