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如何击败黄老获独尊？大儒曾讥笑黄老之学被罚兽圈与野猪搏斗_皇太子

原标题：儒家如何击败黄老获独尊？大儒曾讥笑黄老之学被罚兽圈与野猪搏斗

汉初，接受秦朝速亡的教训，认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并不能保障国家永固，因而采取一种新的富有变通性的办法来管理国家。这种办法概括地说，就是在指导思想上崇尚“黄老无为”政治，在国家制度上实行设郡县与行分封二者并举、相互补充的双轨模式。

皇帝的清虚无为酿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老百姓所受的束缚和压榨都大大缓解，有利于他们“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医治因长期战乱所致的民生凋敝、国家虚弱的创伤。同时，“黄老无为”政治的盛行，客观上也为思想界百家学说的重新复苏创造了机缘。儒、墨、名、法、阴阳、道纷纷登场，道即是最为兴盛的黄老之术。帝后将相虽好黄老，但由于朝廷的民主、放任态度，对各家一视同仁，都立学官，因此并没有形成一家独尊的学术专制局面。尤其是儒家，

公元前141年正月甲子日，汉景帝崩于未央宫。当日，皇太子刘彻即皇帝位，年仅16岁，是为汉武帝。武帝自幼聪慧，《汉武故事》说他“少而聪明有术，与宫人、诸兄弟戏，善征其意而应之，大小皆得欢心。及上在前，恭敬应对，有如成人”。因此，深得景帝器重。景帝的宫廷中，黄老气氛十分浓厚，尤其是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喜好黄老的程度近乎偏执。

有一次，她召来《诗经》专家辕固生问对。辕固生对黄老之学很不以为然，竟当着她的面说老子的书“是家人之言”。家人，在民间即是指私属，在宫廷中则指无位号的宫女子、宫嫔。窦太后一听非常生气，怒声反讥说:“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城旦，为秦朝的一种刑罚名。窦太后的意思是，你们儒家学说比起道家峻急多了，儒家经典就像律令之书一样冷酷无情。窦太后一怒之下罚他到兽圈里去与野猪搏斗。

景帝想不出办法来改变母后的决定，只得给辕固生一把锋利的武器，要他好自为之。辕固生入兽圈后，一下子刺中了猪心，才算捡回一条性命。窦太后的个人嗜好，对整个宫廷气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可见，身为太子的武帝在他所接受的教育中，黄老之言正是不可缺少的必修科目。但是当时的太子太傅(即武帝的老师)实际上又都是儒者。景帝为太子择定的第一位教习是大儒卫绾。

太子是一国之本，汉代朝廷历来十分重视和慎重对待太子的教育。因而所考虑的人选，不仅要看他的才能和德行，而且要看他的学术出身和政治意识。太傅名义上是太子学问上的老师，但几乎任何人都知道，这位老师对太子的影响远不止于学问，他对日后皇帝政治风格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确实关系着朝廷的前途和天下的安定。

既然太子太傅的选择是如此慎之又慎的大事情，那么完全可以想象，这一问题的得到解决，应当是不同观点和各种争论最后平衡的结果。目前很难考证，窦太后对景帝拜二位儒者为太子太傅究竟持什么异议，但这一人事安排与当时宫廷气氛不甚调和，确实诱发了某些最终导致革新的早期因素。太子刘彻在课业安排上，也许受到的是多元文化的教育，这与当时百家并呈的自由学术背景是相符合的。窦太后无疑希望将皇孙栽培成一名履虚蹈静、气闲神逸的潇洒君王，但黄老无为思想本身，并不允许她在有关皇孙

培养问题上过分固执地坚持一言堂。而实际施教的太子太傅，其言传身教无不透出整严端饰、行规言矩的儒者风范，太子所受的耳濡目染，对于他如果一旦要从多元文化中作出选择的话，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很显然，太子若是成长为一名有所作为的帝王，那么他的任何革新举措将不会符合黄老之术，他改革的对立方首先来自他的祖母—窦太后。

年轻的汉武帝一即位，就着手组织他新的行政班子。他以老师卫绾为丞相，封舅田蛤为武安侯。田蛤志趣广泛，原为杂家，习诸子书兼儒、墨、名、法，但后来改为专好儒术。建元元年(前140年)六月，卫绾以病免丞相，武帝用儒者窦婴为相并拜田蛤为太尉。婴、蛤二人又推荐儒者、《诗》专家申公弟子赵给为御史大夫。前太子太傅王减，同样受到婴、蛤二人抬举，任至郎中令。武帝匆匆搭起这个清一色由儒家组成的领导班子，明显表现出尊儒的趋势。儒学家们也从这位新君的锋芒初试中，敏感到了某种鸿运的到来，他们大受鼓舞，加紧了各种准备活动以迎接机会的来临。

建元元年冬十月，天下儒学命运大转折的时机到了。汉武帝怀着“任大而守重”的使命感，心情庄重地诏丞相、御史、列侯、诸侯相等高级官僚，各举四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到朝廷接受策问。举行这次廷问的目的，是要解决汉王朝的思想路线问题。自高祖刘邦立国以来，朝廷从来没有明确以何种学说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黄老之术仅仅受到崇尚而没有获得法定理论的地位。这种现象随着国家各项制度和事业都走上正轨，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越来越不适合时代之需要。那么究竟应采纳何种理论来安邦定国呢?这正是武帝日夜思虑的问题，也正是他召集此次廷问的原因。

从帝国各地应召而来的举子有一百多人。武帝连下三制，向举子们表示广招四方豪俊博学之士的诚意，策问古今之治道。在这三制中，武帝把他日夜思虑的一系列问题全摆了出来，并着重说明他“夙夜不逞康宁，永惟万事之统”，“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就是说他深虑的是贯穿一切事情的具有根本原则性的最高理论问题。这个理论问题，实际上就是汉初已经流行的关于“天人相际”的学说，即天人感应论。武帝希望举子们从“天人相际”的哲学高度来阐明先王之业、古今之道，帮助他实现德泽四海的伟大目标，从理论上来解决政治指导思想的问题。

一百多个举子中，有儒家，也有其他学派。这次诏举策问是汉朝开国以来首次思想文化界的大集会，由皇帝亲自主持。学者们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期待才遇上这么一次盛会，很自然，谁也不愿放弃这个一显身手的机会，他们争相对策抒见。

儒家的一个代表董仲舒在集会中脱颖而出。他是文、景气氛熏陶和培育出来的汉代第一位有系统思想体系的经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

董仲舒，广川(治今河北枣强东北)人，生卒年代大约在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间。自小潜心发愤，“论思《春秋》，造著传记”，。以治《公羊春秋》著名，著有《春秋繁露》等书。他的思想以《春秋》为基础，揉进阴阳五行来发挥阐扬先儒思想，开创并奠定了汉儒思想的规模。他又设帐授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其为人严肃，行动言谈必守古礼。当时学者都以礼尊重他，司马迁就曾师事他。道德学问如此，董仲舒因而很自然地成了汉儒领袖人物。

《汉书·五行志》说:“汉兴，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景帝元年(前156年)，他为博士官。武帝这次举贤良文学，连下三制，董仲舒也在举中，制的总题目又恰是他所长，于是就三上(对策》，发挥他的天人感应说，史称《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中，他一一对答了武帝的制题。其说大略可归纳为如下几条内容:

(天人三策》基本上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的思想体系表达了出来。他为汉武帝设计和描绘了一幅天人合一、阴阳调和、君民治乐的社会均衡蓝图及统治方案，把汉武帝的施政大纲和远景规划神圣化、理论化、具体化，与汉武帝的思想意图十分契合。从本质上讲，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旨在努力说服皇帝以“民本”观念作为其全部施政实践的出发点与归宿，借此把儒学抬高到社会主流思想和国家政治理论的地位上去，因为汉儒们认为只有儒家思想才代表全民的整体意志。

董仲舒看不惯《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的学术自由风气，告诉武帝说如今道理彼此相异，诸子百家的方向殊途，意旨不同，这种局面造成了全国上下的思想混乱，上面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多次改变，使得下面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好。因而他比附《春秋》大一统精神，提议以儒学实行学术上、思想上的大一统，说《春秋》重视的大一统，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愚臣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科目和孔子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地发展。邪僻的学说消灭了，然后学术的标准就可以统一，从而法度也可以明白，人民就知道所应遵守的方向了。

在这次廷问中，丞相卫绾十分确切地把握了整个形势的走向，他领会了武帝的真正倾向，于是上了与董仲舒所提对策相一致的奏言:所举贤良中，有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学问的，都是扰乱国政，应全部罢黜不用。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卫绾所奏罢黜的对象，实际只是法(商鞅、韩非)和纵横(苏秦、张仪)两家，应当说正是董仲舒要罢黜的百家的主要对象。卫绾根据董仲舒的主张提出奏言，二者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董仲舒之反对法家，是为了禁止严刑苛法，代之以他所推明的孔孟的德治。他之反对纵横家，是为了求得社会和政治上的稳定。从此，董仲舒成为学术大一统的象征，他在学界和思想界“为群儒首”的地位，得以进一步确定。

建元诏举贤良方正是汉统治者对政治指导思想新的寻求，也是各家学派争夺官方学术、国家统治思想地位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儒家胜利了。在专制政权下，理论必须经过钦定才能充分显示并实现它的现实性。经武帝钦定，儒学正式从私家性质的子学上升为经学即官方学术。这表明经过几百年经验和摸索，统治集团终于选择和确定以儒学为政治上的主导思想。儒学作为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主流统治思想的地位，从此确立和莫定。

建元对策后，儒学遭到了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派的阻挠。武帝要将尊儒制度化，意味着意识形态的重大改革，意味着黄老思想的主流、指导地位受到挑战和被取代的威胁。黄老的官员们不甘黄老指导思想的地位被取代，紧接着组织反攻。他们具有政治上的力量，窦太后就是他们的首席代表。窦太后菲薄《五经》，以为儒者文多质少，瞧不起他们，阻挠儒家的发展。她首先向执行尊儒的丞相卫绾开刀，建元元年对策后不久，卫绾就被免去了职务。这次儒道较量，窦太后阻遏了儒家在对策后发展的势头。

接着，武帝继续用儒者窦婴、田蛤、赵绾、王臧为卿，第二年斗争就更激化了。十月，赵给向武帝奏言诸事不必请示东宫，要夺窦太后的权。这下大大激怒了窦太后，她派人暗中查得赵绾、王臧的一点小过失，去责问武帝。本来古制，先帝死后三年，新天子应守制不改父道。武帝如果一上台就兴制改作，于古制就不大符合，而且，武帝毕竟还年轻，加上祖孙关系，汉以孝治天下，他自己又是靠着窦太后的势力做皇帝的，只好顺着她。于是不免就牺牲了这几位儒家首领，赵绾、王臧下狱自杀，窦婴、田蚡两人被免去职务。儒家学说于是在统一王朝公开的冲突中再遭败绩。

到建元五年，武帝二十岁，窦太后也快死了，操纵政权不那么容易了，于是《五经》博士得以乘虚置立。次年，窦太后死，儒家发展的障碍得到消除。田蚡复出，当了丞相，大搞反攻倒算，“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在窦太后驾崩的哀乐声中，儒家庆贺他们的胜利，黄老的主流、指导思想的地位终于被取代。