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柔道”方式对待功臣良将，用这些人专权却埋下了动乱祸根_功臣

原标题：刘秀“柔道”方式对待功臣良将，用这些人专权却埋下了动乱祸根

汉光武帝刘秀除了经济方面政策的改善与提高，在政治制度方面，针对西汉末年皇帝失权，外戚强臣擅政的状况，刘秀也做了许多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

开国功臣是刘秀夺取天下的主要依靠，没有他们的支持，刘秀是很难登上帝位的。因而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刘秀赐予他们许多官爵名号和兵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建武十三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也被铲除，全国战争基本停止，他就开始对功臣采取限制措施。当然，和文盲出身的汉高祖“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肆杀戮功臣不同，文雅的光武帝则是以“柔道”方式剥夺功臣军权的。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自平定陇、蜀后，非紧急情况，刘秀不再谈论军事上的事情。一天皇太子向他请教攻伐之事，刘秀意味深长地说:“古时卫灵公向孔子请教攻战之事，孔子并没有回答。率兵打仗不是你力所能及的。”这自然是对手握重兵的功臣们的一种暗示。

那些开国元勋当然明白刘秀的用意，邓禹、贾复等皆“知帝欲僵干戈，修文德”，纷纷上缴兵权，转而学习儒学。刘秀不仅夺了功臣的兵权，还不令他们参与政事。对于一些中央的重要部门，更是不许这些功臣任职，而是任用一些文臣，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可参议国家大事。

当然，不给点好处，怎能安抚功臣们的心。于是刘秀先后分封三百六十余人为列侯，给予他们优厚待遇，让他们与儿孙一起安享天伦之乐。当然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比起西汉要少很多，如邓禹、吴汉二人，仅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不足以构成威胁。刘秀不以功臣任职，其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功臣(尤其是他们没有战功的子孙)势力膨胀，结党营私，犯上作乱。用刘秀冠冕堂皇的话说，这是“退功臣而进文吏”。

对于外戚，刘秀不让他们参与政事，不给他们尊贵的地位。如阴丽华的哥哥阴乡侯阴识虽然在刘秀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是外戚，还不能增加食邑。

在中央行政制度上，刘秀虽然沿用西汉旧制，设置了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任宰相之职，但却徒有其名，而无实权，只能做一些一般官员做的文案之类的工作。实际权力已转向中朝的尚书台。“尚书”原来是少府辖下的机构，汉武帝时以“尚书”为基础，选用一些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侍从和助手，给他们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头衔，组成宫中决策机构，称为“内朝”或者“中朝”。

原来的三公九卿等朝廷官员称为“外朝”。外朝无决策权，只是执行内朝命令。经过汉成帝改革，尚书职权、机构得到扩大。到了东汉刘秀时期，他更重用内朝官员，经过裁撤合并许多中朝官职后，尚书遂发展为总揽朝政的最高机构，正式称为尚书台。其长官称尚书令，秩禄一千石;副手为尚书仆射，秩禄六百石。尚书台下设有六曹分掌各类政事，，每曹还置丞、郎若干人。

尚书台任用之人多为皇帝挑选的亲信近臣，这样就更便于皇帝掌控尚书台，从而加强皇权，控制中央，削弱相权。自此以后，此种设置延续整个东汉王朝。无怪汉安帝时的官僚陈忠说:“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

《后汉书·陈忠传》光武帝除了通过尚书台独揽大权以外，还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负责传达皇帝的旨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奏章。光武帝通过贴身的阉臣掌管全国军政大事，这样就更保证了他的专权统治，但也埋下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的祸根。

在地方政权上，由于东汉初年人口大为减少，而郡县设置过多，不便于政令通达，提高行政效率，于是刘秀裁并了四百多个县。这样不仅节约了财政支出，同时也加强了对百姓的控制。同时刘秀承袭西汉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二个州和一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向各州派遣刺史监察官吏。但其职权却比西汉加大许多，刺史除了监察二千石官吏以外，还可以荐举官员、复审案件，年终向皇帝报告，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地方行政的管理。

为了削夺地方兵权，防止叛乱，光武帝对地方兵制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内郡的轻车、骑士(骑兵)、材官(步兵)、楼船(水兵)等地方兵种;罢省郡都尉，其职由太守兼领;取消每年秋季地方征兵操练的都试。这些措施既节约了军费开支，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又减轻了地方对中央的威胁。

在削夺、辞退一大批功臣以后，为了维系机构运转，稳定社会，刘秀改革了人才选拔制度，以扩大阶级基础，吸纳更多优秀人才参与政事。一方面承袭西汉的察举制度、任子制度，另一方面，完善征辟制度，将其制度化。“征”就是皇帝下诏书特别征召地主阶级中的“名流”做官;“辟”就是公卿大臣以及郡守刺史自行聘请有能力的地主知识分子做下属。

征辟由三公及郡守为之。光武帝对察举、征辟的实施情况非常重视，被录用的官吏必须要符合“德行高妙”、“明达法令”等标准，否则荐举者以及被荐举者都将治罪。然此两种途径终被政治、经济实力雄厚的豪强大族所操纵，他们并不看重被举者的品行才干，而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为目的。

而一些士人为了跻身上层，也往往依附这些豪族，甘当“门生”。从而使得豪族士人之间互相勾结，庇护，结成庞大的门生故吏网，垄断察举、征辟。任人唯亲不唯贤，一味以权谋私.巩固集团势力造成“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可笑现象，对东汉后期政治影响巨大。

刘秀曾游学长安，饱读诗书，深知思想文化教育对国家统治，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因此特别尊崇儒学。四处求访儒雅之士，重礼征聘，许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蔽”不仕王莽的儒生“莫不抱负琐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儒林传))。

建武五年，在“宫室未饰，干戈未平”的困难局面下，刘秀就着手重建了国家官学—太学，并恢复设立五经博士，命令名儒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其中《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氏三家;《诗》有齐、鲁、韩、毛;《礼》有大、小戴;《春秋》则为严、颜两家，共十四博士，由九卿之一的太常总领。儒学的弘扬，太学的设置对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开始了东汉王朝从“马上”建国向文化治国的转变。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确实使得百姓生活提高，经济发展，国家政权稳定，中兴之象成矣。然而这些措施终不能确保东汉江山永固，千秋万代，历史总是在发展的，这些初期对社会进步还能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措施到最后竟成了障碍。

皇权过度集中，无人加以限制，一旦出现昏君，或者皇权旁落为外戚宦者权臣所用，必将对政权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思想文化的专制，使得儒学为上层集团所垄断，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并利用当时的选举体制，结党营私，最终演化成政治集团，对学术和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东汉后期，这些矛盾危机终于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