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夸”明朝的一句话，揭开一桩“脏事”，关乎大明兴衰_生活

原标题：金庸“夸”明朝的一句话，揭开一桩“脏事”，关乎大明兴衰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基宁

武侠小说巨匠金庸老先生，除了写武侠小说之外，其实也写历史散文，其中争议非常大的一篇，就是《袁崇焕评传》。

这篇人物传记里，金庸以满含深情的笔墨，盛赞了袁崇焕伟大的精神，顺便也把晚明王朝骂了个狗血淋头。别看金庸骂大明骂得这么狠，人家在这篇文章里，还是实实在在夸了明朝一句的:

“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特别是最后这句，"在万历初年......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那个年头，外国是啥样？咱们先不考证，但这一段话，确实道出了明朝一桩实实在在的辉煌成就：那就是明朝强大的城市卫生管理水平。

一、明朝版的“垃圾分类”

其实中国古代的城市卫生管理，历代都非常严格，到了唐宋年间时，更是非常成熟。

唐代对于随便倾倒垃圾的人，时要处以刑罚，有关管理部门倘若没起到监管责任，一样获罪。而根据《唐律疏议》记载，这可不是罚钱，两者都是要打板子的——六十板。不过完全靠行政管理，对于长安这样的大城市显然不够，于是经济杠杆就妥妥地起到了作用。

在唐代开始，就出现清理垃圾粪便为职业的人。而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干这一行的，别以为都是苦哈哈，还真有人因此而成了百万富翁。《太平广记》中记载，“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

到了宋代，环卫工人就正式“上线”，不仅拿月薪，还要发制服。“街道司”是宋代专门设置的管理城市环境卫生的机构，负责招募“环卫工人”，当时给出的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而环卫工人们则每天早晨负责打扫街道、清理生活垃圾等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唐宋年间起不但有着严格的法规，还有成熟的垃圾处理产业。

而到了明朝，这些制度得到继承的同时，卫生管理水平绝对是更进一步了。

首先，城市和乡村垃圾处理非常顺畅。有专门人员负责在城市回收垃圾粪便，然后运到乡村出售。各种生活垃圾都有专门的人回收。这些行为和意识，让很多传教士和老外们，来到中国后都大开眼界，于是乎用生动的笔墨记录了明代城市的垃圾回收。

比如被明朝政府抓来的葡萄牙囚犯盖略特•伯来拉就说“这儿还出售马桶里的粪便，……使用肥料的农民从每条街收购这种肮脏的货物，买去施用于植物和树木。而这种作法对于保持城市清洁很有好处。”老外们惊叹于，明朝人对粪便的回收。

而传教士曾德昭则说“他们的镀金家具和装饰，及妇女的珠宝，因需求和新奇，已为全世界所熟知……国家虽然如此富有，人民勤劳，谋生的手段和方法很多，但他们仍不放弃任何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东西。贵重物品虽然足够充裕，但仍有专人利用牛骨、猪毛，以及扔到街上的破布。”

而在这里，传教士们看到的就是明朝的垃圾分类，可以说是做到“物尽其用”，每一样被扔掉的物品，都有专人回收再加以回收利用。

这或者确实是出于中国人勤俭节约的民族性格，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明朝完备的垃圾处理产业链，是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的基础。

二、六百年前修的下水道，依旧坚固耐用

其实，对于那个时候造访明朝的外国人来说，“清洁”几乎是他们对中国的共同印象，亦如拉达在《中国札记》里的话：他们第一是极其清洁的，不仅在他们的屋内，更是在大街上。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除了明朝的公共卫生管理水平高超之外，另外一个在世界领先的是，当时明朝城市的排污排水设计和工程建设，绝对超一流的。

沈志华著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里说到这样一个案例：“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查看沟砖被侵蚀的程度。经过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

而《南京明城墙》一书中，也有介绍明朝城市水利设施的涵闸：“玄武湖泄水口的武庙闸，工程设计独具匠心，高达数丈的闸槽以及幽深的隧道，至今异常坚固，隧道里一把随水流不断旋转的绞刀，能切碎随湖水而来的杂草，使水路不被堵塞。”可以说，这个排水设计绝对是相当先进了。

而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里，对明代苏州城内的河水给予了充分的赞美：“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

可以说，只要在万历朝中期前，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上岸就看花了眼：这是一个多么富庶而洁净的大明啊！

三、变“脏”的罪魁祸首是万历皇帝？

前文所说的那些外国传教士的记载，今天也常被国人津津乐道，作为明朝的辉煌见证。

那么，明代的城市，是不是真的就一直这么“干净”下去呢？

其实，这些传教士的记录，主要集中在十六世纪下半叶，恰恰是明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隆万中兴”时代，当时的明朝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经济文化正空前火热，如明朝大学士于慎行的形容说“今都城如卖酱、屠沽有千万之资”。繁荣的经济，也推动了城市管理水平的进步。但如果把这类记录，当成明代的全部，那又是被摆了乌龙。

事实是，随着万历中期起，明朝吏治效率的日益衰败，曾经“无比整洁”的城市卫生，也越来越不行了。

就以帝都北京来说，明朝万历二十年的进士谢肇淛，就上奏北京城的卫生状况较差，已经到了“市上又多粪秽”的的地步。特别是每到夏天，一场雨水过后，街面上那是苍蝇蚊子乱飞。所以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疟疾等疾病，都要大流行。想自保健康？那得“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

怎么到了十六世纪末。明代城市就到这种地步了？

确实如此，《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城市里街道最整洁的要数金陵，最脏乱差的要数汴梁。汴梁有多差，一下雨，积水中粪水横流，泥水能溅到腰腹之上，好不容易晴上两天，一起风又是尘土飞扬，根本睁不开眼。北京虽然比南京要差很多，相比开封还好那么一点点。。

也就是说了到了明末，大城市的脏乱差，几乎成了“通病”。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是城市膨胀太快，以北京来说，以葛剑雄等现代学者的观点，明朝中前期时，北京也就七十万人，到了天启年间时，扩充到124万人。人一多，流动大，自然给城市卫生管理带来考验。而明末政治腐败，吏治效率低下，特别是摊上万历这么个皇帝，那就更加歇菜了。

他最出名的是“不上朝”，而且比不上朝还严重的是不办事，三十多年的怠政，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各级官员缺编严重。以万历年间大学士叶向高的奏报，六部尚书中，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地方官都缺成这样，城市卫生还有谁来管？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末的许多城市，会瘟疫横行，脏乱不堪。这个小细节，其实已经反映出行政效率的瘫痪。

城市卫生，不止是一个王朝的脸面，更是这个王朝管理水平的最好见证，特别是看过谢肇淛感慨的“北京疫病流行”，再参考明末惨烈的瘟疫，就更能看到一个历史真相：晚明的灾害与瘟疫，那号称灭亡了明朝的“天数”，其实就是“人祸”。越发恶化的城市卫生水平，就是其中缩影。

以这个意义说，明朝城市“脏不脏”的话题，更是一个明朝兴衰的晴雨表：即使是生产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对生活卫生的重视程度与处理结果，关系着一个王朝的兴衰，更考验着一个政府的行政能力。明王朝的辉煌与叹息，就是生动说明。

参考资料：杜车别《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明冤》、曾德昭《大中国志》、拉达《中国札记》、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陈旭《明代瘟疫与时代社会》、牛晓《我国古代对于城市垃圾和粪便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